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共计 7221 字，预计需要 38 分钟。
本文导读：
- 女权运动重心偏移，导致女性核心议题逐渐被边缘化。
- 社会性别研究取代女性研究。
- 女权主义内部派系虽极度极化，但在反暴力、生育权等核心权益上仍有共识。
在过去四十年里，女权主义发生了一些奇怪的变化。曾经它是一场蓬勃发展的由女性领导、旨在推进女性政治利益的社会正义运动，如今却完全演变成另一种事物。首先，它似乎不再专为女性存在，关注的议题包罗万象，有些涉及女性，有些则不然。其次，它似乎也不再专由女性主导，越来越多的男性声称自己有权决定哪些女性必须被纳入女权主义范畴，或者女权主义必须呈现何种样貌。历史上，女权主义内部一直存在意见分歧，也常有派系之争，如今却分裂为数个对立部落，并且彼此之间极度极化，以至于弥合分歧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我将在本章列举两例来对这种女权主义运动变迁进行说明。随后，我会着重阐述不同派别女权主义者之间的共识，最后，我会解释本书尝试完成的工作以及本书的结构安排。
在开始前，有必要对术语使用作出简要说明。我将按照标准定义用「男性(male)」和「女性(female)」指代两种生理性别(sex)。前者指在发育正常的情况下生产小型、可游动配子(精子)的生理性别；后者指在发育正常的情况下生产大型、不可游动配子(卵子)的生理性别。当下这两个术语的含义存在争议，有人倾向将它们和「男人(man)」和「女人(woman)」互换使用，且专指社会性别认同(gender identity)。鉴于目前尚无其他能够指代生理性别的术语，而指代生理性别的能力对本书的研究至关重要，因此我将在本书沿用这种用法。
1.1女人议题：从核心到边缘
下面两个例子有助于说明女权主义关注的主题或担忧发生怎样的转变。第一个例子关于社会运动，第二个例子则关于学术研究。
国际妇女节游行(Women’s day march)。根据国际妇女节(IWD)官网定义，每年的3月8日「是庆祝女性在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方面取得成就的全球性节日」，同时「标志着加速实现女性平等的行动号召」。第一届国际妇女节集会始于1911年，这使得该节日已有百余年历史。IWD官网展示的2020年国际妇女节主题图片中，包含写有「我将挑战社会性别刻板印象和偏见」以及「我将指出带有社会性别色彩的行为或假设」等标语的主题海报1。网站上随处可见充满力量、自我赋权的女性形象：高举手臂比出「平等」手势的有色人种女性；从事科技、商业和医疗专业的女性；投身体育和艺术事业的女性。到目前为止，一切看起来都像相当标准的女权主义运动路径。
然而，在我居住的澳大利亚墨尔本市，负责组织游行的墨尔本国际妇女节团体(IWD Melbourne Collective)，在2019年国际妇女节前夕发布了一份诉求清单，其内容与上述女权主义内容有着令人费解的偏差。以下是他们的完整诉求清单：
- 为原住民争取正义，保障原住民工人权益及土地权利
- 终结一切针对妇女和儿童的暴力行为
- 终结一切帝国主义战争
- 终结种族主义
- 为所有难民和移民工人提供永久居留权和公民权
- 为所有人提供安全、体面的就业机会并实现同工同酬
- 为所有行业的女性提供维持生计的工资
- 享有组织工会和采取集体行动(包括罢工和声援行动)的权利，且免受暴力、恐吓和法律骚扰。
- 享有工作场所的健康与安全、公正赔偿以及康复保障
- 带薪育儿假和负担得起的托儿服务
- 为所有性取向的人提供完整权利并保护其免受暴力侵害
- 为间性者提供完整权利并保护其免受暴力侵害
- 听取性工作者同伴组织的诉求，支持性工作者权利、健康与安全，包括将所有形式的性工作完全去罪化
- 为残障人士争取正义——免受暴力侵害、完全使用公共空间的权利，并终结一切形式的歧视
- 所有女性均享有完整生育权
- 为所有人提供免费且普及的医疗保健
- 为所有人提供可负担住房
- 社会保障及公正的福利体系
- 为所有人提供免费且普及的教育
- 终结环境破坏，并为全球所有受害者提供补偿
请注意这份清单的措辞。原住民群体 (First Nations peoples)、土著工人(Indigenous workers)、难民(refugees)、移民工人(migrant workers)、全民就业(employment for all)、父母假(parental leave)、所有性取向群体( people of all sexual orientations)、间性群体(intersex people)、性工作者(sex workers)、残障人士(people with disabilities)、全民医疗(healthcare for all)、全民住房(housing for all)、全民教育(education for all)、对环境破坏的受害者赔偿(compensation for victims of environmental destruction)。在二十项诉求中，「女性(women)」一词仅出现三次：「终结一切针对妇女和儿童的暴力行为」、「为所有行业的女性提供维持生计的工资」以及「所有女性均享有完整生育权」。人们原本期待在一年中仅有的关于女性的节日里，会有一份专门涉及女性利益的诉求清单。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女权主义团体应该把自身局限在提出只对女性有利的诉求。墨尔本国际妇女节团体的一项诉求是「带薪育儿假和负担得起的托儿服务」，这是一项对男性和女性都有益的诉求。但它将主要惠及女性，因为在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工作场所提供的带薪产假通常多于陪产假，而且在许多国家没有充足的可负担托儿服务，这就形成了一种经济激励结构，促使女性花更多时间离开工作岗位，有时甚至完全放弃职业生涯。某些对女性有益的事物会附带地让男性受益，但这绝非女权主义者放弃争取它们的理由。
再看一看该团体的另一项诉求，即「为残障人士争取正义——免受暴力侵害、完全使用公共空间的权利，并终结一切形式的歧视」。这将惠及女性，因为残障人士中有一部分是女性。但女性在残障人士群体中并未占比例失衡的多数(在澳大利亚女性残障人士占全部女性的17.8%，男性残障人士则占全部男性17.6%)。这不是一项女权主义诉求，而是一项任何关心正义和平等的人都可能提出的诉求。这份团体诉求清单的大部分内容均是如此。
当女性团体提出的诉求清单充斥着对正义与平等的泛泛要求时，女性主义便陷入困境。争取正义和平等本身无可厚非，但追求全球正义并将其命名为女权主义实则是件坏事，因为这在向世界营造出女权主义运动正蓬勃开展的假象，但现实的女权主义运动远不如表象那般壮阔。激进女权主义者和社会性别批判的女权主义者常在社交媒体上发问：「为什么女性是唯一不被允许在自身解放运动中将自己置于核心的群体？」
区分两个问题很重要。一个是什么是女权主义？即一个配得上这个名称的理论和运动应该是什么样的？另一个是我们是否应该成为女权主义者？这等同于追问我们每个人应该选择为哪些社会事业而奋斗。在本书中，我将只讨论前者。女性占全球人口的一半以上，而她们面临的一些障碍极其严峻。无论女权主义是否是最重要的社会事业从而有权要求每个人投入时间和精力，它都是一项重要的社会事业，因此有权要求至少一部分人投入时间和精力。
我无意说服你放弃残障正义运动投身女权主义。我们需要兼顾两个事业。我真正想说服你的是，倘若你选择女权主义作为社会事业，这项事业可能并非像你想象的那样(更非那些有影响力的组织和自封女性发言人所宣扬的样子)。正如激进女权主义者朱莉娅·贝克所说：『如果用一个字概括女权主义，那就是「不！(no!)」』在这里，这个「不」是对问题「你能否在女权运动中顺带处理其他6789项社会正义议题吗？」的回应。
女性研究(Women’s studies)。悉尼大学是世界上最早开设女性研究课程的高校之一，该课程由澳大利亚女权主义者玛吉·道森于1956年讲授，名为《变迁世界中的女性(Women in a Changing World)》，重点关注西欧自由民主国家女性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状况。悉尼大学《2020年文学及社会科学本科手册》中，在女性研究和女权主义条目下均未列出任何具体科目，取而代之的是社会性别研究。从其描述中可以清楚看出，这不仅是名称变更，更是内容的转变：
社会性别研究挑战并丰富了我们对男性特质、女性特质、跨性别、性取向与身份认同的理解，并为探讨受社会性别影响的社会与文化议题提供理论框架，其范围涵盖：婚姻平权与新型亲密关系的辩论；社会性别化的劳动形式、暴力及代表性实践；社会性别如何与诸如种族、殖民性、性取向、阶级和能力等其他显著经历相关联。
女性研究关注女性；社会性别研究关注所有人。
在澳大利亚排名前五的大学中，有四所已不再开设女性研究课程(墨尔本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悉尼大学和昆士兰大学)，但它们都设有社会性别研究课程(昆士兰大学仅作为辅修专业，其余均作主修专业)；只有悉尼的新南威尔士大学开设一门尝试将两者结合的课程，即女性与社会性别研究。它被描述为关于「女性、女权主义、社会性别、生理性别与性取向」的课程。
在1969至1970学年期间，美国第二轮女权主义运动最著名的倡导者之一，菲利斯·切斯勒2，在当时的纽约里士满学院教授美国最早的女性研究课程之一。这门课后来发展为辅修专业，继而升为主修专业。切斯勒在她的回忆录《一位政治不正确的女权主义者(A Politically Incorrect Feminist)》中，讲述了她和五名学生如何坐在系主任办公室拒绝离开，直到系主任为她的其他教学批准资金，使她能教授该课程(此前她已完成所有申请手续并获得初步批准，但校方在最后关头以资金不足为由驳回她的申请)。
玛丽莲·博克瑟曾评价那个时代：「当时仅仅是主张应当研究女性本身就是一种激进行为」。《美国女性研究发展史》主编爱丽丝·金斯伯格指出，女性研究具有政治属性，它作为「女性运动的学术之臂」，更肩负着「修复被遗忘的历史」与「传播被沉默的声音」的使命。截至2009年，美国已有超800个女性研究项目。金斯伯格指出，「我们不能忽视女性研究(Women’s Study)这个名称中所有格符号(‘s)的意义。它诞生于女性运动，女性终于开始主张她们自己失落的历史，并率先挑战知识的社会建构。」
尽管第一门课程开设于1956年(其他地区或许更早)，但女性研究项目直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才得到普及，而它们在2009年就已经开始被拓展范围并重新命名了。即便假设这些课程在七十年代初就已普及——这可能还是个比较宽松的假设——但距离它被大规模稀释尚不足四十年。对女性而言，这段时间实在太短，不足以修复她们被遗忘的历史、找回被沉默的声音，以及向年轻女性传授女性权利斗争史和女性受压迫史。
我们不妨将女性研究与专门研究种族压迫史的课程进行对比。新西兰的大学提供毛利研究课程，教授毛利语、历史、政治和表演艺术。试想，如果在这些课程开设约四十年后，校方决定扩展授课内容，将新西兰所有少数族裔和新移民群体都纳入其中，随后将所有毛利研究课程更名为「少数族裔研究」，并将大部分时间用在讨论图瓦卢和马尔代夫的气候难民上。或者更糟：至少在某种可能的未来状态下，这可能会被合理化为「关注境况最差的群体」，但请试想，如果所有时间都用来讨论来自富裕欧洲国家的经济移民呢，那便完全偏离初始目标。
原则上，项目被替换并无不妥。或许其技术已经过时，科学知识已经陈旧。但这无法作为女性历史的合理类比。女性长达千年的受压迫史，以及1832年始于英国并持续至今的女性权利斗争，即便在女性已经实现完全的社会正义后依然有着重要意义——正如我们不太可能在实现种族正义后就停止教授民权运动史。人类对待彼此的方式是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应当时刻保持警觉的事情，以免重蹈覆辙。但这不仅仅是历史问题。女性还未实现完全的社会正义。女性研究至关重要。
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性别研究课程不应存在。我们可能对不同的现象产生兴趣。一类是女性受到的压迫，另一类是在女性受压迫过程中受到附带伤害的社会群体。例如，随着女性被强加女性特质并因此受到贬低时，女性特质本身也遭到贬低，这对任何具备女性特质的人都产生负面影响，无论他们是否是女性。随着男性被赋予统治地位，男性被强加男性特质，尽管这带来了一些利益，也伴随一定伤害。我们可能希望讨论这种更广泛的现象——即所有受女性被压迫影响的社会群体(包括但不限于女性)，寻找共同原因和共同影响。但我们同样可以聚焦更狭窄的现象，即生理性别歧视(sexism)最初的受害者，以及至今仍是受生理性别歧视伤害最深的群体——女性。女性研究做到了这一点；社会性别研究则不然。
1.2 女权主义者达成的共识
在撰写关于女权主义、解释分歧并为特定立场辩护的著作时，很容易给人留下一种一切皆存在分歧的刻板印象。但事实并非如此。不同派别的女权主义者可能出于不同原因追求相同结果，也可能出于相同原因追求相同的结果——只当目标达成后一些人会止步，而另一些人会继续前行。各个派别对女权主义未来的设想存在不同程度的雄心，因而它们在部分领域存在重叠。女权主义内部的一种观点(至少在左翼阵营)已占据主导地位，挤压其他观点的生存空间，使得其在特定议题上的立场与其他派别女性主义之间的分歧愈发尖锐。我将捍卫一种在三个高度争议领域(性产业、跨性别/社会性别议题、以及交叉性理论)与主流观点存在分歧的女权主义。但这不应被解读为双方缺乏共同立场——至少在目标层面存在诸多共识。以下列举若干例证。
男性针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行为(Male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各派女权主义者均认同男性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这点毫无争议，包括诸如性贩运、泼硫酸、荣誉谋杀、家庭暴力、强奸、性骚扰、儿童虐待以及童婚(当发生在一名女童与一名成年男子之间时，通常也涉及强奸)等现象。即便就「性工作」的法律性质及如何监管(如果应当监管的话)性产业持不同意见，也能认同该产业内部的暴力问题——包括谋杀、性贩运、强奸、性侵犯、虐待儿童和身体攻击等普遍存在的恶行。
对生育的完全控制(Full control of reproduction)。多数派别的女权主义者(某些宗教女权主义者除外)都会认同，女性必须有决定何时、及是否组建家庭的权利。这意味着，她要有对性行为的控制权(包括何时及是否进行性行为，该性行为是否会有怀孕风险——因此她需要性自主权并能获取避孕措施)，并能够根据自身意愿决定是否堕胎。这意味着她不应受制于控制性国家或个人，不会被迫做出某种选择(例如独生子女政策或丈夫可能强迫她堕胎；而堕胎非法的国家或有宗教信仰的丈夫可能迫使她完成分娩)。
许多，或至少大多数派别的女权主义者都会认同，女性需要堕胎有充分理由，无论她们是否对此持有进一步看法。切斯勒在批评那些在堕胎诊所外的抗议者时写道：
一个需要药物流产的女性；一个选择不将患有严重疾病的胎儿妊娠至足月的女性；一个无法负担再抚养一个孩子的五个孩子的母亲；一个因癌症需接受放疗并被医生建议流产的女性；一个因强奸怀孕的受害者；一个负担不起养育孩子还要从事全职工作来供自己完成大学学业的年轻女性。
性客体化与审美标准(Sexual objectification and beauty standards)。丽莎·塔迪奥在她的著作《三个女人(Three Women)》(2019)中写道：「在男性凝视下生活几个世纪的遗毒之一，就是异性恋女性经常像男性那般审视其他女性。」各个派别的女权主义者都认同，我们文化中对女性性与审美的客体化给女性造成的负面影响，并致力寻求瓦解这种客体化的方法，使女性被呈现、被视作一个完整的人。这可能意味着在公共空间(广告牌和海报)、媒体(特别是广告)、以及影视作品(女性角色的塑造方式)推行变革。这也会对其他女权主义议题产生连锁影响，例如提升性愉悦平等(如果男性不再认为女性是为了男性性愉悦存在，女性将获得更多性愉悦)、减少强奸和性骚扰(至少在性特权观念引发的案件中)、以及(通过影响刻板印象和社会预期)提升女性在政治、领导岗位和她们长期代表性不足的行业中的比例。
职场女性(Women at work)。早在第二轮女性解放浪潮出现前，女权主义者就一直关注女性获取工作的机会，无论她们是否被允许工作(或被允许在特定行业工作)、还是她们与男性相比的薪酬福利，抑或是她们在特定行业以及所有行业的领导岗位代表性不足的问题。大多数派别的女权主义者都认同平等机会十分重要，因此我们至少应致力消除直接和间接歧视。她们或许还会认同，特定行业的男性和女性数量存在严重差异，极可能暗示要么存在歧视，要么存在所谓的「人才输送管道问题(pipeline problem)」，即在更早阶段，甚至可能在童年时期，某些因素便引导部分人投身特定行业，而将另一些人拒之门外3。
女权主义者们很可能就旨在应对这些不平等的幼儿干预和教育运动达成共识，例如激发女孩对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兴趣的项目。这些措施均无需支持优先聘用(即候选人资质相同时优先录用女性)，更无需支持积极差别待遇4(即女性只需达到最低资质标准，即便资质较差仍予优先录用)等争议性政策，后者往往因根本理念差异引发更大分歧。同样无需论证女性就业的重要性，甚至不必主张女性必须就业。
性愉悦平等(Equality of sexual pleasure)。即使各个派别的女权主义者在性产业议题上处于交战状态，也会认同全球各地女性正在经历大量糟糕且违背意愿的性行为是个严峻的女权主义议题。尽管女权主义者早已普遍达成共识，认为强奸和性侵是女权主义议题，但对糟糕且违背意愿的性行为关注不足。其中包括女性出于责任发生的性行为，或许为维持关系；女性为追求共同愉悦参与，但最终感到不满的随机性行为；以及女性发出「不想要」的信号但未被男性理会，最终发生的性行为。不同派别的女权主义者会认同在性愉悦上实现更多平等将更理想，并致力于探索实现途径——从更强调同意(consent)作为清晰有效的信号，到校园自卫和自我主张5项目，再到性教育和性平等项目(尤其是针对男孩的项目)6。
- 作者注: 详见 internationalwomensday.com (访问于2020年3月20日)，该网站是在谷歌检索「国际妇女节」出现的首个结果，由一家从事「社会性别资本管理」的私人公司运营(The Minefield,2020)。 ↩︎
- 译者注：菲利斯·切斯勒(Phyllis Chesler,1940.10.1-)女权主义作家和心理学家，著有16本著作，其中包括畅销书《女性与疯狂(Women and Madness)》(1972)。切斯勒的写作主题涵盖了社会性别、精神疾病、离婚与子女监护权、代孕、第二轮女权主义运动、色情制品、卖淫、乱伦以及针对女性的暴力等。 ↩︎
- 作者注：平克(Pinker,2002)认为，不同行业间的生理性别不平等，部分可通过男性和女性偏好的平均差异来解释(这些差异源于具有生物学基础的自然天赋的平均差异)。 ↩︎
- 译者注：积极差别待遇(affirmative action)在不同国家的法律与政策中，有时也被称为平权行动或保留名额。指一套旨在扩大代表性、消除过往及现存歧视影响的政策与实践，主要应用于就业、教育及公共合同领域，通过对特定受保护群体如女性、少数族裔等在同等或符合基本条件的情况下给予一定政策倾斜或优先权，以抵消系统性的不平等。 ↩︎
- 译者注：自我主张(self-assertiveness)指一个人能够清晰、坚定地表达自己的界限。具体表现为，在对方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能够不带愧疚感地说不；主动表达自身需求或喜好；当面临潜在危险或压力时，能够信任自己的直觉并果断采取行动呼救或离开。 ↩︎
- 作者注：提升女性性快感教育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OMGYES，该网站与印第安纳大学及金赛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合作，对20,000名年龄在18至95岁之间的女性进行调查。参见www.omgyes.com，访问日期:2020年6月7日。 ↩︎
发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