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共计 11,354 字，预计需要 30 分钟。
本书将探讨始于上世纪中晚期的跨性别主义(transgenderism)意识形态及其实践造成的负面影响。跨性别现象作为一种被接受的失调症的历史尚短，可选治疗方式包括荷尔蒙管理、以及可能的肢体切除术和其它手术。许多美国医生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都在质疑对这种疾病采用此类疗法的观点，且部分医生至今依然持反对意见(Meyerowitz,2002)。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部分由于互联网创造的联结潜能，一场旨在争取跨性别者「权利」的跨性别行动主义政治运动由此兴起。作为响应，社会、政治和法律层面发生显著变化，政府和许多其他组织和活动人士对跨性别权利合法性也日益予以接受。这些变化对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的存在及其社群；对跨性别群体自身的健康和生活机遇；对实现女性平等的可能性；对各类组织、工作场所、服务和法律实践等方面均产生深远影响。目前已有大量关于跨性别主义历史、治疗、理论和实践的文献。但这些文献通常对跨性别现象持积极态度，认为跨性别者构成一类被剥夺权利且亟待认可的本质性人群。部分文献主张跨性别主义具有颠覆性，是社会变革革命性进程的一部分，因为它动摇了「社会性别二元对立(gender binary)」。
本书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从女权主义视角出发，本书主张跨性别主义只不过是「社会性别(gender)」伤害人类和社会的众多方式的一种。跨性别主义成立离不开一种社会性别「本质1」理念，即存在和一类具有特定身体和身份认同的人群适配的一套心理和行为模式。这和女权主义的观点相左，后者认为，社会性别理念正是男性支配政治系统的基石。在传统父权制理念下，「社会性别」将短裙、高跟鞋和对无偿家务劳动的热爱归于具有女性生理结构的人；而将舒适的衣着、进取心和主动性归于具有男性生理结构的人。在跨性别主义实践中，传统社会性别被认为脱离了生理结构的指引，最终落在那些拥有需要被矫正、不匹配的身体部位的人群的头脑和身体中。然而，没有「社会性别」跨性别主义也不复存在。从批判性女权主义视角出发，当跨性别权利写入法律并被各类机构采纳时，实则是将损害女性平等的观念具像化，并为陈腐的生理性别差异本质论2再次赋权。跨性别主义的颠覆性无可否认，但它颠覆的是女性权利，而非一个压迫性社会系统。
本书在当下十分必要，这是因为西方文化对成人和儿童的跨性别实践已被常态化，但批评却寥寥无几。有证据表明，新兴在线女权主义浪潮和医疗专业人士对跨性别实践的批评越来越多，但均遭受跨性别活动人士的强烈抵制。批评者被贴上「恐跨症(transphobic)」的标签并遭受网络诽谤运动，部分情况下跨性别活动人士会试图让异见者被解雇或威胁其名誉。尽管如此，大众对跨性别主义的理解正处于转折点，有证据表明人们渴望重新思考对待跨性别实践的方式。例如，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师学会的同性恋专项兴趣小组原计划于2011年5月在伦敦举办一场名为「跨性别：变革时刻(Transgender:Time to Change)」的会议，旨在为批评意见提供平台。不幸的是，在跨性别游说团体施压下会议被迫取消(Green,2011)。
目前有人试图审查一切针对主流男性视角的跨性别意识形态的异议表达，并禁止被视为异端的人群获得公开演讲的平台。这场反对言论自由的运动将矛头直指正在迅速兴起的、对跨性别主义持深刻批判态度的线上激进女权主义运动。其中包括以真名参与活动的女权主义者，不过更多的是使用化名的女权主义者，她们深知一旦身份曝光将面临严重骚扰。其中包括博客GenderTrender的作者Gallus Mag(GenderTrender, n.d.b)、博客The Dirt from Dirt,Change your World, Not your Body的作者Dirt(Dirt from Dirt, n.d.)，和许多其他批评者。
跨性别活动人士对女权主义批评者发动攻击的一个迹象，是我不仅在跨性别议题上被禁言，而且在其它所有议题上都被禁言。在原定于2011年11月召开的重要女权主义会议「女权主义在伦敦(Feminism in London)」举办前夕，我被取消参会资格，该会议最终因担心冒犯跨性别群体被取消。2012年7月，我再次被禁止在伦敦举行的一场女权主义会议上发言，那场会议在跨性别活动人士发起的诽谤运动后被迫转入秘密场所举行(Jeffreys, 2012a)。然而，对辩论的压制无法永久持续，因为人们对公开讨论这场争议的兴趣不断增加。事实上，跨性别议题于2013年初通过英国《观察家报》专栏作家朱莉·伯奇尔的文章彻底引爆公众视野，伯奇尔在文章中猛烈批评跨性别活动人士骚扰其同事苏珊·穆尔的行为(Young, 2013)。伯奇尔的文章在遭受审查后从网站删除，但随后被重新发布在众多支持其批判立场的网站上。跨性别主义进入公众视野，只是这一次，该实践不再是无可争议的。因此，这本书出版正当其时。
社会性别理念和实践可能给许多人造成伤害。在跨性别主义中，这种伤害以多种形式呈现。那些感到自身「社会性别」与身体不符的人可能遭受心理伤害，随后又受到医学界在诊断和治疗过程中造成的身体「伤害」。他们在接受治疗后发现自己被边缘化和排斥时受到进一步伤害；甚至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自己犯了一个无法轻易弥补的错误。本书比同类议题的其他著作更加深入，它将探讨跨性别现象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背景及其影响。本书同样关注被跨性别主义伤害的其他群体，例如那些发现丈夫如今自认为是女性的妻子们；当女友变成「男性」，自身女同性恋身份被动摇的女同性恋伴侣们；以及那些为失去女儿或儿子悲恸的母亲们。无论跨性别意向者原本是男性还是女性，被跨性别实践伤害的群体都是女性。跨性别主义破坏女同性恋群体，她们因男性跨性别者渗透而分裂，同时，越来越多的女同性恋成员流失到跨性别主义提供的、由化学和手术构建的异性恋身份之中。女权主义运动同样受到伤害，因为跨性别活动人士和理论家对女权主义理论发动猛烈抨击，并试图通过渗透来破坏仅限女性的空间和服务。对「社会性别」一词含义的混淆，是针对女权主义和仅限女性原则的破坏性运动的成功的根本原因。
1.社会性别和女性平等
没有「社会性别」本质的概念跨性别主义便无法成立。而女权主义批评者主张，「社会性别认同(gender identity)」的概念建立在社会性别刻板印象之上，并且社会性别刻板印象在国际法中被视作和妇女利益相矛盾(Hausman, 1995;Jeffreys, 2005;Raymond, 1994)。《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 1979, 简称消歧公约)的颁布早于社会性别语言和「社会性别认同」观念主导国际法话语并取代妇女作为生理性别(sex)类别。消歧公约谈论的是「刻板印象化角色(stereotyped roles)」，并将这些刻板印象认定为歧视妇女的基础。第5款规定，缔约国应采取：
一切适当措施，以改变男性和女性的社会和文化行为模式和规范，以实现消除基于任何生理性别的优劣观，或基于男性和女性的刻板印象化角色产生的一切偏见、习俗和所有其他实践。
—— CEDAW,1979: Article 5
「社会性别认同」的理念无法脱离刻板印象存在，并和消歧公约中的理解直接冲突，后者认为刻板印象对女性造成深远危害。
「社会性别」这个术语本身就存在问题。它最初由参与间性3婴儿规范化处理的性学家首次以非单纯语法功能的词义使用，其中包括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约翰·莫尼等性学研究者。他们用这个术语指代他们认为的、最适合某一或另一生理性别个体的行为特征。科学家们在决定那些没有明确生理特征的间性婴儿应该被归入哪一生理性别时引入社会性别这个概念(Hausman, 1995)。他们的目的并非进步。这群学者都是保守男性，他们坚信两性之间应当存在明确差异，并试图通过他们的社会工程项目来创建截然不同的生理性别类别。不幸的是，该术语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被一些女权主义理论家采纳，到七十年代末，它在学术女权主义中被普遍用来指代生理性别与那些源自社会政治而非生物学的特征之间的区别，她们将后者称为「社会性别」(Haig, 2004)。
在「社会性别」一词被采纳前，更常用来描述这些政治构建特征的术语是「生理性别角色(sex roles)」。「角色」一词暗示一种社会建构，不会像「社会性别」那样易受语义退化的影响，而正是这种退化使得该词被跨性别活动人士如此有效地利用。随着「社会性别」一词被女权主义者更广泛地采纳，它的含义不再仅指和生理性别关联的社会构建行为，还指男性权力系统和女性从属地位本身，后者过去被称为「社会性别等级(gender hierarchy)」或「社会性别秩序(gender order)」(Connell, 2005;Mackinnon, 1989)。渐渐地，描述这一权力系统的旧术语，如男性支配、生理性别阶级(sex class)和生理性别种姓(sex caste)等不再流行，其结果是：造成女性从属地位的直接主体——男性——无法再被直接指认。「社会性别」作为一种委婉表达消隐了针对女性暴力行为的施动者——男性，这种暴力行为现在通常被称为「社会性别暴力(gender violence)」。如今，「社会性别」一词被越来越多地用在官方表格和立法中，例如，用「社会性别」取代术语「生理性别」，仿佛「社会性别」是个生物学概念，这种用法已经覆盖了女权主义者对社会性别的最初理解。
2.生理性别种姓
在本书中，我选择使用「生理性别种姓」一词描述女性基于其生理性别而屈从于男性统治的政治体系。女权主义者们对「种姓」和「阶级」哪一个能最恰当地指称女性从属地位上存在分歧。那些将女性视作「生理性别阶级」的女权主义者，如凯特·米列特，借鉴其自身在左翼政治中的经验，认为「阶级」这一概念提供革命的可能性(Millett,1972)。然而，米列特在谈及女性所处的「生理性别种姓系统」时确实用过「种姓」一词(Millett,1972:275)。如果女性相对男性处于从属的阶级地位，如同工人阶级之于资产阶级，那么女性革命就能被概念化为：通过让生理性别阶级失去意义，并作为一个有意义的类别消失的方式来推翻男性权力(Wittig,1992)。这也意味着，和左翼理论一样，女性革命要求女性认识到她们的「生理性别」阶级地位是一切政治行动的基础。尽管如此，生理性别阶级这个术语可能产生问题，因为它暗示女性可以和工人阶级个体一样，通过中产阶级化实现阶级跃升，从而摆脱她们的生理性别阶级。另一方面，术语「种姓」对本书十分有用，因为它概括了女性终生被置于从属地位种姓的方式(Burris,1973)。女性或能通过向上流动来改变她们的经济阶层地位，但除非她们跨性别并声称属于优越的生理性别种姓，否则她们仍是女性。阶级和种姓两个术语都有助于阐明女性的处境，但术语「种姓」在研究跨性别现象上具备特殊优势。女性跨性别现象存在本身恰恰证明种姓从属关系的牢固性。种姓的烙印会一直附着在女性身上，除非她们声称自己真的是「男性」，并且只有极其重大的社会变革才能使这方面发生改变。
后现代和酷儿理论家与跨性别理论家一样，都认为「社会性别」是一场可移动的盛宴，能随意进出、交换等等。在这种意义上使用的社会性别不仅消解了生理性别的固定性，更消解了将女性降格到被压迫生理性别种姓的生物学基础。人们通过生物学特征识别刚出生的女婴，并将其置于女性生理性别种姓中，这给她们带来终身劣势地位。例如，导致印度和其他国家造成生理性别比严重失衡的偏好男童以及杀害女婴的行为，是基于生理性别而非社会性别。女胎被堕、女婴被杀是因为她们的生理性别，而非「社会性别」歧视(Pande,2006)。胎儿没有「社会性别」或「社会性别认同」，因为仇女文化的力量还没有机会影响她们理解自身的方式。女性的次等生理性别种姓地位是参照她们的生理属性来设定的，正是通过她们的生物属性，女性的从属地位通过强奸、怀孕和被迫生育等方式得以强制执行和维持。女性无法像异装者那样，可以自由决定穿或不穿「女性的」服装，事实上，她们可能会拒绝这些具备贬低性的服装，但仍然会因作为女性遭受暴力和歧视。尽管个别女性可能在通常被男性历来攫取的角色中取得成功，但她们很有可能被视为闯入者并遭受性骚扰，就像澳大利亚总理朱莉娅·吉拉德所经历的那样(Summers,2013)。她的种姓地位不断被充满敌意的男性评论员、政治家和漫画家用来当面讥讽她。女性并不会在成年后的某个时刻忽然决定，希望他人将她们当做女性，因为作为一个女人从来不是一种「认同」。同理，女性经验在任何方面都不像那些采纳作为女性或女人的「社会性别认同」的男性经验。「社会性别认同」的概念消解了生物学，也消解了所有具有女性生物学的群体在以生理性别为基础的种姓系统中被抚养长大的经历。第二轮女权主义浪潮中仅有一本完全针对跨性别主义的批判性著作，即詹尼斯·雷蒙德当之无愧的、享有盛名的力作《变性帝国(The Transsexual Empire)》(1994,首次出版1979 年)。她很有启发性地总结了女权主义者与那些男性跨性别者对女性理解的区别：
我们知道自己是生来具备女性染色体和解剖结构的女性，无论我们是否被社会化成所谓的正常女性，父权制过去和将来都会把我们当作女性对待。变性者(transsexuals)没有相同历史。没有任何男性能够拥有在父权文化下作为女性出生和成长的历史。他能有渴望 成为女性并表现 得像女性的历史，但这种社会性别经验属于变性者，不属于女性。手术或许会赋予他们外部和内部女性器官，但无法赋予他们在这个社会中出生而为女的历史。
——Raymond,1994:114
3.女人是男人想象的虚构吗？
数千年来，男人通过社会控制系统如宗教、医疗、精神分析和性产业等持续掌握对女人的定义和女性行为规范的决定权(Millett,1972)。女权主义者们一直致力从男权统治中夺回女人是什么的定义，并发展出她们自己的理解。声称拥有自我定义「社会性别」的「权利」实际再次将女性身份置于男性定义的权力之下。女权主义理论的首要任务是让女性摆脱男性定义和理论的重压。女权主义者们发展了所谓的「女权主义立场论4」来描述一种关于女性的新知识形式，这种知识源自女性作为受压迫群体的经验，并通过斗争和集体过程得以完善(Harding(ed.),2004)。女权主义的根本基础在于独立宣言，拒绝男性关于女性的「知识」并赋予我们自己的知识以主导地位。男性关于女性是什么的观念由其统治种姓地位塑造，这些观念赋予女性最利于男性统治的特征，同时也为男性支配女性提供正当性。这些观点不代表「真理」，但却在科学和父权制的生物学观点支持下被当作真理宣传。因此令人瞩目的是，男性关于女性是什么的解读，以跨性别意识形态的形式在所有女权主义理论派别中被多多少少地接纳。然而，正如我将在第二章就跨性别主义和女权主义解释的那样，这种接纳已发展到男性跨性别者被邀请作为主题演讲者参加有关女性经验的会议。
实际上，真正的跨性别者确实会做超男性化的事。海豹突击队队员克里斯汀·贝克在跨性别群体中并非这种现象的非典型代表。有很多航空公司飞行员、军事飞行员都是跨性别者。我认识各种各样的飞行员，认识间谍，我曾执行海外的准军事飞行任务。所以，嗯， 它不是非典型的。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典型的跨性别者倾向于智商高于平均水平30分点，倾向惯用左手且相当保守、他们已婚、有子女。并且他们，你知道的，在某些情况下具备超男性化特征。
——Tur,2013
图尔的有趣自白表明，男性幻想成为女性时不存在任何进步，而是全然倒退。
4.术语定义
跨性别(transgender)的含义正被不断扩展。上世纪九十年代前，术语变性者(transsexual)被用来指代那些想要改变「生理性别」的人。到了九十年代，术语跨性别被普遍用来指代那些不想进行手术去除其第二性征，但又想改变「社会性别」的人，这里的社会性别通常被理解为服饰等外在特征。到九十年代末，变性主义一词逐渐被舍弃，而跨性别主义一词被学术界和外展服务5采纳，用来指代过去的变性者、希望无需手术即可改变社会性别的新群体类别，甚至指代有女性特质的男同性恋者和异装者。实际上，该词确实演变成一个极其笼统的术语，涵盖了偶尔的异装者，甚至那些被认为没有「社会性别」的人。该术语的发展及其含义的迅速更迭，其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部分跨性别活动人士竟然提出同性恋者本身只是跨性别群体的一个子类别的论断(Whittle et al.,2007)。在过去十年中，跨性别者一词已被政策文件和法律采纳。
跨性别主义已然成为一个伞式术语，指代对传统社会性别角色感到不适的各类群体，然而这些人缺乏对社会性别本身才是问题的女权主义分析视角，转而寻求采纳相反的社会性别刻板印象要素来表达他们的不适。该类别的模糊性日益增加，但丝毫没有阻碍跨性别一词及跨性别群体行使其「社会性别表达」的「权利」的观念被国家立法机构和欧盟等区域论坛迅速采纳。术语跨性别的所有使用形式都依赖一种社会性别本质论理念，即社会性别可以被随意摆弄、或被「跨越」，但不能被废除，因此在女权主义理论家们看来，所有形式的跨性别现象都有问题。它们都为社会性别这一概念输送氧气，而这个概念则构成女性从属地位的基础和正当理由。本书将尽力涵盖跨性别主义的所有概念演变，同时指出由此产生的危害。
荷尔蒙治疗和手术带来的身体变化无法改变接受治疗者的生理性别。因此，本书将统一使用男性跨性别者(men who transgender)或男性身体的跨性别者(male-bodied transgender)指代进行跨性别的生理男性群体；用女性跨性别者(women who transgender)和女性身体的跨性别者(female-bodied transgender)指代进行跨性别的生理女性群体，来表明跨性别群体的生理性别。本书不使用更常见的术语如男跨女(male-to-female,MTF)和女跨男(female-to-male,FTM)，因为它们给人一种错误的印象，即生理性别能被改变，而事实上生理性别不能被改变。
跨性别现象与间性现象无关。间性人(intersex)出生时就具有「不符合女性或男性典型定义的生殖或性解剖结构」(ISNA,n.d.)。间性活动人士不主张进行生理性别重置手术(sex-reassignment surgery)，并通常对此进行尖锐批评，理由是历史上该手术被用来切除间性婴儿的性器官，以适配某一或另一生理性别种姓，并对婴儿功能造成有害影响6(Dreger,1998)。一些跨性别网络名人宣称自己是间性人来表明自己不是生理男性，然而间性和跨性别是两种不同现象(ISNA,n.d.)。间性现象具备生物学基础，而本书将论证「社会性别认同」是种精神状态。
5.人称代词
人称代词使用是跨性别群体的主要关注点。他们希望他人，包括他们的妻子、伴侣和孩子，用新采纳的代词称呼他们。人称代词使用的分歧是一个政治问题。例如，阳性人称代词(he/him/his)无法再用作泛指并涵盖女性7。在本书探讨其他作者的作品时，我选择使用表明作者生理性别的代词的原因如下。首先，跨性别者的生理性别并未改变，使用原本的代词会指明这点。这在政治层面很重要，因为它便于女权主义者们明确那些声称自己是女性，并宣扬对女性身份偏见性定义的群体的生理性别。其次，男性使用女性代词掩盖了因其被置于男性生理性别种姓并被抚养长大而被赋予的男性特权。如果男人被称为「她」，那么所有其言论立场和最初选择成为「女性」的重要原因背后的男性特权都被悄然隐藏。
坚持使用指明生理性别的人称代词的另一个原因是，作为一名女权主义者，我认为女性人称代词是一种敬语、一个表达尊敬的术语。作为从压迫中幸存的生理性别种姓成员，女性理应被给予尊重并值得以荣誉相称。而跨性别的男性不得占据这个位置。跨性别的男性的女性伴侣们在第四章中采纳了这一论点。她们通常无法接受自己的丈夫变成女性，更无法将专属于她们作为女性的经验的代词用在丈夫身上。正如本书将论证的，妻子和女性伴侣的观点是重要的且应得到尊重。此外，坚持使用原本的人称代词能规避在界定哪些男性应被称为女性时的困难，是那些只是偶尔易装的人、服用荷尔蒙的人，抑或是进行生理性别重置手术的人。进行上述区分是项极其令人厌恶的任务，既然他们都保留了男性生理构造，那么保留指明他们生理性别的代词更为直接。另外，后悔进行跨性别的人可能决定回归到他们原本的代词，或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可能来回反复多次转变，每次转变都伴随复杂的代词使用变化。使用原本的代词能避免随时间推移可能出现的频繁变动。
6.本书结构
本书前两章展示了跨性别主义概念如何发展并在上世纪中叶后逐渐获得关注。第一章考察了内分泌学、外科手术和心理学等医学专业对跨性别主义的构建。第二章分析了促使大批女权主义、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运动支持跨性别权利的各种因素，例如酷儿理论和后现代理论的发展，这些理论宣扬「女人」这种东西其实不存在的观点，并认为玩转或改变「社会性别」是一种颠覆性实践。第三章「进行跨性别：真实伤害」 考察跨性别主义构建带来的最直接的有害影响。这一章将分析跨性别手术和长期荷尔蒙使用对跨性别者自身的心理和生理影响的文献。它将揭示跨性别实践中的有害操作：从束胸到生殖器手术，以及反复的面部整容手术，并阐述谁在从中牟利。
接下来的章节考察了跨性别现象构建对社会、政治和法律的影响。第四章和第五章关注跨性别者的妻子、女友和女同性恋伴侣们遭受的伤害，她们的生活在伴侣转变后受到实质性影响。越来越多丈夫完成转变的妻子们发声并参与反抗。大多数跨性别的男性(Lawrence,2004)都曾为获得性兴奋而异装的历史，并且这些男性在决定更进一步前通常已经结婚并育有子女。妻子们因丈夫自称是女同性恋者致其身份认同受到挑战而深感痛苦，这些丈夫甚至会要求其女性伴侣也认定自己是女同性恋者。同样，女性身体跨性别者的女同性恋伴侣，如果还想继续和现在认为自己是异性恋男性的伴侣保持关系，就不得不将她们自己重新定义为异性恋女性。在上述两种情况下，非跨性别伴侣们发现自己承担了大量无偿劳动来支持她们的跨性别伴侣，例如，自己需要变得更女性化来帮助女同性恋伴侣感到更具男性特质。伴侣们必须提供无偿护理服务，如进行荷尔蒙注射、安排预约、带伴侣购物、攒钱并支付手术费用。她们被迫应对可能曝光的风险，或如她们自己所说，不得不将伴侣的跨性别实践「关在柜中」。她们遭受的心理伤害几乎从未得到援助或认可，一些心理学家现在将其类比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第六章则详细阐述了跨性别激进主义和医疗专业人士游说带来的一个极度令人担忧的后果——儿童的跨性别化。
本书最后两章考察了争取跨性别权利的运动对所有女性的实际影响，包括进行跨性别的男性进入女性厕所和女子监狱，以及进入诸如家庭暴力庇护所等女性专属空间。第七章题为「权利冲突」，考察了在法律要求上承认「社会性别」及「社会性别表达」的「权利」如何构成对女性权利的冲突。本章将探讨西方国家正如何通过修改法律以适应「社会性别权利」及其造成的影响。跨性别活动组织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使进行跨性别的男性能够进入「社会性别区隔的空间」，例如女性节庆活动、女性家暴庇护所、性暴力服务机构、女性保护性住房、女性厕所和监狱。这些空间的设立是为服务作为从属群体的女性的利益，使女性能脱离男性控制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并提供免受男性暴力侵害的隐私和安全。那些自认为是跨性别者的男性坚持进入这些空间，已经致使女性群体内部产生相当大的压力。在某些情况下，这导致女性节庆活动被迫暂停，或放弃创建女性中心的努力，这给原本旨在提供服务的女性社区造成严重问题。
7.逆向解读
关于跨性别主义的批判性文献极少，不足以构成本书基础。自詹尼斯·雷蒙德的开山之作《变性帝国》于1979年问世以来，女权主义批判性研究几乎完全消失，与此同时对跨性别现象持肯定甚至颂扬态度的研究和著作如雪崩般大量涌现。因此，有必要对现存的持赞美或支持性文献进行「逆向解读(read against the grain)」，即从这些旨在宣传跨性别实践的文献中提取出大量关于跨性别主义危害的证据。除了逆向解读，我还在两章中使用类比，并援引洛琳·戈特沙尔克进行的三场关键访谈，以揭示学术文献和大众文学作品中未涉及的内容。
在本书两章中，我使用类比来展示跨性别现象和同性恋或优生学之间的相似之处，目的是在缺乏任何形式批判的荒漠中揭示其危害。在第一章对跨性别主义的历史和性学构建中，我发现将其和同性恋构建作为一种类别的构建进行类比非常有帮助。鉴于学术文献和大众文学都缺乏对跨性别主义构建的批判性方法，类比提供了一个有效切入点，尤其是考虑到两种实践以显而易见的方式高度关联。类似地，我在关于儿童跨性别化的章节中也使用了类比，将其和受优生学思想启发实施的性外科手术作比，目的是在缺乏批判文献的背景下凸显其危害。
我不得不在没有任何其他批判性文献提供有益指引的情况下，独立发展我对跨性别理论的批判，因为此类已出版的资料根本不存在。然而在线激进女权主义者们日益增多的批判性评论对我助益良多。我感激我的姐妹们，感谢她们在网站和博客上提供的事实性信息和理论贡献。学术女权主义是时候赶上新一轮激进女权主义博客作者的步伐，并产出更多批判性著作和研究。
针对探究跨性别主义对跨性别者自身造成的伤害的第三章，进行了两次访谈。关于跨性别实践者对自身经历的批评性文献少之又少，因为跨性别后悔问题，即部分男性和女性因极度不满而公开谈论或撰写关于去转变(de-transitioning)并恢复到原始生理性别的内容，这些直至最近才进入公众场域。本书采访两位去转变人士——一位男性，沃尔特·海尔8，和一位女性，希思·拉塞尔9。
另一场访谈则为男性跨性别实践对其妻子造成伤害提供第一手证据。尽管无意批判跨性别实践，但那些男性跨性别者的妻子和母亲对自身经历的记述，以及在丈夫或男性伴侣完成跨性别后，女性撰写的个人传记都包含大量足以证明这种做法对她们带来严重伤害的材料。我在本书使用了这些材料。其中一本妻子的自传持明确批评态度，这非常有用(Benvenuto,2012)。对这位跨性别的男性的女性伴侣的访谈，有助于从批判的眼光和对该现象有深入见解的人那里了解她的个人经历。本书的三位受访者都是通过正在形成的、对该实践持批判态度的在线社群中找到的。在缺乏批判性文献的情况下，他们就是至关重要的信源。
女权主义学者开始对跨性别的女性及其伴侣进行一些有趣的研究，这对本书第五章的写作很有用(Brown,2007,2009,2010;Pfeffer,2008,2010)。这些研究并未声明采用批判性方法，并且确实未对跨性别实践表达任何负面看法，但它们为理解女同性恋跨性别对其女性伴侣的有害影响提供了最有用的信息。该问题之所以引起女权主义者和女同性恋女权主义学者的关注，是因为它发生在她们的社群中并和她们自身密切相关。
在跨性别权利的法律方面，我没发现任何批判性文献，也没找到任何对该权利可能和女性权利发生冲突并提出警告的文献。在这一领域，仍有许多研究亟待完成。除了第八章引用的洛琳·戈特沙尔克的研究外，没有关于跨性别者进入女性专属服务和空间所产生影响的相关文献。这些领域仍需开展大量研究。为补充本书几个主题现有批判性文献不足，我借助跨性别活动人士自己的网页和博客这些丰富的资料来源，来展示跨性别权益运动迅速发展，以及一些极端而异乎寻常的现象。
8.社会构建的重要性
为了将所有这些议题置于背景中，首先有必要探究跨性别现象如何在历史上和政治上被构建起来的。这是第一章的任务。我非常清楚，新一代女权主义者、女同性恋活动家和思想家或许会发现社会建构的观点难以接受。如今，同性恋和跨性别现象是与生俱来的观念已然占主导地位，而在第二轮女权主义浪潮时期，社会性别和性取向是社会建构的理念司空见惯。本书的基本前提是跨性别现象是一种社会建构，因此我选择详细处理社会建构这一议题。
- 社会性别本质论: 将男性和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不同视为从出生就决定、或本质的且无法更改的，而非社会、历史和文化共同作用的产物。 ↩︎
- 生理性别差异本质论: 认为男性和女性在本质上存在天然且根本差异，传统父权制理念在此基础上合理化生理性别等级和男性支配地位，将女性系统性地排除在权力外。 ↩︎
- 间性(Intersexuality) 指生理上不符合传统男性或女性生殖特征的人，例如第二性特征、生殖器官、染色体等方面的变异，导致一个人的生理性别无法简单归类为男性或女性。 ↩︎
- 女权主义立场论(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受马克思主义启发，主张知识存在于特定的社会情境中，受压迫阶级的人们可以获得那些特权阶级无法获得的知识。女权主义立场论否认传统父权科学的客观性，并指出研究和理论忽视了女性和女权主义思维方式并将其边缘化。 ↩︎
- 外展服务(outreach services)：向可能无法获得服务的任何人群提供服务的活动，旨在填补主流(通常是政府)服务的空白，往往由非营利和非政府组织来执行。 ↩︎
- 手术危害主要来自对间性婴儿的生理和生殖功能的永久性改变，术后在成长过程中儿童可能产生情感困扰、身份认同问题以及对手术结果的不满情绪。特别是对于幼年期的间性儿童，手术可能在缺乏他们足够知情同意的情况下进行造成无法转变的后果。 ↩︎
- 英语常用阳性代词单数 he 来指代所有个体，例如 Each student should bring his book。表面上 he 是通用人称代词，实际将女性排除在外。 ↩︎
- 沃尔特·海尔(Walt Heyer) 在被诊断为社会性别认知焦虑后进行性别重置手术，并在八年里以劳拉·詹森的名字作为女性生活，最后他后悔并开始去转变。海尔因此主张跨性别者在转变后时常感到后悔，他们实际上需要的是精神和心理援助而非手术。海尔目前作为保守派媒体撰稿人，因其作为前跨性别者的观点被跨性别群体批评为「靠反对跨性别平等打造职业生涯」。 ↩︎
- 希思·拉塞尔(Heath Russell)是一位活跃在加利福尼亚的激进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在无法继续遵循跨性别男性社会角色后选择回归原始的女性身份，她在回忆录里详细讲述了人工跨性别过程中的许多健康问题，和她自己的持续经历的对当下医疗模式的质疑。该医疗模式通过对儿童进行跨性别诊断、提供荷尔蒙和手术获得巨大利润，却毫不关心长期可持续性和儿童的身心健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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