《社会性别批判的女权主义》|第二章：社会性别批判的女权主义的激进之源(下)

本期导读：

• 梳理了从重视女性差异、女性宗教到技术进步、语言变革、意识提升及终结性别分化的六类激进女权主义方案，并逐一评述了各方案在反抗父权制中的实践价值与潜在局限性。
• 深入辨析「废除生理性别」与「废除社会性别」方案的本质区别，指出生理性别作为客观现实无法被社会性地解构，而真正应被废除的是堆叠在生理差异之上、制造等级制度的社会性别范畴。
• 探讨了在去父权制乌托邦中人类存在形式的个人猜想，认为即使废除社会性别，生理经验仍会使群体间保留某些偏好差异。

2.2.3 乌托邦与解决方案

正如我们所见，不同的激进女权主义者对女性受压迫问题有着不同的解决方案。我们至少可以辨别出六个大类，尽管或许还有更多：重视女性的差异性、女性宗教、技术进步、语言变革、意识提升、终结生理性别分化，以及终结社会性别范畴的社会构建(社会性别废除主义)。让我们依次来看。

1. 重视女性的差异性。部分激进女权主义者在颂扬女性差异性中看到女性受压迫的解决方案。暂且撇开造成男女差异的因素(生物学、文化，或二者的结合)，只需注意到男女间确实存在差异。按照这个观点，问题未必在差异本身，而在人们处理差异的方式。女性常被视为低人一等，而实际她们独特的特质与男性互补(从而平等)，或者是优于男性(从而不平等，但颠覆了等级秩序)。一种「母性主义(maternalist)」立场认为，女性因具备母性本能而具利他主义精神；因为性冲动较低而更具美德；女性能将社会从男性带来的「破坏、竞争与暴力」中拯救出来(这一立场在第一轮浪潮中得到发展)。卡罗尔·吉利根在1970年代与著名男性心理学家合作时注意到，他们聚焦分离、自主和独立，而她访谈的女性都在谈论关系与相互依存。这引导她主张女性处理道德问题的方式存在差异，并进一步得出结论，男性的非关系性思维来自道德发展出现偏差(而男性身份的启蒙过程很可能就是始作俑者)。女性将她的思想应用于伦理学，发展出了女权主义的「关怀伦理学(ethics of care)¹」。

此处有一个关键点。追求此种解决方案的女性——后来被称为「差异女权主义者(difference feminists)」，她们试图通过重新评估女性的差异来瓦解女性的从属地位，不再将女性差异视作逊于男性的标志，而是将其视为与男性平等、甚至优于男性的依据²。我们无需否认差异存在；正如麦金农所说，「你能想象抬高人口的一半来贬低另一半，却能造就一个所有人皆相同的群体吗？」但令人担忧的是，颂扬差异可能在强化、甚至永久化这类差异，使男女都更难摆脱预设差异的束缚。斯蒂芬妮·柯林斯在《关怀伦理学的核心(The Core of Care Ethics)》中主张，关怀伦理学可以(且应当)完全从女性身上剥离出来，并作为一套独立的、供所有人运用的伦理学体系。

2.女性宗教。1971年，马里布的一小群女性成立了苏珊·安东尼女巫分会一号(Susan B. Anthony Coven No. 1)，当时的一场实验逐渐发展为一个由二十至一百二十位女性组成的团体，她们每年举行二十一次集会来庆祝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和满月。她们以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问题为起点，即「你是否认为一种本质上基于常识的宗教存在？」，并给出答案「这种常识应颂扬现实事物与当下生活的改善，而非荒谬地寄望于死后的虚无。」她们自视为女权主义女巫，践行戴安娜式宗教。「戴安娜³(Diana)」是欧洲对月亮女神的称呼；她们的巫术包括对这位女神的崇拜，同时也包含「一种以女性为中心、仅限女性的女性奥秘崇拜」。但这位「女神」的本质是自然：『每当我们谈论女神时，真实所指是生命之本(Life)——即这地球上的生灵(life)。每当我们提到「女神」时，都深知她就是生命的赋予者、生命的维持者。她是自然之母』。

这些女性经营着一间蜡烛店，并研习观星占星术。她们中有女祭司和导师、灵媒，及塔罗牌占卜师⁴。对这些女性而言，「女巫(witch)」即有灵性力量的女性，而她们正是女巫。她们将女巫分会命名为苏珊·安东尼，源于这位女权先驱被记者嘲讽地问道死后将去何处时的回应——「我既不上天堂，也不下地狱，就待在这里完成女性革命」。在苏珊·安东尼女巫分会的宣言中，我们能够看到女性对掌控自己的身体、姐妹情谊、女性自主组织以及反抗父权制和批判父权制宗教的承诺。《女性奥秘圣典(The Holy Book of Women’s Mysteries)》在封面承诺提供「女权主义巫术、女神仪式、咒语施放和其他属于女性的技艺……」。

如今人们很容易将女权主义巫术实践斥为伪科学和神秘主义。但它确实起到了若干重要作用，包括追溯父权制出现前的异教信仰，并重新引入其中一些肯定女性的传统；确认女性权利；在女性之间建立姐妹情谊和团结，从而形成足以支撑政治组织度过艰难时期的社会纽带；此外，它通过创造仪式与庆典，以及赋予女性在主流父权社会中被剥夺的社会职能(例如作为女祭司)，使女权主义变得富有生趣。

3.技术进步。费尔斯通构想的解决方案则不同，它是技术性的。她将女性受压迫的源头定位在女性的生殖功能，以及妊娠期、哺乳期和照料幼儿时带来的束缚。她主张将生殖过程移到女性体外，例如在实验室中实现(如今在「体外生殖(ectogenesis)」这一术语下进行讨论)。摆脱身体负担后，基于生理性别的劳动分工将不再必要。部分女性对解决女性问题的技术方案深感忧虑，因为技术往往由男性设计、由男性控制并为男性利益服务。此外，该提议还引发诸多针对可行性与伦理的质疑。只要女性仍在生育，两性平等就真的无法实现吗？人造子宫生殖技术能否大规模实现？遗传物质(精子或卵子)提供者应当对其产下婴儿承担何种道德责任？是允许企业掌控这种实验室生殖，抑或将其视为国家事务？是否允许选择生理性别？我们能否预见这一系统将复制现存的社会不公？基于其观点「当女性不再充当生物繁育者时，我们将变得失去价值」，德沃金是否有理由对这项技术感到恐惧？

4.语言变革。还有另一群激进女权主义者聚焦于我们今天可能称之为「语言抗争运动(linguistic activism)」，这是一种专注于词汇、概念与含义重构的行动。玛丽·戴利和简·卡普蒂合著了《韦氏第一版新星际恶女英语(Webster’s First New Intergalactic Wicked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⁵。这本词典充满了新词以及对旧词的新释。谩骂之词被夺回并赋予新的含义，例如「catty(刻薄/猫一样的)」变为「自立、独立、坚韧；兼具猫的野性、巫魅与反叛特质」。新概念帮助女性直面其历史并将自身视为一个种姓，例如，「女性灭绝(gynocide)」一词被发明出来意指「有计划、制度化的、对女性精神和肉体的摧毁；蓄意采取系统性手段(如杀戮、身体或精神伤害、不适于生存的环境、阻止出生)，旨在摧毁作为政治文化力量存在的女性，根除女性/生命-逻辑(Bio-logical)⁶的宗教和语言」。可以预见，数千年的男性支配已在语言中根深蒂固；这是女性直接尝试改写一些更为明显的父权词汇和概念，并对语言做出女权主义贡献的尝试。

此类解决方案的局限性在于，语言通常无法通过法令更改，而是取决于该语言社群其他成员的接纳度⁷。此外，目前尚不明确语言变革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女性因语言而遭受支配或歧视的物质现实。J.K.罗琳通过《混沌之血(Troubled Blood)》⁸中侦探科莫兰·斯特莱克的台词完美地诠释了这一点，他对学生活动人士说道：「你们尽管**的去……夺回那些语言。但你无法通过单方面认定……谩骂之词不再具有……侮辱性，就改变……现实世界的态度」

意识提升。凯瑟琳·麦金农主张女性遭受的压迫既有物质层面的，也有心理层面的。她写道『那些在娇惯和安抚中被驯化，进而被剥夺主体性和人格的女性承受着痛苦、孤立和事物化(thingification)——这些女性「由于长期身为无足轻重之人(nobody)已变得压抑、扭曲且危险」』⁹。消除心理压迫的解决方案是意识提升，即女性通过小组聚会讲述和探讨自身经历。麦金农指出，在意识提升的过程中，「男性支配的影响通过女性经历的集体叙述——即立足于该经历的视角——得到具象的揭露与剖析」。在她的论文编者注中，意识提升被描述为「挑战传统权威和客观性观念，并开启对现有权力结构、我们的自身经历，和理论本身的辩证质疑」。意识提升是拆解女性特质社会化的起点，首先觉察其存在，继而在其他女性的支持与团结中致力于打破束缚。这种解决方案是激进派特有的；她们将女性社会化过程诊断为根深蒂固的女性特质的持续塑造，认为即便物质层面的桎梏被打破，这种塑造仍将持续禁锢女性，而意识提升正是对此诊断的回应。

作为一种解决方案，意识提升在女权主义起步阶段最为关键。但在女权主义思想已广泛传播，且我们已经能充分阐释维系女性压迫、女性被塑造成(或企图制造成)具备女性特质的机制的背景下，意识提升的核心地位可能有所下降。然而，作为对占据社会主流的女权主义观念的一种反制，它或能在当代女权主义中重新赢得一席之地。

终结生理性别分化。一些激进女权主义者认为，消除女性压迫的方案在于终结按生理性别对人类进行分类的社会实践。玛丽莲·弗莱将阐释(生理)性别歧视作为她的研究课题之一，最终得出的观点是：「个人行为和实践都是(生理)性别歧视的，它们强化并支撑着……创造并强制执行精细且僵化的生理性别标记(sex-marking)和生理性别宣告(sex-announcing)¹⁰模式的文化和经济实践，这些模式又沿着生理性别的界限，将物种划分为支配者和从属者」。对(生理)性别歧视的反抗将瓦解这些结构，并推动我们「自我重建和改写」的实践。弗莱在指出我们「表演」社会性别(gender)时，预见了朱迪斯·巴特勒的观点：

真的，一旦你看清了这一点，这便是一场奇观：这些人类如此痴迷于装扮、扮演并相互「规训(fixing)」，只为让所有人都践行并活出这样一套理论——即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生理性别，且二者永不交叠、永不混淆、永不融合……而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却因「扮演男性特质/女性特质角色(butch-femme roles)」和进行「男性特质/女性特质的变装(drag)」而遭受嘲笑与审判，这倒也妙极了。毕竟在公众视野中，没有任何人能像那些体面的异性恋者一样，无论在夜晚外出、前往教堂，还是步入办公室，都将男性特质/女性特质的变装演绎得如此淋漓尽致。

弗莱在文章的大部分篇幅中都在阐释生理性别是如何通过着装、举止、言语和行为得以「昭示」；她明确指出，我们极其重视标记自身的并辨识他人的生理性别。她的核心主张是，若无种姓界限，支配-从属结构便无从建立，而这些特定的种姓界限又依赖对生理性别的持续识别。关键点在于：女性的压迫「无法脱离群体与个体范畴的清晰界定存在……如果对究竟该遏制贬损哪些个体、又该对哪些个体实施支配常存疑虑，那么种种壁垒与力量便无法被精准定位和施加」。

弗莱指出一个正是当今许多女权主义者热衷拥抱的解决方案，即模糊甚至彻底抛弃生理性别范畴。一些拒绝遵从社会性别规范者刻意将生理性别宣告和生理性别标记混为一谈，正是这种思潮的体现。有人主张我们应该停止语言中的生理性别宣告，转而对每个人都使用社会性别中性的代词。有人声称生理性别是一种社会建构，或生理性别远比我们预设的复杂，或生理性别存在连续谱¹¹。事实上，当弗莱说「生物连续谱上，部分人处于定义并不那么明确的两极(poles)之间」时，表达的正是此类主张的一个版本。麦金农亦有同感，她指出，「自然界中的生理性别并非双极结构(bipolarity)；它是个连续光谱。但在社会中被塑造成相反的两极」。如果生理性别是等级制度施加的对象，那么一种解决办法就是让生理性别「消失」(或如莫尼克·维蒂格所说的，「废除」生理性别)¹²。

有理由认为消解生理性别并非良策。首先，生理性别不是由社会建构的。在哲学领域，当我们谈论「社会构建(social construction)」时，通常指纯粹的社会实体：典型例子如金钱、大学、企业等。例如，倘若人们不再共同认可大学授予学位的权威，大学便丧失这种权威。亦不会存在学位这种赋予人们身份并使其提升就业竞争力的事物。岩石、山峦与湖泊存在于世，无论我们做什么，它们都恒久地在那里。然而「大学」、「学位」和「授予学位的权威」之所以存在于世，是因为我们，是因为我们共有的信念与态度。生理性别如同岩石和树木；社会性别则如同金钱和大学。无论我们是否选择在意，生理性别都客观存在。而社会性别则依赖我们(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¹³存在。女性特质社会化的内容因时因地而异。我们创造了一个限制女性机会的世界，随后又以女性缺乏成就为由，为维持这些限制的正当性辩护。我们把女性构建成被动的、客体、其存在本质上是为了男性的人群(而男性则被塑造成主动的、主体、其存在只为自身的人群)。当激进女权主义者说社会性别是社会构建的时，她们旨在强调某些事物的存在完全源于社会态度的特殊意义。维系社会性别存续的「粘合剂」正是人类的态度、信念和与期望。对生理性别而言并非如此。

当一个事物的含义是有害的或伤人的，指出其社会构建的事实往往是寻找解构路径的第一步。这正是第二轮女权主义者首次使用生理性别(sex)/社会性别(gender)区分时所尝试实践的。这种策略用在金钱和大学这类事物上是奏效的(尽管一旦建构，便难以轻易拆解)。但对岩石和树木使用这个策略无疑是徒劳的。想象一下，如果因为人们总被岩石绊倒，我们便宣称要停止觉察岩石的存在并拒绝提及它们。这只会导致一群人在短期内假装看不见他们明明看得见的东西，且不太可能阻止人们继续被绊倒。既然我们已经察觉到岩石存在，最好的办法是将其从路上清除。若真如某些人所言，伤害人的是生理性别而非社会性别(这一说法存疑)，我们更应提高人们的认知，学会辨析哪些后果是、哪些不是由身为特定生理性别必然导致的(这正是社会性别废除主义者的实践，下文将详述)，而非辩称生理性别不存在。既然生理性别从一开始就不是「社会构建」的，那么解构它——包括废除它——便是不可能的。

其次，如上所述，尚不明确改变术语和概念是否真能先于有意义的政治变革发生——后者需要改变人们的信念、态度和行动。或许人们会停止提及生理性别，因为他们意识到这样做会招致社会制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将不再觉察生理性别、不再针对生理性别做出反应，或者不再抱有(生理)性别歧视的信念或期待。强行推动语言或概念的变革，未必等同于确保真正的道德或政治变革必然发生。

社会性别废除主义。与其让生理性别「消失」，另一种替代方案是让我们堆叠在生理性别之上的错误期待「消失」——即所有关于两性生殖及其他生理差异必然导致何种结果的预设。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其思想领先于时代)、波伏瓦、弗莱和其他人均得出以下怀疑论的结论：我们根本无法确知，男女在行为、能力或兴趣上的差异源于其生物学本质，因为我们从未有过生物学现实能脱离结构性约束而存在的语境。

许多第二轮主权主义者认为，社会性别驱使人们进入生理性别角色，由此形成使男性支配永久化的等级制度¹⁴。这种观点高度强调女性所处环境及她们是如何被社会化的。她们主张，是我们将社会性别强加给男性和女性，从而塑造了广泛且截然不同的社会角色。更糟的是，这些角色并不平等；女性被视为低人一等。阿特金森在《激进女权主义与爱情(Radical Feminism and Love)》一文写道「一个女性唯有与其他女性组织起来，改变女性角色的定义并最终消除女性角色，才能改变她的政治定义，从而使自己获得作为人的自由」。费尔斯通也发表过类似评论。这便是瓦解女性社会化、解放女性成为她所向往的任何样子的工程。对于那些将社会性别理解为将生理性别社会化为特定社会角色(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的激进女权主义者来说，解决方案显而易见：社会性别废除主义(有时亦称「歼灭社会性别(gender annihilation)」)。

但是，部分激进女权主义女性对废除或歼灭社会性别的理解是将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融合为一种被称为「雌雄同体(androgyny)」或「中性(unisex)」的和谐状态。例如，卡罗琳·海尔布伦在《走向雌雄同体的认同(Toward a Recognition of Androgyny)》一书中探讨了「男性在女性中的实现，和女性在男性中的实现」。贝蒂·罗萨克在《人类连续体(The Human Continuum)》的一文中写道：「或许随着女性压迫被克服，男性内在的女性特质将被允许显现」。在《一间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中，弗吉尼亚·伍尔夫提出大脑中存在两股力量，男性和女性，其中一种占据主导。她满怀希望地描绘了两种力量将更加平衡的未来：「当两者和谐共处、在精神上通力合作时，便是正常且舒适的存在状态」。

其他激进女权主义者，包括詹尼斯·雷蒙德、玛丽·戴利和杰夫纳·艾伦等人批评了这种废除社会性别的愿景¹⁵。我们不应将现行的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形式视为人类人格的自然属性——即通过社会化被培养和放大，从而以不同比例存在于每个人身上；相反，我们应将现其视为父权制产物，倘若脱离父权制，这些特质可能截然不同，甚至完全不存在。与其通过在每个个体身上同时整合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来废除社会性别，我们不妨去探索人们在没有社会性别的情况下如何存在的新构想。雷蒙德将这种把两性化视为废除社会性别的目标，比作通过将主人和奴隶的概念放在一起来定义一个自由人。尽管如此，作为废除社会性别后的愿景的两性化，不应与废除社会性别本身混为一谈——后者与诸多可能的未来形态皆可兼容。我们可以认同雷蒙德、戴利和艾伦的观点，即和谐版的两性化或不分生理性别的方案行不通，但同时不必彻底抛弃对女性受压迫的理解，以及社会性别废除主义的这一提案。

在能够在一个没有父权制的人类社会中开展这项实验前，我们无从知晓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会造成多大差异，甚至无从知晓它们是否真的会造成显著差异。弗莱也赞同这点，她说：

我们无从知晓，倘若人类不再受到威胁和欺凌，其行为模式是否还会沿着染色体生理性别的界限呈现出二态性(dimorphic)；即便假设确实会呈现出二态性，我们同样无法预见其具体形态——即沿着这条遗传轨迹，究竟会衍生出怎样的特征与倾向的集群。

我个人的猜想是，在任何可能的未来中，生理差异平均而言都会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制造出一些社会差异。经期的疼痛与不便；性交中各异的现象学体感；对强奸的恐惧(即便其发生率已大幅降低)；怀孕的可能性；怀孕、哺乳的事实以及幼儿依赖性的事实(即便育儿劳动得到了更平等的分配)；妊娠对身体的影响(即便女性特质的审美标准已然瓦解)；更年期带来的生理冲击；这些都必然对作为生理女性的体验造成影响，进而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其偏好与兴趣取向。

届时仍然会存在诸多例外——正如我们在当前非乌托邦的条件下，男人和女人间仍存在群体平均差异——但预期某些群体平均差异仍将存在，依然是合理的。尽管如此，一旦社会不再以男性支配为标志，这些差异就不太可能与「女性特质」的现有内涵有何重叠之处。因为当前的女性特质要求女性应当是，例如，美丽的、热情的、支持性的、照料的、顺从的以及自我抹除的(self-effacing)¹⁶。

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这些解决或挑战父权制的方案中，有两项是除非采纳「仅限女性」形式，否则难以成功的——女性宗教和意识觉醒。女性宗教旨在建立女性之间的精神纽带，即姐妹情谊与团结的纽带。女性通过女性宗教重获部分被男性剥夺的社会地位。在意识提升活动中，女性讨论她们在父权制下被支配的经历，并试图寻求解放与重塑自我的路径。让男性参与这些实践很可能会破坏其目标。对于其他的解决方案而言，这一点并不明显——例如，男性可以参与挑战父权制语言或致力于研发解放女性的生殖技术等。(这在第三章和第五章都有涉及：在第三章，我将讨论男性在社会性别批判的女权主义中的位置；在第五章，我将讨论社会性别批判的女权主义与社会性别认同运动之间的紧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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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注：例如参见Noddings(1984)。我不确定吉利根、诺丁斯和其他倡导关怀伦理学的女性是否自认为是激进女权主义者。但关怀伦理学传统显然与母性主义有关，而勒纳将多萝西·迪纳斯坦、玛丽·奥布莱恩和阿德里安娜·里奇界定为母性主义者。至少里奇本人曾是一位激进女权主义者，参见Lerner(1986,p.28 and fn.38,p.248)的讨论。 ↩︎
2. 作者注：差异女权主义的论在跨性别理论的一个有影响力的流派中有所体现。朱莉娅·塞拉诺在《鞭笞女孩》(2007)中写道：「由于反跨性别歧视根植于传统的生理性别歧视中……我们必须同时挑战女性特质逊于男性特质、女性身份逊于男性身份的观念」(p.16)；以及「除非女权主义者致力于为女性特质赋权，将其从困扰它的平庸劣等含义——软弱、无助、脆弱、被动、轻浮和虚假——中剥离，否则这些含义将继续困扰每一个生理女性和/或具有女性特质的人」(p.341)。 ↩︎
3. 译者注：戴安娜通常被视为三相女神，在古罗马人的认知中，她的职能跨越了天界、地界和冥界：在天界她是卢娜(Luna)即月亮女神，代表光明与周期的流转；在地界她是戴安娜(Diana）即狩猎女神，代表荒野、贞洁、山林和动物；在冥界：她常与赫卡忒(Hecate)联系在一起，代表巫术、十字路口和黑夜。在希腊神话中，狩猎女神是阿耳忒弥斯(Artemis)，而月亮女神最初是塞勒涅(Selene)。随着时间推移，阿耳忒弥斯的形象逐渐吞并了塞勒涅。因为猎人通常在夜间或黎明活动，且月亮的周期性与女性的生理周期紧密相关，狩猎女神保护妇女和分娩的职能便与月亮自然地结合在了一起。当罗马人将自己的本土女神戴安娜与希腊的阿耳忒弥斯对等起来时，戴安娜便顺理成章地继承了狩猎与月亮的双重王座。又因为这尊雕塑是罗马帝国时期对早期希腊原作的复制品，所以学术上常称其为阿耳忒弥斯，但在习惯上，尤其是它被赠送给法国国王亨利二世后，一直被称为戴安娜。 ↩︎
4. 译者注：在第二轮浪潮期间，塔罗牌成为女权主义者们赋权、自我探索及挑战父权规范的工具，尤其通过卡伦·沃格尔与薇琪·诺布尔创作的标志性《母亲和平塔罗牌(Motherpeace Tarot)》(1978)，该作品以女性神话形象重塑传统原型，并强调直觉胜于僵化教条。这场复兴运动与女性灵性紧密相连，通过聚焦内在智慧、女神崇拜及重塑女性精神实践，为制度化宗教提供了替代路径。 ↩︎
5. 译者注：该书名是玛丽·戴利对权威工具书《韦氏大词典(Webster’s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的一次政治性戏仿。其一，将International(国际的)改为Intergalactic(星际的)，旨在跳出被男性政治锁定的地球语境，她认为女权主义的愿景不应局限于现有的男权国界，而应是宇宙维度的，嘲讽了男权词典自以为是的全球性其实只是男权性。其二，将Dictionary(词典)重构为Wickedary(恶女词典)，dictionary的词根dict-带有命令、宣读的意思，正如词典在男权社会中扮演着定音鼓的角色。同时，男权文化中一切独立、有力量、不服从的女性都被打上wicked(恶毒的)标签，即西方文化中的恶毒女巫。戴利用Wickedary替代Dictionary，意在夺回父权制针对独立女性的污名化标签。其三，主流词典经常标榜自己是New Edition(新版)以示更新和权威，戴利同时采用First和New，强调这不是对父权语系的修订，而是女性主体话语从零开始的创造，并暗示在此书之前语言从未属于过女性。 ↩︎
6. 作者注：Bio-logical被定义为「具有热爱生命的智慧与逻辑的特征」(Daly,1987,p.108)。 ↩︎
7. 作者注：关于对该项目的当代版本——即「概念工程(conceptual engineering)」——更详尽的批评，参见(Sankaran, 2020)。 ↩︎
8. 译者注：《混沌之血(Troubled Blood)》是J.K.罗琳以笔名罗伯特·加尔布雷思创作的侦探推理系列《科莫兰·斯特莱克探案集》的第五部作品。 ↩︎
9. 作者注：参见MacKinnon(1982,p.520)。麦金农在同一段落中进一步承认，对那些(仅)遭受物质剥夺的人而言，包括「那些从未被任何男人捧上神坛的女性」，这种心理状态或许很难被视为一种压迫形式。 ↩︎
10. 译者注：弗莱在其著作《压迫(Opression)》中区分了生理性别的两种呈现方式——生理性别标记(sex-marking)和生理性别宣告(sex-announcing)。前者侧重于社会和他者如何对个体进行分类与贴签，例如出生证、第三方称谓，具有被动性与强制性；而后者侧重于个体通过衣着、语言和行为向世界主动且持续地传递其生理性别的信号。弗莱认为，二者共同构成了父权制下高度自动化的生理性别识别系统。 ↩︎
11. 作者注：若要将生理性别视为一个「连续谱」，首先，我们必须能从一条线的一端，即典型男性生理特征开始，并在另一端，即典型的女性生理特征结束；然后，我们需要证明在两点间的所有空间都充满了生理特征的精细渐变。不过性发育差异(Differences of Sexual Development,DSDs)/间性变异所确立的事实并非如此。福斯托-斯特林(与几位合著者)曾估算间性者约占总人口的1.7%(Blackless et al.,2000)。哲学家凯莉·赫尔纠正了他们分析中的几处错误，将这一比例进一步降至0.37% (Hull,2003)。伦纳德·萨克斯给出的估计值更低，约为0.018%(Sax,2002)，而亚历克斯·拜恩结合赫尔的修正，得出更低的估计值 0.015% (Byrne,2018)。为何百分比至关重要？因为数字越高，就越容易证明男女之间不存在明确界限，因此即使生理性别不是一个「连续谱」，至少也是个中间区域模糊且巨大的概念空间。如果1.7%的人类处于这一模糊地带，至少会对生理性别二元观念构成巨大挑战。但如果仅有0.015%的人处于这个模糊地带，则更合理的结论应是：生理性别大致是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只是存在个别特例。 ↩︎
12. 作者注：参见Wittig([1976]1982),p.68)。舒拉姆米斯·费尔斯通同样提出过消除生理性别的观点：「与早期女权运动不同，女权主义革命的终极目标不仅在于消除男权特权，更在于消解生理性别本身：人类之间的生殖器差异将不再具备文化上的重要性」(Firestone,1970,p.11)。 ↩︎
13. 作者注：生理性别差异在任何可能世界中会创造/吸引多少社会意义，从而产生一种有限形式的社会性别(尽管其内涵与我们所知的社会性别不同)，存在合理分歧。参见《社会性别批判的哲学家 | 凯瑟琳·斯托克与霍莉·劳福德-史密斯》视频中自29:40起的讨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jXshdq4ZlQ& ↩︎
14. 作者注：凯特·米列特论述了两性社会化过程，其中包括「生理性别角色概念将家务劳动和照料婴儿的职责悉数分配给所有女性，而将人类其他兴趣、成就和抱负则分配给男性；无论何时何地，领导者的重任皆由男性承担，女性则始终肩负追随者的义务」。她倡导发动一场「性革命(sexual revolution)」旨在终结「分离主义的性格结构、气质与行为模式，使每个个体都能发展出完整而非片面、局限且顺从的人格」，并实现「生理性别角色和生理性别地位的终结」(Millett,[1968]1973,in Koedt et al.(Eds.),1973,pp.366–367)。她在《性政治》第二章中更详细地讨论了生理性别角色系统(Millett,1970)。蒂-格蕾丝·阿特金森指出「女性阶级是通过假设一个对立阶级——男性阶级或男性角色——而形成的。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庸而存在，且仅在作为附庸时才具备人类身份」(Atkinson,1969,in Atkinson,1974a,pp.41–42)。「女权主义者」(团体) 写道：「所有基于假设并强化男女角色系统而设计的制度——如家庭(及其子制度婚姻)、性和爱情——都必须被摧毁」(The Feminists,1973,p.370)。她们文章的副标题，也是组织名称的较长版本，是「一个消灭生理性别角色的政治组织」。「纽约激进女权主义者」(另一个团体) 写道：「激进女权主义将女性的压迫视为根本性的政治压迫，其中女性因其生理性别被归类为劣等阶级。激进女权主义的目标是通过政治组织摧毁这种生理性别阶级体系」(New York Radical Feminists,1973,p.379)。纳奥米·韦斯斯坦写道：「除了生殖器差异外，我不清楚男女之间还存在哪些无法改变的差异；或许存在其他不可改变的差异；或许存在更多无关紧要的差异。但很明显，只要社会对男女的期待不平等，只要我们无法给予男女同等尊重，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只会反映我们的偏见」(Weisstein,1973,p.196)。安德烈亚·德沃金在《仇女》的结尾处写道：「我们必须做出全面且彻底的承诺……不再扮演被教导的男女角色……我们必须拒绝屈从于所有强化男女两极分化、滋养男性支配和女性屈从基本模式的行为和关系形式」(Dworkin,1974,pp.192–193)。舒拉米斯·费尔斯通提出了一个终结生理性别角色的激进方案，即「通过一切可能手段使女性摆脱生育的桎梏，并将养育子女的责任分散至整个社会——包括男性在内的全体成员」(Firestone,1970,p.185)。她认为人工生殖技术能实现这种解放(p.185)。 ↩︎
15. 作者注：参见Raymond(1975); Daly(1975); Allen([1986]2001)。艾莉森·贾格尔将「两性化未能指出差异」的批判归因于阿德里安娜·里奇(Jaggar,1983,p.88)，但未提供出处。就我所能找到的资料来看，该论述实际出自杰夫纳·艾伦([1986]2001)。 ↩︎
16. 作者注：这些特质多年来的变化不大。1912年的一篇文本将英国人对法国——整个国家！——的刻板印象描述为女性特质的，包括迷人、举止优雅、缺乏坚强的意志、抱负不足、节俭、娇弱、完美主义、一丝不苟、缺乏情绪自制力，以及热情洋溢等(de Pratz,1912,pp.8–9)。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1792)则将耐心、温顺、乐观和灵活视为女性美德(她将这些描述为「与任何剧烈的智力活动皆不相容的美德。」——Wollstonecraft,[1792]2017,p.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