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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解放是我们运动的目标。女权主义者认为男权是女性自由的首要障碍，并且这种权力不平等阻碍所有女性发展——白人女性、有色人种女性、女同性恋者、富有和贫穷的女性、帝国主义国家的女性，以及遭受新殖民主义压迫的女性。对「社会性别(gender)」(无论你认为存在多少种社会性别)看似不偏不倚的兴趣暗示女性在男权社会的地位没有任何特别之处。社会性别的概念是重新拥抱陈旧观念的倒退，即男人和女人同样受到压迫。而这并非事实，而是用来维持男权存续的众多策略之一。
我们所做的一切和我们所到之处都被基于生理性别(sex)的文化期望渗透，这一点已得到详细论证。社会性别是文化产物，因而能被大幅度修改甚至全部废除。2013年在纽约市由红丝袜组织1主持的一场会议上，一位女性谈到革命时期的中国女性是如何反抗这种基于生理性别的文化期望(注：指辛亥革命后至建国前)。她表示自己在成长过程中并未意识到自己是个女孩，因为当时男女差异被大大弱化了。他们只是孩子，能玩各种玩具，参与各种活动。推广人类行为是一个和生理性别无关的连续体的观点使社会性别多样性的概念变得毫无意义。
为了以图表形式呈现这一行为连续体的概念，考虑到大多数(人类)智力和行为能力分布都能用正态分布描述：
例如，对美术能力而言这条曲线展示出一些人极其擅长绘画(一个极端)，或能力非常弱(另一个极端)，而大多数人都处于中间某个区间。当你观察数学能力、语言能力、对亮片的喜爱度，或任何能想到的人类行为特征都会呈现类似分布。实际上，基于不同生理性别的数学能力分布已经得到大量深入研究。尽管男性至上主义者称男性和女性的数学能力存在巨大差异，但事实是男性和女性的数学能力分布有着很大重叠：
图2的水平线和垂直线重叠的部分展示大多数人无论男女的数学能力。也就是说，数学能力在生理性别上不存在明显差异；大多数人的数学能力都落在男女重叠的区域内。只有一小部分区域只有垂直线或水平线，表明男和女性在数学能力这个特质上的差异极小。
除生理性别的物质现实外，个体对自己生理性别的心理感知，即「社会性别认同(gender identity)」 被人们草率当作已确立的科学事实频繁使用。相反，社会性别认同是个颇具争议的概念。要相信社会性别认同，你必须相信一个人能够独立于身体物质现实感知自己的生理性别。更重要的是，你必须相信女性大脑与男性大脑在本质上显著不同。
最近出版的几本书都猛烈抨击了那些导致许多人认为人类生来具备女性的「粉色大脑」或男性的「蓝色大脑」的偏见研究。社会性别认同本身就是虚构概念。尽管如此，有关大脑性别的观念依然存在。我们应当追问，究竟是谁在从男性和女性大脑在本质上截然不同的观点中受益。
或者，如果从男女大脑在本质上相似的前提出发，让我们来探究个体对自身生理性别的感知，即所谓的「性别身份认同」，是如何形成的。从出生起这种感知就已经存在了，表现在父母给你穿上粉色或蓝色衣服，并以不同方式给你打理头发。当周围的人告诉你是男孩还是女孩时，这种感知会持续下去。你有留意过这些行为尤其在5岁以下的小孩中是多么常见吗？我必须有意识地努力停止参与对幼儿的文化适应活动，这几乎是一种条件反射训练。对于许多男孩和女孩，这种文化适应的交流以「你不能做那件事，因为你是女孩」或「你不能那样穿，因为你是男孩」的形式出现，又或者是「你是个漂亮的女孩」和「好样的!(thatta boy!)」。随着身体不断发育，女性青少年经历月经，男性青少年经历射精为我们大脑的生理性别提供有力证据，并强化了我们的「社会性别认同」。但实际上我们所做的只是承认自身生理性别的物质现实。
社会性别源自生理性别且依赖生理性别。这会导致人们混淆两者区别。关注社会性别倾向于提升和强化生理性别间的身体差异，从而弱化我们的人类共同性。如今的社会性别主义者正是上世纪六七十年所谓的本质主义者(essentialists）：他们认为女性「天性」(即大脑功能)与男性「天性」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生理性别，另一方面，与物种繁衍有关 —— 卵细胞和精子结合开启新生命体的生长。生物学家通过配子(gamete)定义生理性别（卵细胞是女性配子，精子是男性配子）。我知道现在批判二元性很流行，但抱歉，当涉及生理性别时，我们只接受卵细胞和精子这两种形式。只存在这两种类型的配子，且没有任何中间形式。在自然界中性腺（卵巢和睾丸）和配子永远不会错配，因为配子的成熟依赖性腺。这意味着没人能在出生时拥有生产精子的卵巢，反之亦然。然而，已知有些人类不产生任何一种配子，还小部分个体出生时拥有卵巢和睾丸的混合体，没有任何性腺，或者两者各有一个。然而，我没有听说过任何人能够同时产生功能性卵细胞和功能性精子。人类要么产生一种，要么都不产生。这就是物质现实。
性腺和配子是生物学家称之为的主要性特征。大多数女性人类都有子宫和阴道，我们是有月经且能够妊娠的人。月经、怀孕、分娩并不是「社会性别表达」的几个方面，而是拥有女性身体的物质现实的一部分。怀孕和分娩会对身体造成负担和伤害，并且至少暂时将女性从传统经济生产力量中移除。女性的从属地位植根于对生殖劳动差异的剥削。因此女性解放应重点关注生理性别问题。对于关注女性生育的团体来说，混淆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政治是一个悲剧。北美助产士协会(后文简称MANA)最近在其核心能力文件中删除了「女性」一词，取而代之的是「怀孕个体」和「分娩家长」。由于MANA无法认识到这是左翼对女权主义和反对男性至上主义的攻击，MANA实际上在宣扬一种现实中并不存在的平等，这令识别和应对围绕男性至上主义对待怀孕和分娩的真实问题变得更加困难。
承认人类繁衍过程中涉及的性二态性并不代表我是个本质主义者——更并不等同于支持男性和女性的大脑、天赋和兴趣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这并不是因生育重要性提升女性人类地位。也不是为我的女性「身份」而战，更不是回避。它是为人类固有的价值和尊严而战的同时承认物质现实。这种对物质现实的认识意味着我们女权主义者可以为部分行业工作的、处于怀孕最后三个月的女性争取部分工作规则的修改。
女性解放的诉求还包括对生育这一社会重要再生产工作进行补偿。补偿的形式仍需探讨，但其政治核心是，生育不只是个人的「家庭」问题，更是集体问题，因为社会需要足够高的生育率来替换老龄化的劳动力。其他女性解放的诉求一直包括将生产和育儿两个环节分离。部分女性可能选择做全职母亲，但这不应是强制的，并且人们应该认识到，对许多女性而言全职在家从来不是一种选择。当然，我们母亲在招聘、晋升、工龄计算等方面不应像现在这样受到母职惩罚。这些不同的诉求都源自对人类物种繁衍过程中不平等劳动分工的直接承认，仅此而已。
「社会性别」可以被视为一种社会信号，用于区分身体能够生育后代的人类群体，或那在物种繁衍中只能发挥有限作用的角色 —— 精子提供者。这就是历史上「社会性别表达」的全部：我们穿衣、梳发、打扮自己的方式，都是为了按照生理性别区分人类。男性权力依赖于能够明确区分女性和男性，性别分工和性别角色强化才得以延续。在这个意义上，混淆这些社会性别标签是件好事。
只有极少数情况下依赖社会性别而非生物性别是有意义的。安妮·福斯托-斯特林博士指出，人类的生殖器官比起「符合刻板印象的男性」和「符合刻板印象的女性」 有着更多差异。出生时生殖器模糊不清的个体或需要在传统社会中决定以男人还是女人形象展示自己，直到社会不再强调或关注个体的生理性别身份为止。因此比起生理性别，社会性别或能偶尔提供有用的灵活性。
在《性本身(Sex Itself)》一书中，莎拉·S·理查德森通过展示男性和女性都能生成雌激素(女性「性」激素)和雄激素(男性「性」激素)来强调人类的共同点。在我们的文化中，男女激素分泌差异一直在被过度强调。理查德森甚至对将这些具有强大调节作用化学物质描述为「性」激素的做法提出质疑。
过度强调男女间激素差异会催生对老年女性身体特征的恶毒讥笑(以及羞愧秘密)。当卵巢在更年期后分泌的雌激素显著减少时，我们体内的天然雄激素的作用会变得更加明显。许多女性为下巴长出胡须或上唇毛发变深陷入苦恼。我们拔毛、漂白、剃毛，却不会质疑认为这类毛发不符合女性特质的传统观念。或者，我们全然自觉地拔毛，漂白和剃毛，只为作为老年女性在性别歧视的社会中更容易地生活。
事实上，这种与年龄相关的变化是「非女性特质的(unfeminine）」 ，因为女性特质(femininity)本身就是虚构的！这些变化或许是非女性特质的，但它们并不和女性生理特征对立。女性和男性都分泌雌激素和雄激素 —— 我们的相似之处多于不同之处。以下是这一事实的补充举例：最近研究发现男性的生育能力依赖对这两种激素的反应。如果缺乏雌激素作用，男性就无法生育，这一事实再次强调了我们的人类共同性。
如今，我们作为男性或女性的「自我表达」不必和我们自身的染色体、性器官、甚至是否产生卵细胞或精子保持一致。社会性别一词的一种未被承认的使用方式是：用社会性别描述我们对他人生理性别的感知。我们对一个人是男人还是女人的概念是通过生物学家所谓的次要性征进行检测的，这些特征通常在青春期出现。
当观察一个人时，你无法判断他们有睾丸还是卵巢，但你通常能立刻发现他们有乳房还是胡须。这些次级性征主要由性腺分泌的雌激素和雄激素控制。正如我们看到的，女性和男性都对这两种激素都有反应。因此当前流行的摄入异性类固醇激素，尽管或对健康有害，可以造成部分社会性别模糊性。也就是说，生物男性可以长出乳房，生物女性可以长出胡须。
这类激素非常强效，能被用来改变个体的社会性别，但却无法改变其生理性别。也就是说，服用荷尔蒙无法改变男性个体已经长出含有精子的睾丸的事实。（注意：当男性服用雌激素时，他们会停止产生精子，但他们已经长出的阴茎和睾丸结构依然存在。）
- 红丝袜（Redstockings） 是于 1969 年在美国成立的女权主义团体，是第二轮女权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主张消除性别歧视和推动女性权利平等。该组织以其对社会和法律制度中的性别不平等进行批判和抗议闻名，特别关注堕胎权，家庭暴力，性别歧视和社会性别角色的问题。她们的活动和理论对当代女权主义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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