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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跨性别实践和优生学实践的关联
社会历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关于优生运动及其实践的文献正不断涌现，这些研究提供的证据证明，优生学观念和实践和当下跨性别实践所呼应。这些文献描述了优生学运动如何在美国(Largent,2008;Reilly,1991)和欧洲(Lucassen,2010)发展起来，并将绝育作为实践核心。部分文献指出，尽管这种做法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被叫停，但仍旧阴魂不散，尤其被用在那些因易受性侵害而被视为有怀孕风险的少女身上(Largent,2008)。尽管对儿童跨性别和对不适宜生育者绝育一样，都由性学专家以社会工程目的提出，但这些文献很少将它与当代对儿童的跨性别实践联系起来。
优生学的意识形态基础来自查尔斯·达尔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的研究工作(Largent,2008)。这些思想后来被政治上左倾的生物学家、性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所采纳和推广，例如英国的J·B·S·哈尔丹和亨利·哈维洛克·埃利斯，以及瑞士的奥古斯特·福雷尔(Lucassen,2010)。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人都将自己视为社会主义者，因为在二十一世纪，对男人、女人和儿童进行跨性别已经被以左翼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为代表的进步人士当作一项积极的人权议题采纳，而不再是一种侵犯权利的实践(Butler,2004)。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左翼人士普遍支持优生学思想，例如英国费边社会1成员悉尼·韦伯和比阿特丽斯·韦伯夫妇(Lucassen,2010)。在瑞典，对不适合生育者绝育来实现社会工程的做法受到米尔达尔夫妇的热情采纳，他们是瑞典福利国家模式的支持者和推动者之一。瑞典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通过了对不适合生育者绝育的法案，从那时起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共有 63,000 人被绝育，其中 90% 是女性。在当时，优生学被左翼人士视为创造更优良「种族」的方法，而种族在当时的语境下指的是「国家」。
重要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许多女权主义者采纳了优生学思想，包括对不适合生育者绝育，美国的节育倡导者玛格丽特·桑格就是其中之一。1932年，她尝试解释优生学如何能够通过预防人口过剩，特别是她认为导致战争的不适合生育者的过剩，从而达到终止战争的目的(Sanger,1932)。这类措施包括：实行禁止不适合生育者入境的移民政策、对不适合生育者进行隔离来使其无法生殖、以及绝育。她提出，移民管理局应禁止「智力低下者、白痴、弱智、精神病患者、梅毒患者、癫痫患者、犯罪分子、职业妓女和其他人」入境，并对那些可能拥有「被玷污的后代」的人采取「严格且强硬的隔离和绝育政策」。她认为，人们应被赋予选择被隔离或被绝育的权利。英国的节育倡导者玛丽·斯托普斯同样受到优生学思想的启发，主张限制那些「质量」不足的人生育。她在 1957 年接受 BBC 采访时就曾表示「我们正在孕育垃圾」(quoted in Garrett,2007:xlii)。关于二战前英国女权主义者在多大程度上采纳优生学，在历史学家中仍是争议性话题。但目前的普遍共识是，女权主义者倾向在理论和实践中使用优生学术语，以增强其理论的说服力和易理解性，但她们究竟多大程度接受优生学观念就是另一回事了(Bland,1995; Makepeace,2009)。然而，那些自认为是进步人士甚至女权主义者的人，对成人和儿童跨性别实践缺乏批评或积极支持态度，这不足为奇，因为在早期，对类似项目进行支持的历史是存在的。
6.6性外科手术
优生学实践的核心是对那些被判断为不适合生育的个体进行性外科手术，美国对不适合生育的人群进行绝育的做法展现出该实践的范围和可接受度。1907 年至 1937 年间，美国有三分之二的州通过了强制绝育法(Largent,2008:65)。绝育不仅用于优生学目的，即防止有缺陷的孩子生育，还用于惩罚和矫正不可接受行为的目的。对被视为不适合生育者进行的性外科手术包括切除睾丸的彻底阉割，以及输精管切除术这种侵入性较小的做法。拉金特解释说，在美国，切除睾丸和阴囊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直被用来「治疗、惩罚和控制数百名强奸犯、儿童性侵者和从事同性恋相关活动的男性」(Largent,2008:5)。拉金特将这种做法称为「肢体残害」，主要用在精神病院和监狱的男性身上。他解释说，肢体残害的理由随时间推移发生变化，从「惩罚性和优生学性」变为「治疗性和预防性」。参与性外科手术的精神病医生经常将它们用作「治愈」女性不可接受行为的手段。在十九世纪末期的美国，G·奥尔德尔·布鲁默建议对女性患者进行「妇科手术」(Dowbiggin,1997:89)。他认为「精神错乱是一种生殖器反射」2，这一观点在 1850 至 1900 年间广泛流传，并导致不少女性的子宫和卵巢被切除。他特别建议对那些大嗓门和言辞粗俗的女性进行这种手术。
优生学鼎盛时期和当代对儿童进行跨性别的一个重要关联在于，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是两种实践共同针对的目标。性科学家对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的控制和惩罚贯穿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乔纳森·卡茨在他早期受同性恋解放启发并撰写的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史《美国同性恋史(Gay American History)》(1976)中，记录了这些骇人听闻的残酷细节。卡茨写道：『长期以来，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一直遭受精神病学-心理学专业人士施加的各式各样、骇人听闻的「治疗方法」，这些治疗通常旨在让他们去性化或重新导向异性恋』(Katz,1976:197)。这些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治疗包括：睾丸切除术，子宫全切术和输精管切除术等。十九世纪末的女性被迫遭受切除卵巢和阴蒂的手术，这是一种旨在「治愈」包括女同性恋在内的、各种形式的女性「钟情妄想症」的医疗手段。额叶切除术甚至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依旧进行。此外，一系列药物治疗同样被采纳，例如施用荷尔蒙、LSD、性兴奋剂和性抑制剂，以及如催眠、电击、化学休克疗法，和厌恶疗法等其他治疗方法(ibid.)。卡茨评论道，性外科手术的同性恋受害者和今天请求跨性别者一样，有时对此持「默许」态度并主动要求治疗。事实上，非自愿性绝非优生学实践的必要因素。卡茨解释说，他在研究中查阅的病例记录表明：
这些病例记录中有大量充满内疚、自我厌恶的同性恋者，他们将社会谴责内化得如此彻底，以至于寻求最残酷的治疗作为惩罚；他们在玩一场受虐狂式的游戏，而医生在游戏中被赋予并欣然扮演一个真正施虐的(同时也是有利可图)的角色。
——Katz,1976:200
卡茨并未把对男同性恋者和女性同性恋者进行跨性别的行为纳入这类虐待性治疗中，但伯尼丝·豪斯曼在她对跨性别现象的女权主义批评中做到这点(Hausman,1995)。豪斯曼认为，二十世纪中叶对间性和跨性别者的治疗，在很大程度上由降低同性恋可能性并创造异性恋公民的目的驱使。
尽管优生学和跨性别实践在对同性恋的控制上存在相似之处，但这点在当今的社科文献中却鲜少被讨论。然而，寻求转变的许多男性和大多数女性在接受治疗前都是同性恋者，已经是个公开秘密。尽管寻求跨性别化的男性可能会被女性和部分男性吸引，但公认的是，女性在被诊断为「跨性别」前通常是女同性恋者：「实际上，所有确诊社会性别认同障碍的女性都会得到相同的诊断描述——被女性性吸引——尽管也有少数例外情况涉及被男性性吸引的女性」(Mental Health Today,n.d.)。参与治疗儿童期社会性别认同障碍治疗的专业人士发现，在被父母转介进行诊断的男孩中，四分之三在成年后会成为同性恋者或双性恋者(ibid.)。律师兼跨性别权利活动人士香农·明特，对性学家和那些参与创建并实施社会性别认同的专业人士的援引进行汇编，旨在揭示他们想要阻止同性恋发展的意图(Minter,1999)。明特认为：『如果儿童的社会性别认同障碍与成年期的同性恋不存在强关联，那么儿童跨越生理性别的行为就不会被认定为精神障碍，更不会成为致力于……「纠正」跨越社会性别行为的、整个临床领域的研究焦点』(Minter,1999:27)。
优生学家对控制和惩罚同性恋的兴趣，是他们致力于创建适当社会性别化和生理性别化的家庭和儿童的一部分，优生学运动在这方面与当今发生的儿童跨性别实践有着明确关联。研究美国优生学运动的历史学家亚历山德拉·斯特恩，解释了优生学运动如何在二战后将焦点转移到使家庭成员服从其社会性别角色上的(Stern,2005)。斯特恩解释道，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为人熟知的优生学实践，如绝育，因和纳粹主义相关而被污名化，人们对它的热情大幅下滑，不过正如她指出的，这些实践远未画上句号，相关法律仍然存在。相反，优生学家转向所谓的「积极」优生学，专注人口规模控制并「往往开始认为，人类分化的核心不是种族差异……而是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这导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种族主义被重新阐述为五十年代的(生理)性别歧视」(Stern,2005:154)。美国家庭关系研究所(AIFR)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优生学人口政策的主要推广机构，研究所主任保罗·波普诺提倡一种「以家庭为核心的、推崇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一致的优生学」，以及「男性/女性的差异是两个人类间能够存在的最大差异」的理念。这套理念基于进化、自然和遗传学(Stern,2005:155)。当美国家庭关系研究所对来访者进行评估时，第一步是「衡量他们的社会性别认同和举止是否与其解剖学的生理性别一致」(Stern,2005:167)。随后根据当时由「精神病学、心理测量学、内分泌学和性研究」发展出的思想为基础，对来访者进行治疗(Stern,2005:180)。这种形式的优生学实践体现在这一时期的性学家们发展出「社会性别」和「社会性别认同」的概念，并将其用于被他们认定为间性儿童以及跨性别治疗中，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今天(Hausman,1995;Meyerowitz,2002)。预防同性恋并构建稳固的异性恋、社会性别化的家庭、儿童和成人是那时期性学家们的研究动力。
这一优生学分支的延续不禁令人们产生疑问，优生学运动是否真的退出历史帷幕。尽管人们对「不适合生育」群体绝育的接受度已经降低，但对被认定为跨性别的儿童进行绝育和性外科手术的接受度却日益增长，正如本章尝试展示的。拉金特(2008)认为，美国优生学运动最终消亡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解释说，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人们花了数十年时间来终结这场运动。对不适合生育的群体绝育的反对声音来自民权组织、以及「关注种族、社会性别、性取向、阶级、身体和精神残疾」的社会运动，还有倡导囚犯和精神健康患者权利的人们(Largent,2008:140)。然而，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对智力障碍儿童绝育的做法仍在继续。澳大利亚的研究人员发现，在 1992 至 1997 年间，澳大利亚医院每年约进行 200 例对年轻女孩的绝育手术(Brady and Grover,1997)。这种做法遭到澳大利亚残障妇女组织在内的残障权利组织的强烈反对(WWDA,2007)。
一轮反对强迫女性绝育、认为其侵犯妇女生殖权利的人权运动浪潮正在兴起，其中运用的理念也能用于反对给被认定跨性别的儿童绝育问题。例如，纽约生殖权利中心认为，强制绝育，即在没有充分和非受压迫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绝育，应被视为「残酷、不人道或人格侮辱的待遇或惩罚」(Center for Reproductive Rights,2010)。他们主张，「专家们确认，未经知情同意永久剥夺一个人的生殖能力通常会导致包括严重悲痛和抑郁在内的心理创伤」(Center for Reproductive Rights,2010:20)。该中心指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曾声明，强制绝育侵犯了《国际公民及政治权利公约(ICCPR)》所规定的免受「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CIDT)」的权利(Center for Reproductive Rights,2010:20)。该中心还指出，《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的监督委员会承认，强制绝育侵犯了「人类尊严以及身心健全的权利」(Center for Reproductive Rights,2010:20)。因此一个问题随之浮现：对进行跨性别的儿童而言，当他们的父母、医疗专业人员和法院都在倡导这种治疗，并告诉他们这能减轻他们的精神痛苦时，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能被视为是非受胁迫的？
6.7跨性别儿童绝育和其他长期不良健康影响
构成儿童跨性别实践的药物治疗和性外科手术造成的影响损害了他们的生殖权利、身体完整性和未来健康，因此可被视为一种极其有害的儿童虐待形式。今天儿童跨性别实践中的绝育和早期优生学时期的性外科手术之间存在一些差异。优生学性外科手术通常以绝育为目的，而非将绝育作为副作用。不过他们也有其他目的，例如预防手淫或犯罪行为，这和如今跨性别主义消除不可接受行为的目的相似，这里特指不遵守社会性别规范的行为。此外，在早期，绝育通常是非自愿的，而今天作为社会性别认同障碍治疗的一部分进行的绝育，通常被视作一个患者期盼的过程带来的不幸副作用。但应当记住，特别是同性恋男性，确实会主动寻求构成优生学实践一部分的性外科手术。
正如布里尔和佩珀关于「跨性别」儿童的手册(2008)所解释的，如果在延迟青春期的药物治疗后，在十六岁开始使用异性荷尔蒙，将导致绝育：「且未完全经历男性青春期的情况下，选择从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抑制剂(GnRH)过渡到雌激素治疗，应被视为放弃生育能力，家庭和儿童应据此接受咨询辅导」(Brill and Pepper,2008:216)。对女孩们而言，荷尔蒙治疗的结果也是绝育，因为「卵子直到身体经历青春期后才会成熟」(ibid.)。手册声称，生育能力问题比起「青少年」更令父母困扰，因为前者可能只着眼于短期，无法思考除当下跨性别之外的更多事物(Brill and Pepper,2008:220)。手册还列举跨性别治疗的其他严重影响，例如「跨性别男性(女性身体跨性别者)在怀孕前服用睾酮」可能导致婴儿的出生缺陷(Brill and Pepper,2008:219)。手册还警告，生殖器手术可能导致丧失性感受，并称年轻人或许无法理解这一点的重要性 (Brill and Pepper,2008:220)。但是，手册建议，「青少年」可以在任意年龄进行包括切除睾丸或切除双侧乳房在内的性外科手术，不必等到十八岁，只要他们的父母和外科医生的同意即可(ibid.)。这些建议似乎和对青少年难以理解这些手术对生育和性愉悦的影响的警告相矛盾。
澳大利亚家事法庭在「亚历克斯」、「布鲁迪」和「洁米」的治疗案件中都就绝育问题展开讨论。在每个案件中，法庭都暗示儿童有充足的理解力来做出可能导致绝育的决定；而在他们可能无法完全理解的情况下，他们的父母可以为他们做出此类决定。十岁「洁米」的案件判决解释说，他(洁米)明白自己将变得不育，但判决在使用代词和生理性别的矛盾十分有趣：「洁米清楚，在她长大后，后续的女性荷尔蒙治疗可能会影响她的精子生成能力」(Family Court of Australia,2011: 92)。然而由于洁米「没有成熟到足以对如此重大的决定负责的程度」，因此父母被给予「和洁米协商做出最终决定」的责任。
儿童也很难对跨性别「治疗」中涉及的有害药物使用给予知情同意。最常用于延迟儿童青春期的药物是卢普隆(Lupron)，一种获批用于治疗前列腺癌的药物，但也常用于体外授精(IVF)和治疗女性子宫内膜异位症。妇女健康活动人士对该药物的严重副作用愈发担忧，其中可能和儿童相关的最严重的副作用是骨密度下降。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女性在治疗期间骨密度损失高达 7.3%(Flin,2008)。该药物还会导致婴儿的出生缺陷，并且在有怀孕可能时禁用。数千名患者向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报告的副作用包括：刺痛、瘙痒、头痛和偏头痛、头晕、严重关节疼痛、呼吸困难、胸痛、恶心、抑郁、情绪不稳定、视力模糊、晕厥、虚弱、记忆丧失、高血压、肌肉疼痛、骨痛、恶心/呕吐、哮喘、腹痛、失眠、慢行甲状腺肿大、肝功能异常、视力异常、焦虑等(Flin,2008)。将此药用于延迟儿童青春期属于「未获批准用途」，这意味着它尚未获批用于此目的，是一种危险的实验性做法。使用这种具有潜在危害的药物来治疗身体完全健康的儿童尤其成问题，而他们唯一被认定的缺点是认为具备社会不可接受的行为。
对儿童跨性别化的另一个极其严重的后果是当他们改变主意时可能遭受的痛苦。一名英国男孩的案例，作为后悔跨性别的典型代表，充分揭示了该实践的危害。2012年，布拉德利·库珀在切除阴茎的两个月前作为男同性恋者公开出柜。他在十六岁开始荷尔蒙治疗时，曾被赞誉为英国最年轻的「变性患者」，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同意在他十八岁时为他支付一万英镑的阴茎切除手术费用(Schlesinger,2010)。随后布拉德利以「瑞娅」的身份现身某访谈节目并收获一定知名度，但在十八岁时，他改变了主意。这位年轻的发型师表示，他十二岁时开始穿女装，当时他会「借母亲的口红，穿三个姐姐的衣服」。在全天候以女性身份生活不到一年后，布拉德利因严重心理困扰决定去转变。他取消了生理性别重置手术(SRS)并叫停荷尔蒙治疗，说「她发现这些变化让她难以承受，并且让她深感不快乐」(ibid.)。布拉德利在开始转变前接受了完整的心理评估，尽管如此，在第一年治疗中他两次试图自杀，并将自杀归因于荷尔蒙治疗引发的情绪波动和「我感到孤独，以及我的决定让家人疏远我」的痛苦(Winter,2012)。布拉德利说，他变得非常孤独，甚至为了寻求陪伴从事卖淫。在决定去转变时，他失业又无家可归，睡在朋友家的地板上。布拉德利希望作为一名同性恋男性更容易建立亲密关系：『她相信作为一名「时尚」的同性恋男性，她的爱情之路会更顺利』(ibid.)。布拉德利的案例明确表明，精神病学家无法确定正在处理的儿童是否真的是「跨性别」，而他遭受的极其严重的伤害应当让人们对「社会性别焦虑」整个理论体系产生怀疑。
6.8本章结论
在二十一世纪，当出于优生学、惩罚和治疗目的对「不适合生育者」实施性外科手术被废止的几十年后，类似的实践却针对在那些被认定为天生「跨性别」的儿童日益展开——只因他们违背了文化认可的社会性别角色规范。一场强制将儿童困在僵化的社会性别范畴的社会工程正在进行。我们应当把性外科手术的历史和当代跨性别实践结合，来更批判地看待如今发生的一切。北美优生学历史学家伊恩·道比金，在谈到医学界对「不适合生育者」进行绝育时采纳的方式，同样能用在今天对儿童进行的跨性别实践上：
这是一个关于人性脆弱的故事，讲述了人类在照顾情感和智力残疾者的艰巨挑战面前，诉诸极端的理论和实践。这些男女中，绝大多数都坚信自己绝对正确，即便他们本该知道得更多。
——Dowbiggin,1997:x
今天的儿童跨性别实践和早期性外科手术历史相似之处在于，进步人士，包括许多女权主义者，都认为这是一种合理的做法，并且尚未对此开展批判。如果想要有效挑战儿童跨性别实践，女权主义研究和理论需要重新找回批判医学、精神病学以及性科学家如何对待不遵从社会规范的群体的能力。
- 费边社会(Fabian Society)是一个英国的政治团体和智囊团。成立于1884年，是社会主义和进步主义思想的重要代表之一。费边社会的成员致力于通过渐进、非暴力方式实现社会变革，主张政府干预和社会改革，来改善社会不平等和提高穷人的生活水平。该团体得名于罗马共和国政治家费边。费边社会的成员包括社会学家乔治·伯纳德·肖、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等知名人士。 ↩︎
- 十九世纪一些医生和性学家认为，精神和心理问题，如精神错乱、歇斯底里等，是由生殖器官的功能或不当使用引起的。他们相信，性器官与大脑之间存在一种反射性的神经联系。因此，治疗精神疾病的方法有时会涉及对生殖器的干预，包括手术切除或禁欲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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