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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论证了跨性别主义是二十世纪中晚期的一种社会构建。正如人类学家大卫·瓦伦丁所言，「跨性别主义」这一概念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被制度化」(Valentine,2007)。自那时起，一部新的跨性别史被创造出来，以支持跨性别活动人士的思想和实践。这部新历史称，在历史长河中，一直存在本质上就是「跨性别者」的人(Prosser,1998;Stryker,2008)。这些活动人士称，跨性别者们在二十世纪医学专业发展的帮助下得以走出「跨性别的柜子」，并实其现改变生理性别的需求。本章将对这一版历史提出质疑，只有跨性别主义建立在本质性特质之上的前提成立，这段历史才说得通，这里的特质就是部分性学家所谓的「女性本质(feminine essence)」理论(Dreger,1998)。想要驳斥这一前提，就有必要解释跨性别主义现象是如何产生的，本章会尝试完成这一任务。我将论证，跨性别主义绝非贯穿历史、跨越文化的恒常现象，而是一个相当晚近的建构。本章将聚焦进行跨性别的男性，因为跨性别主义意识形态和实践由男性发明。尽管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女性在寻求跨性别的群体中仅占极少数，自此之后她们的占比一直增加，并试图将自己纳入由男性性科学家和作为生理性别重置手术主要需求者的男性共同构建的理论体系中(Jeffreys,2003)。男性和女性跨性别者的行为差异将在后面的章节里详细分析。
1.1「跨性别」术语的起源
变性者(transsexual)一词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提出，用来描述那些希望改变自己生理性别的人，并随着内分泌学家哈里·本雅明的著作《变性现象(The Transsexual Phenomenon)》(1966)被普及。跨性别者(transgender)一词则由男性异装者弗吉尼亚·普林斯首次提出，他一再声明自己是异性恋。普林斯尝试将自己和被认定为变性者的群体进行区分，并为这种过去被认为是「性欲倒错1」的行为——性恋物癖的一种形式——打造一个更容易被接受的面貌(Prince,2005b)。普林斯采用这一术语是我称为「转向社会性别」运动的一部分，其中异装(cross-dressing)和变性现象都被理解为内在或本质的社会性别表达，而非只为获得性兴奋而进行的爱好。随后，「跨性别」术语通过九十年代的酷儿政治得到普及，当时它被用来传达极为广泛的含义，涵盖所有被认为从事通常分配给异性行为的人，从男性化的女同性恋者到异装者、男同性恋者和卖淫的男性。目前，跨性别一词在日常用语中用来指代过去被称为「变性者」的群体，而变性者一词已不常用。本章将试图解释这一重要术语变更的原因。本书中，按照目前最常见的用法，跨性别一词指那些认为自己的「社会性别认同(gender identity)」和男性至上主义社会为其生理性别绑定的社会性别认同不一致的人。
1.2同性恋的构建
跨性别主义是社会构建的观点会引发争议。在跨性别意识形态中，跨性别者被视为拥有通常与异性(opposite sex)相关的、一般由衣着或习惯构成的「社会性别」的「本质」。这种本质被理解为生物学偶然事件的结果，或是某种神秘且通常无法识别的过程的产物，因此是「自然的」。例如，杰伊·普罗瑟在她的著作《第二层皮肤(Second Skins)》中明确驳斥建构主义方法，认为跨性别者早于且独立于我将在此概述的社会建构的力量存在(Prosser,1998)。任何质疑跨性别活动人士信奉的本质主义论的人经常遭受「恐跨症」和「跨性别厌女症」的指责。然而有趣的是，那些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社会建构的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历史学家和研究者，在过去和现在都不曾受到类似的「恐同症」的指责。同性恋并非天生注定只对同性产生性吸引力的观点也曾在同性恋社群引发大面积争议，但从未引发如此大量的恶语相向和人身攻击。「同性恋」概念的构建对解释「跨性别」如何产生上具有启发性，因为存在跨性别者这一实体的观念实际遵循十九世纪男性性学家或性科学家构建「同性恋」的脚本。
上世纪晚期对跨性别主义的构建，在若干重要层面上和同性恋构建类似。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社会构建主义在社科领域的鼎盛时期。在当时价值观受到教育的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理论家与历史学家，主张同性恋的概念，即一种因先天异常注定只对同性产生性吸引力的特定类型的人，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建构(Mackintosh,1968;Weeks,1977)。社会构建主义方法在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研究领域并非没有批评者。部分人认为，同性恋的构建受生物学和文化的共同影响(Dynes,1992)。一些构建主义者自身也承认，同性恋个体并未不认为自身身份是社会构建的，因此社会构建理论必须承认个人经验的说服力(Epstein,1992)。但对大多数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学者而言，历史、文化和政治共同构建了同性恋这一观点是得到广泛理解的。
关于同性恋建构主要发生在何时存在争议：玛丽·麦金托什(1968)认为是在十七世纪末，当时同性恋男性聚集在伦敦的莫莉屋2和俱乐部；而米歇尔·福柯(1978)则认为是在十九世纪。不过可以明确的是，正是在十九世纪，重要社会机构开始介入将同性恋者构建为一个独特的人群类别。根据这一理解，同性恋构建主要来自两方面：法律和医学，我将论证二者对跨性别主义构建同样至关重要。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学者解释说，在十九世纪早期，性行为依然受到教会法庭的管制(Weeks,1977)。那时还没有同性恋这个概念，但特定性行为被认定为不可接受的，特别是鸡奸。随着教会法庭逐渐废弃，刑法接管了规范和监管性行为的角色。因此，1885年英国正式颁布《刑法修正法案》，专门将男男性行为定为非法。依据这项立法，奥斯卡·王尔德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被起诉，其审判被广泛报道。所有这些都在推动同性恋概念的明确化。在同一时期，性科学取代宗教，为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性行为设定准则。
社会学中首次详细阐述就同性恋不是某种「病症」，而是一种「社会角色」的观点，由女同性恋社会学家玛丽·麦金托什在其开创性文章《同性恋角色(The Homosexual Role)》(1968)中提出。她将对标签理论3的理解应用于同性恋现象，并论证将同性恋概念化为受某类病症折磨的特定人群本身是一种社会控制的形式，这种形式「有助于在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行为之间设立一个明确、公开且可识别的界限」(Mackintosh,1968:183)。麦金托什解释道，就同性恋而言，「创造一个特定化、受鄙视和惩戒的同性恋角色能够维持社会主要人群的纯洁性」(Mackintosh,1968:184)。她指出，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都参与到给同性恋群体标签化的过程，从而也参与了「社会控制机制」。这种看待同性恋的方式对理解跨性别主义也很有用。跨性别角色的创建可以被视为一种手段，其目的是将可能威胁到男性支配和女性从属系统的、不可接受的社会性别行为，与被视为适配特定生理性别的、正确的社会性别行为进行区分。在同性恋例子中，社会控制的结果是巩固异性恋是排他且自然的观念；但在跨性别的例子中，起作用是巩固生理性别角色(sex role)的自然性。
麦金托什指出同性恋角色和跨性别「角色」关联另一层面，那便是「同性恋群体自身欢迎并支持同性恋是一种病症的观念」(Mackintosh,1968:184)。这是因为该观点消除了「回归常态的可能性」并「排除了焦虑的选择要素」4。因此，同性恋者，今天可能也包括跨性别者，能将自身行为视作正当合理的，并且能在无需「拒绝社会规范」的情况下持续以这种方式下行事。米歇尔·福柯在他的《性史：第一卷(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中提出自己的社会构建主义分析版本，断言在十九世纪，同性恋者「除了成为一种生活类型、一种生命形式、一种形态之外，更成为一类人格、一段过去、一份病例和一段童年」(Foucault,1978)。当这本书于1978年被译成英文出版时，他的思想创造了新一波的同性恋、社会建构主义历史和学术研究浪潮。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同性恋是社会建构的观点并未引致其他男同性恋者或女性同恋者认为它是「恐同」的；但今天关于跨性别主义的类似观点却被抨击为「恐跨的」。这些论点在社科领域被广泛接受，麦金托什的分析被认为是该领域的典范(see Stein,1992)。然而，就跨性别现象而言，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正值该实践的建构达到顶峰之际——除了少数值得注意的例外之外(Gottschalk,2003;Hausmann,1995;Jeffreys,2006,2008)，从未出现类似的社会建构主义分析。这本身就提出了一个令人费解的难题。
1.3同性恋和跨性别主义构建的相似性
同性恋的社会构建过程对理解跨性别主义的构建过程具有启发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参与创造同性恋者这一特定人群概念的性学家们，并没有明确区分同性恋与后来被视为异装癖(transvestism)、变性现象或跨性别现象等行为。十九世纪对同性恋者和如今对跨性别者的性学构建的主要相似之处在于，二者的行为都被认为是由生物学决定的。亨利·哈夫洛克·埃利斯的《性倒错(Sexual Inversion)》(1927,首版1897)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埃利斯在其著作中详细考证了许多在他之前的性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的研究工作和结论，他指出，同性恋或性倒错是一种「先天异常」(Ellis,1927:318)。他认为这种异常是由每个生理性别「潜在有机双性恋倾向5」引起的(Ellis,1927:310)。埃利斯将男性异装行为也包含在这一观点中，并将该行为命名为服装倒错症6，以法国德昂骑士命名。在他看来，服装倒错症或异装癖相互独立，但属于同一范畴，并由相同的生物学因素创造。发明术语「异装癖」来描述一种不同于同性恋实践，要归功于性学家马格努斯·赫希费尔德，该术语首次出现在他1910年的出版作品中(Blanchard,2005)。
另一个重要的相似之处在于，无论是性学研究中的同性恋者，还是今天的「跨性别者」，都被视为由生物学决定、注定要在特定历史时期采用和异性文化相关的言行举止。「倒错的人」，埃利斯解释道，「在生理和心理方面……都与异性有着微妙的近似」(Ellis,1927:310)。另一个相似点是：几乎没有证据支持两种情况中对生物决定论的信念。埃利斯在毫无科学证据支持情况下简单断言，男性或女性「生殖细胞(germs)」的存在：「在受孕时，有机体被赋予约50%的雄性和50%的雌性生殖细胞，随着发育进行，两性生殖细胞中将有一方占上风，直到个体发育成熟，仅有少量被淘汰的异性生殖细胞残留」(Ellis,1927:311)。埃利斯认为，在同性恋者身上，「由于原始雄性或雌性生殖细胞在数量或性质上存在某种特异性」，生理过程出现异常，结果是「这个人更适合展现倒错的而非正常的性冲动」(Ellis,1927:310)。这个人可能不会展现倒错的生理迹象，但其先天异常会在后天行为中逐渐显露。在埃利斯看来，这些行为包括：左撇子、尖锐的女性化音调、女性化字迹、或在女性身上表现为男性化字迹。他所列举的许多男性个案都不会吹口哨，而女个案却表现出「出色的吹口哨能力」(Ellis,1927:291)。埃利斯论证说，「倒错」的女性也常展现和异性相关的行为，即她们「频繁地，尽管不总是如此，给人以男性特质或男孩子气的感觉」(Ellis,1927:251)。
历史上，那些爱慕并和同性发生性关系的人很可能也会从事异装和跨社会性别行为，对男同性恋者而言，表现为坎普7、变装表演8和男同性恋的女性化(effeminacy)；对女同性恋者而言，表现为(女性的)男性化(butchness)和男性特质(masculinity)。玛丽·麦金托什引用1729年对同性恋男性在莫莉之家中行为的描述，「俱乐部成员习得女性天性所有的小虚荣并将其发挥得淋漓极致，以至于他们试图像女性一样说话、走路、闲聊、尖叫和叱骂，在其他方面也拙劣地模仿她们」(Mackintosh,1968:188)。这种展现出被视为「属于」异性的行为，即便不是同性恋实践的主要形式，也是常见形式。正因如此，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史学家都按惯例将表现出这类行为的人纳入同性恋历史中。约翰·德埃米利奥在他1983年发表的，关于上世纪四十到七十年代美国「性社群」历史的著作中写道：「在二十世纪的头二十年里，男同性恋异装者和他们那些外表普通的同志们，在城镇中声名狼藉区域散布的酒吧和俱乐部中进行性接触」(D’Emilio,1998,首版1983:12)。他的著作出版时，跨性别活动人士和学者尚未极速抢占女性化的男同性恋者和男性化的女同性恋者，并要求将其纳入跨性别历史而非「同性恋」历史中。德埃米利奥将变装舞会同样定性为同性恋历史的一部分，尽管如今它们可能被看作「跨性别主义」的表达(D’Emilio,1998:12)。
在当今跨性别活动人士和理论家的著作中，那些历史上有过同性性关系并进行异装的人被从同性恋中分离出来，并归入「跨性别」范畴。例如，杰伊·普罗瑟将小说《寂寞之井(The Well of Loneliness)》的主人公史蒂芬9定义为跨性别原型(Prosser,1998)，尽管史蒂芬曾被女同性恋历史学家界定为女同性恋(Doan,2001;Newton,1984)。另一位被普罗瑟和其他跨性别活动人士绑架到跨性别范畴的更近期的例子是布兰登·蒂纳，这位偶尔穿男装的年轻女性于1993年在内布拉斯加州不幸遇害。普罗瑟称，媒体将她认定为女性或女同性恋者是完全错误的，他和跨性别活动团体Transsexual Menace对此感到愤怒，该团体的成立正是为了应对这种被认为是跨性别经历「酷儿化」的现象。另一方面，人类学家大卫·瓦伦丁表示，『不容置疑地把……诸如布兰登·蒂纳的个体纳入「跨性别」这个包罗万象的范畴，是对这些生命的象征性殖民』(Valentine,2007)。卡罗琳·盖奇，美国女同性恋女权主义剧作家，曾就布兰登被跨性别身份绑架的问题发表雄辩的评述(Gage,2010)。她解释道，以布兰登为原型的电影《男孩别哭(Boys Don’t Cry)》10和跨性别活动人士将她英雄化的叙事都遗漏了部分关键信息。其中包括她在童年时期遭受一名男性亲属数年严重性虐待的事实。盖奇将布兰登的心理健康问题、饮食障碍和她对男性施虐者的认同，与遭受类似性虐待的女孩的经历进行比较。她认为，所有这些都让布兰登更像一位典型的、年轻的女性虐待幸存者，而非一个男性。
我将论述「跨性别」范畴由男性权力力量创造，也就是说，它不仅是社会性的建构，更是政治性的建构。大卫·瓦伦曾说，他研究跨性别主义发展的任务便是探究「一套权力关系」，新的分类通过这套关系被创造出来，人们被迫适应「构成这套权力关系基础的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过程，以及这些要求带来的影响」(Valentine,2007:243)。我将努力识别出二十世纪将跨性别主义构建成独立于同性恋范畴的男性权力力量。
- 性欲倒错(paraphilia)指非典型或异常的性兴奋或性行为模式，具体表现为性兴奋的对象或方式不同寻常，例如对非人类对象、非自愿对象(如儿童)、或对极端身体行为产生性兴奋。典型性欲倒错行为类型有：性恋物癖、施虐受虐狂、窥淫狂、露阴癖等。 ↩︎
- 莫莉屋(Molly House) 指代十八至十九世纪英国同性恋男性的秘密聚会场所。这些聚会地点通常是酒馆、咖啡馆，私人住宅或地下房间，男性穿女性服装、化妆、表演戏剧或舞蹈，部分活动具有性意味，也是形成早期同性恋社群、文化和认同的重要空间。 ↩︎
- 标签理论认为，偏差行为和某些身份，如犯罪者、精神病患者或同性恋者的形成，不是由行为本身固有的特性决定的，而是由社会对这些行为或身份的反应、评价和贴标签的过程产生的。偏差是一种社会建构，个体一旦被贴上标签或许会内化这一身份，按照预期调整行为，最终强化偏差。 ↩︎
- 原文是removes the element of anxious choice, 意思是在没有明确身份前，一个人会因自身行为与社会规范不符而感到焦虑，必须在做自己和符合社会规范间做出选择，身份的确定则消除了这种持续的内心挣扎。 ↩︎
- 潜在有机双性恋倾向(latent organic bisexuality) 强调每个人体内可能同时存在对男性和女性的生理吸引力，只是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倾向没有表现出来。 ↩︎
- 服装倒错症(Eonism)以十八世纪法国军官、外交家德昂骑士(Chevalier D’Eon)命名，他曾以女性身份和外表生活一段时间，因此成为男性穿着女装的代表。 ↩︎
- 坎普(camp)是一种通常涉及夸张的动作、声音、服装和行为的表演，在男同性恋文化中常被用来表达自嘲和对社会性别角色和期望的不满和抵抗。 ↩︎
- 变装表演(drag)指男性通过穿女装并扮演女性的表演。 ↩︎
- 《寂寞之井(The Well of Loneliness)》是英国作家拉德克利夫·霍尔的小说，讲述主人公斯蒂芬·戈登作为生理女性自幼表现出男性化特质，成年后深爱女性，却因社会偏见而饱受排斥。小说以悲剧情节呈现同性恋者的孤独、痛苦与呼吁理解的诉求，被视为早期女同性恋文学经典。 ↩︎
- 《男孩别哭(Boys Don’t Cry)》是1999年上映的美国传记片，由金伯莉·皮尔斯执导，影片根据美国跨性别男性布兰登·蒂纳的真实故事改编。她努力在内布拉斯加州找寻自我与爱情，却成为两名男性熟人犯下的野蛮仇恨罪行的受害者。蒂纳的谋杀案与另一起针对LGBT群体的马修·谢巴德谋杀案一道推动美国对仇恨犯罪修法的游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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