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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性别理论与实践和女权主义的基本基础相矛盾，因为女权主义是一场基于生而为女、并成长在女性生理性别种姓的经历的政治运动。在过去十年中，主要由自认为是跨性别者的男性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目的是确立他们是女权主义者，并且他们的实践不仅和女权主义相容，更是其正确目标的典范。这场运动获得部分女权主义运动和学术女权主义的认可，因为它与酷儿和后结构主义理论产生共鸣，这些理论已经颠覆了女权主义对「社会性别(gender)」理解。这种接受使男性可以既是女性又是女同性恋，以及曾经是女同性恋的女性跨性别者实际上是「男性」的观点看起来十分合理。本章将考察女权主义者对跨性别主义理论化的方式、酷儿理论的影响，以及跨性别理论和跨性别女权主义的发展。本章还将论述跨性别活动主义试图压制挑战跨性别主义的女权主义者的方式。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第二轮女权主义浪潮鼎盛时期，跨性别主义还是一种不那么普遍的实践。尽管如此，女权主义者普遍在政治上拒绝这种实践，理由是跨性别主义(transgenderism)，当时被称为变性主义(transsexualism)，在复制被视为女性屈从地位基础的生理性别角色刻板印象，也就是今天的「社会性别」(Morgan,1978;Raymond,1994)。
根据女权主义者对该实践的批判，这类「刻板角色」正是跨性别主义的根本基础和必要条件。正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异装理论家弗吉尼亚·普林斯(2005b)描述自己的异装实践那样，女权主义者们在七十年代接触到的跨性别主义实际是少数男性试图「扮演」女性。在九十年代前，依托互联网形成的有组织的跨性别运动尚不存在。那时女性试图「扮演」男性的现象要罕见得多，而且在女同性恋社群中并不引人注目。
四十年前，激进女权主义思想家和活动家的观点十分明确，那些生下来是男性并以男性身份被抚养长大的人在妇女解放运动中要求被承认为女性的行为，是在从事一种对女性的殖民主义行为，理应被排除在外。男性被视为受压迫的生理性别种姓成员，从女性从属地位中获益。罗宾·摩根在1973年洛杉矶西海岸女同性恋大会上清楚阐释了这一点 (Morgan,1978)。她修改演讲内容，加入跨性别主义议题，以回应一名异装男性的争议性在场，他的出席给大会造成严重损害：
大会第一晚就全乱了套，起因是一名异装男性未经邀请就闯入现场，他坚称自己 (1)是受邀参与者，(2)真的是一个女人，(3)本质上是一名女同性恋者。(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种男性引诱女性的巧妙新式手段。) 大会立即因这名男性分裂。周五晚上，在场超一半的女性要求强制将他逐出全女会议；其他女性……则为他辩护，称他为她们的「姐妹」。一些女性因此彻底离开会场。
——Morgan,1978:171
当时的女权主义者反对摩根所称的「男性异装癖的猥亵性」，因为她们认为这是一种侮辱性行为，男性为了自身的娱乐感或快感而丑化女性刻板形象。她们将男性异装与统治群体成员模仿嘲弄他们眼中低人一等者的方式进行比较，就像当时白人男性涂黑脸表演黑人走唱秀1一样。正如摩根所说，「我们都知道白人涂黑脸时其背后的用意；当男性穿女装时，背后也是同样的用意作祟」(Morgan,1978:180)。
摩根表示，她所称的异装癖者是「故意重新强调社会性别角色，并通过夸张模仿嘲弄女性受压迫和痛苦的男性」，她坚决反对他们渗透进女性内部：
不，我不会称呼一个男性为「她」；在这个男性中心主义的社会中，三十二年的苦难和生存为我赢得女「女人」这一称谓；一个男性异装癖在街上走一遭，五分钟内被人骚扰(他或许享受其中)，然后他就敢，他竟敢认为他理解我们的痛苦？不，以我们母亲名义和我们自己的名义，我们绝不能称他为姐妹。
——Morgan,1978,180
1973年的大会上的那位「异装者」有要求进入女性空间的历史，不顾这一行为造成的破坏和分裂。摩根解释说，「他四年前试图强迫一位旧金山的女同性恋者允许他强奸她」，并通过渗透进比利提斯之女(Daughters of Bilitis)这个女同性恋团体，给该组织造成巨大损害。他曾威胁大会组织者，如果她们试图将他排除在外，他会采取法律行动；『当女性们私下恳求他不要 参加这场大会时，他回应说如果被拒之门外，他将以「歧视罪和歧视共谋罪」对这些女性提起联邦诉讼』(ibid.)。摩根指责这位异装者的自恋，渴望成为关注焦点，并利用大会来「发展他的投机主义事业」(ibid.)。她认为，「异装者」应当成立自己的组织，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强闯女性活动和女性空间。他们应该「联合起来并组织反抗压迫，而不是寄生在那些一生都在女性躯体里作为女性 生存的女人身上」(Morgan,1978:181)。
在英国，女权主义者对寻求加入妇女运动的跨性别者的反应是相似的。在1979年为利兹激进/革命女权主义者大会撰写的一篇论文中，拉尔·科文尼解释了为什么变形者不是女性：
需要清晰、大声地说明，作为一个女人是一种长期经验，这种经验无法被总结为一堆女性生殖器上盖着几件衣服。要达到社会认可的女性特质标准需要多年的持续压力和大量实践——我们为了生存学会这些伎俩，所以想必男人也能学会。但是心智状态、成为女人的过程——我们对此没有选择。
——Coveney,1979
这篇论文以「手术无法改变你脑海里的东西」结尾。出于以上原因，1979年的《伦敦妇女解放通讯(London Women’s Liberation Newsletter)》中，对变性者渗透进女性空间的观点呈现压倒性的否定态度。
在这一时期，唯一一部整本篇幅都在批判跨性别主义实践的女权主义著作是詹尼斯·雷蒙德的《变性帝国(The Transsexual Empire)》 (1994,首版1979)。雷蒙德是一位激进女权主义理论家和科学哲学教授，她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女权主义政治性分析：「我的主要结论是，变性主义本质上是个社会问题，它的成因只有在通过父权制社会制造的生理性别角色和身份联系起来时才能得到解释」(Raymond,1994:79)。她认为，变性主义是产业和医疗业的产物，既不是人类跨越历史的、本质的一部分，也不是需要外科医生用手术细心修复的生物发育上的缺陷。雷蒙德的工作是发展对医学的社会学批判，该领域源于塔尔科特·帕森斯的研究(1951)。帕森斯认为，医学是一种社会制度，通过为不符合规范的行为提供医学诊断来控制社会偏差。在这种理解下，医学参与了社会控制。这种方法论的另一种论述形式是马克思主义观点，即将医学视为资本主义攫取利润的来源和机制，是医疗-工业复合体的一部分(Riska,2003)。两种方法都被批判跨性别女权主义者用来批判跨性别主义。
这些观点构成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反精神病学运动的理论基础，该运动的重点是挑战精神病学诊断和药物疗法的泛滥，并主张这些诊断和疗法旨在控制一些他们认为应被视为政治和社会建构而非精神疾病的行为。这种观点下，问题行为应被视为一种社会抗议，或阶级主义、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资本主义现状造成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的产物(Illich,1975; Szasz,1960)。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并非只有像雷蒙德这样的激进女权主义理论家在批判跨性别主义，社会建构主义的社会学家也是如此。德怀特·比林斯和托马斯·厄本在这个更具批判性的时代使用观察和访谈法对一间「社会性别」诊所进行研究(Billings and Urban,1982)。作为当时的批判社会学家，他们对跨性别主义的医疗实践进行彻底批判。他们认为，医生发明并推广了改变生理性别的手术，这种手术「既不能治愈身体，更不能治愈心灵，而是在履行一种道德职能」，并且手术「将个体对社会性别角色困扰的体验私有化和去政治化」，而这种困扰是社会变革和对社会性别角色的政治建构挑战的症状(Billings and Urban,1982:266)。他们得出有力的结论：「通过用医学术语取代政治话语，医疗行业间接地驯服并转化了社会性别工厂里潜在的野猫式罢工」(Billings and Urban,1982:282)。
女权主义对医学和精神病学的批判发展了这些激进的政治思想，但她们对跨性别主义研究，在当时自认为是医学进步思想人士看来似乎没有特别之处，如今却被跨性别活动人士斥为「仇恨」言论和诽谤，并导致对任何持批判态度的女性的诽谤和骚扰运动 (Jeffreys,2012a)。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对跨性别主义实践持批判态度的女权主义者往往是当时激进女权主义理论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例如玛丽·戴利、詹尼斯·雷蒙德、罗宾·摩根，她们对性政治的分析奠定了整个女权主义理论的基础。如今，她们在跨性别活动人士的文献中受到强烈抨击(Serano,2007;Stryker,2008)。新兴的跨性别研究领域和如今在女性研究项目中逐渐增设的「跨性别女权主义」课程，都将精力集中在驳斥第二轮女权主义浪潮最具影响力女权主义理论家对跨性别实践提出的批判性论点和行动。跨性别活动人士的目标是，用一种符合其利益的「女权主义」版本，来取代寻求废除生理性别角色刻板印象，现在更名为社会性别，的激进女权主义理论。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酷儿理论席卷女权主义和女同性恋女权主义，为跨性别意识形态和实践的迅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和所有形式的激进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一样，女权主义对跨性别主义的批判也被边缘化了。要理解女权主义对跨性别主义的批判如何被支持跨性别实践的政治取代，有必要考察酷儿理论的发展过程和思想，特别是其与社会性别相关的部分。
2.1女权主义理论中的「社会性别」
酷儿理论和政治从女权主义理论家那里沿袭对「社会性别」的使用。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或八十年代初，术语「社会性别」才被女权主义理论家普遍采用(Haig,2004)。在大卫·海格通过分析女权主义期刊文章和书籍标题对「社会性别」的使用，进行了一项有益的研究。他指出，上世纪七十年代使用该词的女权主义者明确地将其起源归功于约翰·曼尼和罗伯特·斯托勒等性学家的研究。性学家们将该术语——最初只有标注名词词性的语法功能——发展为指代符合生理性别的行为，并用它来协助他们将间性儿童归入他们认为合适的类别中。因此，该术语并不源自女权主义，而是被女权主义者采纳，因为它在界定女性从属角色的社会建构过程很有用。女权主义理论家发展了该术语的用法，用它描述女性被置于从属地位的整个系统，例如「社会性别等级」这个表达。然而，不幸的是，女权主义对社会性别一词的使用一轮又一轮混乱和模糊掩埋，在非女权主义的语境下，从大学申请表到跨性别主义意识形态，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被混为一谈的现象比比皆是。正如海格评论的，「对许多不熟悉该术语近期历史的作者而言，社会性别已被当作生理性别的一个简单同义词，或一种委婉表达」(Haig,2004:95)。这个术语在政治上变得如此模糊，以至于女权主义者在试图拆解其用法造成的混乱时，不得不创造一种新的语言。这种混乱的一方面在于，酷儿理论运用「社会性别」术语，使得一种极其保守的行为模式——异性恋男性的异装行为——看起来十分具备颠覆性。
2.2酷儿对女权主义的冲击
「酷儿(queer)」一词最初被用来描述一种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从艾滋病运动发展起来的政治类型。男同性恋活动人士走上街头，抗议伴随艾滋病爆发而来的反同性恋仇恨浪潮，他们用「酷儿」一词将自己和使用「同性恋(gay)」的老一代男同性恋区分开来，后者被视为妥协派，缺乏应对新一代活动人士面临紧急危机时所需的对抗性(Jeffreys,2003)。酷儿一词并非源自女同性恋女权主义政治，而是一开始就明确反对女权主义政治。这个新术语对女同性恋者和女权主义者而言是一场巨大倒退，因为她们经过二十年的艰苦斗争才让社会达成一种认知：即在会议、书籍和运动的标题中，女同性恋者需要被单独承认。同性恋通用术语如「homosexual」和「gay」则将女同恋者淹没在男性利益、关切和男性想象之下。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运动表明，女同性恋者的利益与男同性恋者的利益相互独立，甚至在许多方面是相互矛盾的。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对男同性恋政治和抱负提出了深刻批判，这一点在玛丽琳·弗莱的《现实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Reality)》(1983)以及在我的《解构酷儿政治(Unpacking Queer Politics)》(2003) 中清晰可见。从一开始就很明显，这个新的通用术语将抵消女同性恋者在这场政治运动中艰难争取到的可见性，而现实也的确如此。
女同性恋女权主义批评者从多方面对酷儿政治的内容发起挑战。她们指出，酷儿政治主张回归男性主导的性自由议程，该议程正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女权主义和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试图推翻的(Jeffreys,2003)。她们认为，酷儿理论诞生于九十年代的保守时期，当时女同性恋女权主义和男同性恋解放运动的激进政治理念因不切实际而被否定。这些激进政治运动挑战了作为权力系统存在的社会性别，挑战了作为政治制度的婚姻和异性恋，并主张同性恋不是生物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选择的问题。这些观点对政治上并不大胆的九十年代而言过于激进。在这个革命性大大削弱的十年里，受到挑战的是个体身体而非身体政治，以至于身体改造、烙印、割伤和纹身开始被视为进步的实践(Jeffreys,2000)。酷儿政治的提出恰逢生活中许多领域的市场化，包括性的市场化，酷儿消费者随之诞生。越来越多的性产业实践被纳入进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的社交活动中，如变装秀和脱衣舞表演。
此外，还有人提出对/用生殖器做不寻常的事，包括像跨性别主义那样切除生殖器，是革命性的(Jeffreys,2005;2008a)。甚至连割除其他身体部位，或在皮下植入物体，以及各种「身体改造」中残酷的身体烙印行为，不知为何都被赋予某种酷儿的认可(Pitts,2001;Sullivan,2001)。内心深受困扰的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无论是自己、商业切割者和外科医生对其身体造成的损害，都被描绘成「挑战权力边界」而非破坏性行为(Jeffreys, 2008b)。
酷儿理论对跨性别运动发展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将社会性别理论化。女权主义者们试图以符合其革命目标的方式使用社会性别一词，并旨在消解社会性别差异，但酷儿的方法远达不到激进，为跨性别主义被视为酷儿政治的标志性实践铺平道路。酷儿理论从后现代理论的一个分支发展而来，它从一开始就致力于一种解构主义形式，其目的在于消解「女人」这一范畴本身(Brodrib,1992)。没有「女人」，女权主义就不复存在，因为女权主义是为解放受压迫的特定群体发起的政治运动，而女人的消失会使女权主义变得多余。「女人」不是酷儿政治关注的议题，并且「社会性别」取代对女性躯体现实存在的一切考量。酷儿理论创造一种将社会性别简化为一种个人表达或表演形式的社会性别政治，并模糊了男性支配的物质性权力关系(Butler,1990)。酷儿社会性别政治的目标是让社会性别更灵活并创造更多的「社会性别」。在这些方面，酷儿理论和女权主义政治直接对立，并促进跨性别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实践的发展。
激进女权主义理论家不寻求让社会性别更灵活，而是试图直接消除它。她们是社会性别废除主义者，认为社会性别为男性支配提供政治框架和理论依据。在激进女权主义者的理论框架中，男性特质是男性支配阶级的行为，而女性特质则是女人从属阶级的行为。因此，在女权主义旨在创造的平等未来中，社会性别不应占有一席之地(Delphy,1993)。然而，在占主导地位的酷儿理论框架中，社会性别是可以「玩转」的事物。在这种酷儿解读中，当拥有某一生理性别的个体采纳与其被期待展现的特质不同的社会性别时，这种社会性别就是「颠覆性的」。然而，不存在跳出社会性别的路径；在这种理论设定中，社会性别可以互换但不能被废除。在这方面，酷儿理论迎合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社会保守时期，那时社会变革的理念被彻底遗忘，各种顺应制度的嬉闹行为被重新包装为有趣和反叛。酷儿理论关于社会性别的观点，与其说是进步，不如说是卖弄风情，一边和男性支配调情，一边复制其扭曲形态。它将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精准困锁在过时的生理性别刻板印象中，而这些正是更进步的同性恋解放运动和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试摧毁的。
- 黑脸走唱秀(Minstrel Shows)是十九世纪初在美国发展形成的一种戏剧形式。这类表演主要由白人演员涂黑面部进行演出。当时虽也存在少数非裔表演者及全黑人表演团体的巡回演出，但黑脸走唱秀始终将黑人塑造为愚钝、懒惰、滑稽、怯懦、迷信且无忧无虑的形象。每场演出包含喜剧短剧、杂耍、舞蹈和音乐表演，皆刻意丑化非洲裔群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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