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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与洛琳·戈特沙尔克共同撰写
女性和男性的跨性别实践需要分开考虑，因为它们是非常不同的现象。然而，在文献中它们却常被混为一谈，仿佛它们只是同一实践的正反两面。二者主要区别源于以下事实：「社会性别(gender)」是一个代表种姓地位的政治范畴。因此，上等种姓成员，即男性，在进行跨性别时表面上失去了种姓地位，但对异装者而言，这恰恰是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因为他们能从中获得受虐满足感。然而应当认识到，正如我们在上一章看到的，跨性别的男性并没有完全放弃所有的男性特权，而是将其带入不同的社会场景，并且依然能够对女性行使权威。下等种姓成员，即女性，在跨性别时则有完全不同的体验。她们借此提高了自身地位，在一个对女性的仇恨和贬低对女性的自我认知造成严重危害、并对她们一生收入产生抑制作用的社会中，这可能是寻求进入上等生理性别种姓的强大驱力。女性的跨性别实践是消解女权主义的手段，因为它是个体女性通过加入男性种姓来提高自身地位的方式。相比之下，女权主义试图瓦解男性优越性，从而提高所有女性的地位，而这个任务并不因少数女性向男性身份的社会流动而受益。
跨性别的男性认为完成转变的女性的存在是有用的，因为在无需承认二者差异的情况下，她们的存在是对男性跨性别实践真实性的证实。例如，美国法官菲利斯·弗莱是1995年《国际社会性别权利法案》的起草者之一，她明确对跨性别的女性存在的助益给予评价：
根据我的经验，没什么比一个人意外遇到一名长期的女跨男个体(FTM,female-to-male)更能破除对跨性别者的刻板印象了。FTMs完全消除了跨性别者的刻板形象。FTMs也为女权主义运动提供强有力的链接。因为她们中的许多人有女同性恋和女性权利政治的背景，因此她们能带来培训、洞察力和政治人脉。
——Frye,2000:141
男性和女性跨性别的相似性在于，跨性别主义的概念在两种情况下都是医疗专业人士构建出来的；两种实践都依赖并强化了有害的社会性别刻板印象，并且它们都对健康和人体功能造成严重损伤。然而，在其他方面，差异十分显著。首先，男性主导这种实践。历史上，二者人数一直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这在今天英国获得社会性别认定证书的人数中仍有体现，每四位跨性别者中就有三位是男性(Ministry of Justice,2012)。其次，性取向的差异。大多数跨性别的男性在当时是异性恋，在转变时依然和女性保持伴侣关系，只有少数是和男性保持伴侣关系的男性(Lawrence,2004)。他们在转变前被女性吸引，转变后依然被女性吸引，此时他们很可能自我认同为女同性恋者。就跨性别的女性而言，绝大多数和女性发生性关系，大多数自我认同为女同性恋者，并在转变前长期是女同性恋社群成员(Devor,1999)。通过转变她们被「矫直(straightened out)」，大多数在转变后认为自己处于异性恋关系中。
男性与女性跨性别截然不同的社会语境，构成了两种实践的另一重大差异。占男性身体跨性别者大多数的异性恋男性，缺乏理解自我的女性特质的男性文化。另一方面，绝大多女性身体的跨性别者长期生活在男性气质受到高度推崇的女同性恋文化中，许多人早在决定转变前，已经在外表上采纳刻板的男性特质。在女同性恋文化中，男性化和女性化的角色扮演(butch/femme)，即关系中的女性伴侣们采纳作为异性恋基石的刻板角色，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第二轮女权主义浪潮前的一些社群中十分普遍，并于八十年代后再次复兴(Jeffreys,1989)。正是这种对(女性)男性化角色扮演和男性特质的推崇，构成了女性身体跨性别现象的起源(Jeffreys,2003)。男性和女性跨性别意向者之间的巨大差异会影响他们获得社会支持的程度。跨性别的女性的女性伴侣可能将转变当作她们已经接受的、作为角色扮演实践的一部分的男性化特质的简单延续。女同性恋社群对女性身体的跨性别者以「男性」身份出柜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她们已经把极端男性特质行为视为女同性恋主义的寻常部分。对男性身体的跨性别者而言，情况有所不同。尽管他们已经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通过将自己视为「女性」获得满足，然而对他们的伴侣和社区来说，男人身上的女性特质依旧是一个陌生且令人反感的概念。
性学文献阐明的另一个显著差异是，女性的跨性别行为并非像男性那样通常展现为性恋物癖(Bailey and Triea,2007)。尽管性恋物癖——表现为穿上刻板印象中和女性相关的服饰或寻求「女性」身体部位而获得性兴奋——正越来越频繁地被当作男性身体跨性别现象的原因，但它无法解释女性进行跨性别的原因。女性身体的跨性别者没有为了性兴奋穿男士内裤的异装史，因此必须找到新解释。
然而，目前没有文献试图为女性跨性别现象寻求解释。现有文献要么将跨性别行为视作理所当然，仿佛它是一种自然现象，要么不遗余力地颂扬。任何试图探寻原因的批判性研究很可能被视为怀有敌意或「恐跨症」，因为这会削弱将跨性别现象描绘为必然且本质的意识形态。然而，如果这种恰巧在过去三十年中频繁出现的现象不再被当作自然界产物，那么就有必要追问它为什么会发生。从女权主义视角理解女性身体的跨性别主义为该问题提供了一些阐释路径，所有这些路径都和男性支配的运作有关(Thompson,2001)。
这里参考的一种解释是，跨性别主义有吸引力是因为社会对女性和女同性恋者的仇恨和压制，以及对男性的尊崇，这些力量让某些女性认为摆脱被降格为从属地位的女性身份、采纳男性身份带来的优势更具吸引力。毫无疑问，在西方社会中，男性从他们的生理性别种姓地位中获得了显著优势。这些优势在经济上体现在更高的终身收入；在身体上体现在免受男性性暴力侵害和意外怀孕；以及在心理上体现在高自我认同和幸福感。这些优势被男性身体的跨性别社会学家雷温·康奈尔称为「父权制红利(patriarchal dividend)」，它由「男性从整体压迫女性中获得的普遍优势」构成(Connell,2005:79)。另一种解释路径是，女性身体的跨性别实践是如何作为女同性恋社群中男性化角色扮演的延伸出现。「社会性别」是男性支配的分类系统，构成男性对女性拥有权力的等级制度。它的普遍性和重要性使人们难以跳出社会性别的框架思考，传统上，在女同性恋社群中，当女同性恋者试图在社会规范中理解自身时，「社会性别」就被再生产了。
5.1女性的男性化/女性化角色扮演和跨性别主义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前，男性化/女性化的角色扮演在部分女同性恋社群十分常见。该行为随后受到女同性恋女权主义挑战，后者试图在女性之间建立平等关系，打破父权制异性恋强加的束缚，因为异性恋将情欲想象框定在发生在扮演男性/女性角色两人之间。上世纪九十年代，女同性恋角色扮演重新恢复，并为女同性恋群体的跨性别实践奠定基础。一些女同性恋者对女权主义挑战角色扮演感到反感，因为她们认为，自己的性取向和男性化/女性化角色相关，因为这种被色情化的不平等正是女同性恋主义核心的具身表现。女同性恋心理治疗师阿琳·勒夫描述了上述反应，她和自我认同为跨性别者一起工作，并著有《跨性别群像(Transgender Tapestry)》一书(2004)。她的视角十分重要，因为这本书使她在跨性别研究领域颇具影响力。在《女同性恋研究期刊(Journal of Lesbian Studies)》中，她解释了自己在八十年代末参加女同性恋活动的绝望，因为所有在场的、玩得开心的女同性恋者都有着未被社会性别化的外表。她意识到自己对她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性吸引力：
我环顾四周，看着那些兼具男性和女性特质的女同性恋——可爱的女性，笑着，享受做自己，对自己的身体感到自在，享受和同性共舞带来的对性的欢庆——突然间我仿佛被电流穿过全身，我意识到，房间里没有一个女性是我能想象约会的。我的社群、我内心的家，让我在性上感到冷漠、疏远。
——Lev,2008:134
她们没有进行权力差异的角色扮演，因此对勒夫根本没有吸引力。
女权主义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为女同性恋实践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Jennings,2006)。在《从壁橱到荧幕(From the Closet to the Screen)》一书中，作者吉尔·加德纳精彩呈现了伦敦标志性女同性恋俱乐部 Gateways 从上世纪四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历史，书中她通过采访资料侧面印证了女权主义如何影响俱乐部的顾客群体(Gardiner,2003)。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光顾该俱乐部的女同性恋者很可能进行角色扮演，有的甚至以男名自称，这和小说家玛丽·达菲在她的小说《微观世界(The Microcosm)》中描述的情形一致(Duffy,1966)。回望那段历史，女同性恋者们解释说，除了认同为男性化或女性化的女同性恋者外别无选择，而那些角色无法被辨认的女同性恋者会受到嘲笑(Jennings,2006:218)。历史学家黎贝卡·杰宁斯解释说，在角色扮演的礼仪中，「严格的行为准则规定了谁能和谁跳舞」并「设立界限，界定谁能对谁有性吸引」。这和异性恋规则一一对应，「和主流社会中的社会性别观念提供的组织功能相似」(Jennings,2006:220,221)。杰宁斯解释道，女权主义的影响使得采纳「将男性/女性特质的极致发挥——这些曾是男性化/女性化女同性恋者着装的核心要素」变得不再必要，因为女同性恋者可以「穿裤子……遵照个人喜好着装」而无需担心被质疑。此外，女权主义使得许多人对「邀请女性化的女同性恋者跳舞前，需征得男性化的一方同意感到不适，并拒绝遵循这一习俗」(Jennings,2006:223)。拥抱女权主义的女同性恋们抛弃角色扮演并能热情投入性关系，无需诉诸任何表达权力差异的社会性别扮演。然而一些人，和勒夫一样，显然觉得这样做很困难。
根据跨性别政治和性自由/酷儿女同性恋主义的反女权主义叙事，正是女同性恋女权主义压迫男性化和女性化的女同性恋群体，并将她们逐出女同性恋社群，而八十年代后角色扮演实践的复苏被视为受压迫者的回归。阿琳·勒夫写道：「七十年代兴起的女同性恋女权主义政治有效地将男性化/女性化的女同性恋身份认同、社群和表达方式赶入地下、噤声，因此关于女同性恋关系的社会性别表达的讨论在历史上被曲解了」(Lev,2008)。她说，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犯下的最大错误是「将社会性别表达看作父权制工具」(Lev,2008:131)。她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在女权主义理论中，「社会性别」角色不是无害的性兴奋和时尚工具，而是男权统治的社会等级系统。它们展示了谁在上位、谁在下位，并依据阶级规定其行为。在跨性别谬见的构建中，正是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应该为通过这种排除过程构建女变男的跨性别主义承担部分责任。男性化的女同性恋者们在女同社群里找不到被推崇的位置，因此被迫走向了跨性别主义。
事实上，尽管勒夫将角色扮演描述为女同性恋互动的天然模式，但她清楚地表明，自己确实将女同性恋角色扮演理解为复制父权制异性恋的传统角色。她解释道：
男性化和女性化的女同性恋者，从本质上说，是社会性别化的情欲身份。男性化的女同性恋者被指定和认同为女性，其性欲体验需以男性特质为媒介。女性化的女同性恋者，通过重拾社会蔑视的女性特质、向外界宣示其性欲——一种女同性恋特有的性欲——即公开表达对男性化女性吸引力。
——Lev,2008:133
最大的问题是，也是女性化女同性恋者抱怨很多的，当她们的女同性恋身份被隐形时，这套模式是行不通的。无论在男性主流世界还是女同性恋社群，她们可能都无法被认定为女同性恋，并发现自己被默认为异性恋(Jeffreys,1989)。她们遭受着边缘化和排斥，这正是女性在一个崇尚男性特质的异性恋父权社会中的普遍命运。同样，正如我们在本章中将看到的，跨性别女同性恋的伴侣们可能发现，在女同性恋群体的部分圈子里，她们既没有自己的位置，更不被认定为女同性恋者，而她们的跨性别伴侣却在其中占据一席之地。
勒夫说女性化女同性恋者的责任就是支持男性化女同性恋者，正如「男性化/女性化女同性恋之舞」颂扬了「男性化女同性恋的男性特质，并通过这种行为治愈她们可能经历的身心脱节的感受」(Lev,2008:136)。女性化女同性恋们被要求维护爱人的男性特质，这类角色在伴侣一方是跨性别者的关系中同样常见。男性化的女同性恋者被英雄化为真正女同性恋者，是忍受着反女同主义的攻击和侮辱，并因政治抵抗值得称赞的人。女性身体跨性别者的非跨性别伴侣也会遇到类似情况，她们必须努力营造跨性别伴侣的男性身份的幻想，甚至要假装她没有过「少女时代」，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一直都是男性。伴侣们被要求进入共病妄想1来维持其伴侣「已经改变生理性别」这一岌岌可危、且最终站不住脚的观念。
勒夫解释说，在女同性恋角色扮演中，男性化与女性化女同性恋伴侣非常精确地重现了异性恋父权制角色，并且「根据新出现的报告」，她们「以性化和情欲化的方式扮演家庭角色……这意味着母亲、父亲、儿子和女儿的角色在伴侣的亲密叙事中，以性和浪漫的方式被表演着」(Lev,2008:138)。她说，女性化女同性恋者像男性统治下的传统妻子，为男性化女同性者恋创造一个安全的家园。「我想说，女性化女同性恋们最具颠覆性的行为之一，是通过创造家园和居家过程，在通常充满敌意的环境中为她们的家庭建立一个安全的避风港」(ibid.)。由此可见，女性化女同性恋者从事「女性的家务劳动——烹饪、清洁、缝补和亲吻伤口——我怀疑这些家务起源于角色扮演中的女性化女同性恋者，并由她们操持至今，但这些工作大多不被关注，或被视为无关紧要或非政治性的」。正如女权主义经济学家指出的，家务劳动仍被视为「女性的工作」，而那些展现运动型男性特质的群体则被豁免(Jeffreys,2012; Waring,1989)。勒夫试图浪漫化的正是女性不平等的根源。
正是男性化/女性化角色扮演的常态化，为上世纪九十年代女性身体跨性别主义实践的发展奠定基础。像查兹·波诺这样进行转变的女同性恋者，事前通常将自己视为男性化女同性恋者(Bono,2011)。关于跨性别的女同性恋者是否仅仅比放弃转变机会的、自我认同为男性化女同性恋者多走一步，在女同性恋社群中引起广泛争论。实际上，人们创造了一个词汇来讨论这个问题，即「边界之战(the border wars)」 ，指男性化女同性恋身份和跨性别主义的边界(Halberstam and Hale,1998)。一些女同性恋作家认为，二者间几乎不存在区别，而其他人则试图证明两者之间差异显著，不仅在于采纳男性特质的程度，更在于行为本质，这意味着跨性别女同性恋者是真正的「男性」，而男性化女同性恋者无论其行为如何，仍然是女性。男性化/女性化角色扮演只是异性恋父权制的复制，而跨性别主义更进一步，试图重现异性恋父权制的身体。男性化女同性恋者通常以女同性恋身份为荣，但那些进行跨性别的人则根除了她们的女同性恋身份，并通过接受荷尔蒙治疗和手术，加入医学构建的异性恋。这是一种典型的异性恋规范实践。
女同性恋群体的跨性别化可以被定性为医学专业试图矫直女同性恋的又一例证，因为大多数「跨性别」的女性之后都会和女性建立关系，从而成为异性恋伴侣(Jeffreys,2003)。这可被理解为一种侵犯人权的行为，是国家的默许下借由医学手段清除「女同性恋者」 这种被社会鄙视的身份的又一方式。在大多国家，女同性恋者只有被认证为「男性」才被允许和伴侣结婚或享有其他权利(McConville and Mills,2003)。
5.2女性身体跨性别主义对女同性恋和女权主义的有害影响
在酷儿政治主导的女同性恋社群中，越来越多的女性正在转变为男性身份的拟态(Bauer,2008;Weiss,2007)。关于跨性别主义对女性身体造成的有害影响在本书的其他章节进行论述。本章将探讨跨性别主义对女同性恋社群、女同性恋关系以及女权主义的有害影响。在上世纪后半叶开始的男性跨性别浪潮中，女同性恋群体的加入速度十分缓慢。该实践在七十年代的女同性恋社群中无人知晓，甚至到九十年代依旧非常罕见。该现象并未出现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重要的女同性恋论文集，例如《我们爱的权利(Our Right to Love)》(Vida (ed.),1978)，甚至也未出现在朱莉娅·佩内洛普于1993年编辑的文集《女同性恋文化(Lesbian Culture)》中。后者收录了琼·奈斯特尔撰写的一篇关于五十年的男性化和女性化女同性恋者的文章，但并未提及任何关于跨性别主义的内容。
女同性恋跨性别带来的一个显著后果是，它从字面上抹除了她们的女同性恋身份，通过改变她们的身体和外表，使她们不像女性或女同性恋者，尽管她们普遍寻求和女性和女同性恋者建立关系，并留在女同性恋社群内。女同性恋历史学家和评论家指出，女同性恋历史是一部受迫害和从公共记录消除的历史(Klaich,1974)。跨性别主义和这段残酷历史一脉相承，因为它再一次让女同性恋群体隐身了。对于许多曾经是女同性恋者的人来说，跨性别主义是新兴流行风格。所有那些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由女同性恋者和女权主义者为女同性恋社群建立的城市团体和服务机构，现在都为跨性别女同性恋者重新复制了一遍。有社会团体、政治团体、财务规划团体(用于支付手术费用)、跨性别友好场所名单、潜在跨性别室友名单(Hudson, n.d.)。
然而，有一个显著不同：跨性别女同性恋伴侣的团体。在跨性别现象出现前，一段关系的双方都是女同性恋者，可以参加所有相同团体，任何一方都无需特殊服务。女性身体跨性别主义却把这些女性的伴侣排除在塑造并支持她们生活的女同性恋社群之外，因为她们现在被当作真正的异性恋者。这种女同性恋的消失同样对女权主义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女同性恋群体是许多重要的女性机构的创始人，如庇护所和强奸危机中心、出版商、书店、剧团和乐队。第二轮女权主义浪潮中的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投入大量心血，为女同性恋在内的所有女性争取权益。以身为女性和女同性恋者为荣，一直是女同性恋女性主义的基础，因此对女权主义运动至关重要，女同性恋群体的消失对该政治造成严重伤害。
目前，女性身体的跨性别主义作为一种实践，已经发展到在女权主义学术界也得到充分的论证、描述甚至颂扬的程度。过去几年中，《女性研究季刊(Women’s Studies Quarterly)》发行了跨性别主义特刊(Volume 36,3 and 4,2008)，《女同性恋研究期刊(Journal of Lesbian Studies)》发行了跨性别主义和间性特刊(Volume 10,1 and 2,2006)。在这些特刊的文章中，很少或几乎没有对跨性别主义的批判性评论。这种报道程度揭示了该实践的迅猛发展。2013年，美国女性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全国女性研究协会(NWSA)——为「女权主义的男性特质」设立「兴趣小组」(NWSA,2013)。曾几何时，从事女性研究的人和其他女权主义者一样，将男性特质视为女权主义需要瓦解的问题，而如今它却被吹捧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即使不算学术女权主义典范，也至少与其一致。这充分说明，学术女权主义的部分分支已在很大程度上偏离女权主义活动和女权主义行动，并且对女性解放的可能性而言，充其量是无关紧要，最坏的情况下是有害的。
女性在荷尔蒙治疗和手术中受到的身体损伤相当严重，已在上一章有详细论述，但这种实践同样对女性和女同性恋群体造成多重伤害。跨性别的女同性恋者的女性伴侣所遭受的悲伤、丧失和痛苦，与男性身体跨性别者的伴侣遭受的痛苦相似，然而由于转变发生在一对女同性恋伴侣中，并采取模仿男性特质的形式，即上等生理性别种姓的行为模式，因此产生一些显著差异。
5.3获得父权制红利
跨性别的女性能够获得父权制红利，即男性支配系统中属于男性的特权和优势。对女同性恋群体而言，这可能是个有吸引力的选择，因为作为「男性化的女同性恋者」她们遭受反女同性恋的歧视和骚扰，但倘若迫害者认为她们实际上是「男性」，这些歧视和骚扰就会减轻。父权制红利的一个重要且非常实质性的层面是经济红利。例如，经济红利能清晰地体现在女性和男性一生中平均收入以及他们在退休时所能期待的数额之间的巨大差异。在英国，女性企业高管一生收入仅为在职位、起始工作年龄和退休年龄上和她们相同的男性高管的三分之二(Barrow,2012)。这对男性而言是极其可观的优势，但经济学家对此解释得并不充分。不过，克里斯汀·希尔特进行的一项有趣的研究精准揭示了父权制红利是如何作用于职场中女性身体的跨性别者的(Schilt,2006)。希尔特采访了二十九位完成跨性别转变的女性，询问她们作为女性以及完成转变后的职场经历。其中一些女性在转变期间和转变后仍留在原来的工作岗位，另一些则更换了供职企业，但无论哪种情况，她们与过往相比都获得了更大优势。希尔特解释说，尽管这些女性在转变后拥有完全相同的技能、教育和能力，但『一旦她们成为工作中的男性，企业对这种「人力资本」的认知会发生巨大变化』(Schilt,2006:466)。
女性身体的跨性别者获得「一种身体上的尊重」形式的「回报」，这意味着「摆脱了未经同意的性骚扰和关于性取向询问」(Schilt,2006:479)。转变后男同事不再继续的行为包括：抓胸和屁股、称呼「亲爱的」和「宝贝」。据两名受访者的描述，在工作场所作为跨性别者比作为「显眼」的女同性恋者好得多，因为她们能逃离「性暗示的评价」和「侵犯性的个人性取向问题」。这种特权只适用于「隐形」跨性别者，即那些不公开自己转变的人。隐形跨性别者获得了「身体自主权和尊重」以及「更少的触摸、猥亵」(Schilt,2006:479)。
- 共病妄想 (Folie à deux)是一种精神病学术语，指的是两个共享相同的妄想或精神病症状的情况，通常出现在家庭成员或伴侣之间。其中一人是主导者，其妄想是原发的，而另一人是被动者，其妄想是通过密切接触而被传染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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