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 男性在性产业中购买的并非真实自愿的性服务，且极大概率是对处于极端脆弱境地(如被贩运、虐待、无家可归、成瘾、极端贫困)的女性的性支配权；所谓自愿卖淫只是极少数例外，无法掩盖整个产业系统性剥削的本质。
4.4通过比较五种性产业政策模型，论证北欧模式(仅对买方定罪)在兼顾减少对性工作者的直接伤害与遏制性产业对全体女性系统性伤害方面，比去刑事化等方案更符合激进女权主义追求女性解放的目标。
4.3 男人们在购买谁或什么？
许多人认为购买工厂养殖的肉类在道德上不被允许，因为动物在养殖过程中承受着巨大痛苦。许多人认为，对温室气体的排放听之任之在道德上同样不被允许，因为这将导致地势低的国家与贫困国家的民众遭受苦难，而未来世代也将承受其害。出于同样的理由，许多人担忧血汗工厂、血钻、冲突矿产1以及不公平贸易。本节旨在阐明，消费性产业产品实为极端不道德的消费行为，它与上述更广为人知的案例属于同一范畴。我曾在本章开篇指出，显然不同立场的女权主义者提及的两种女性类型——前者被用来捍卫性产业，后者被用来反对性产业——均确实存在。本节将论证，尽管如此，激进女权主义者和社会性别批判的女权主义者所担忧的那类女性，实际上构成了性产业中绝大多数被剥削的女性。
让我们先从卖淫行为谈起(不涉及拍摄的卖淫)。在欧洲议会2014年发布的报告《性剥削与卖淫及其对社会性别平等的影响(Sexual Exploitation and Prostitution and Its Impact on Gender Equality)》中，作者埃丽卡·舒尔茨、桑德拉·伊莎贝尔·诺沃·坎托、彼得·梅森和玛丽亚·斯卡林对缺乏可靠的卖淫及性剥削数据深表遗憾。他们指出，「目前无法清晰掌握卖淫女及其客户的数量，以及相关收入和利润(包括皮条客所得)」这意味着政策制定者不得不依赖数据估算。他们还提到，关于卖淫的定性社会研究往往是有倾向性的，要么倾向于管制，要么倾向于废除(稍后将详述)。他们在报告中援引了一位被认为避开两种倾向的研究者的观点，「针对卖淫问题的循证政策的知识基础薄弱」。他们评论称废除主义者(abolitionist)提供的数据毫无助益地模糊了「卖淫的女性与遭受性剥削的女性」之间的界限。尽管报告在前面也提到，对于卖淫中的同意(consent)是否具备真实性，本身就存在争议，但作者们在报告中似乎想要表达的是，自愿卖淫但遭到嫖客暴力侵害的女性，和被性贩运或受皮条客控制的女性之间存在差异。最后，他们承认关于男性购买女性的证据同样稀缺，且依赖于各种估计数据，这类男性在全部男性的占比从「少数」到「三分之一」不等。
据估计，全球涉及卖淫活动的人数约为四千万至四千两百万，其中75%的人群年龄落在13至25岁之间，并且90%的人群依赖第三方(皮条客和老鸨)。最保守的估计显示，欧洲约14%的卖淫者属于人口贩运受害者；而根据部分欧盟国家的估算，其境内60%至90%的卖淫者属于人口贩运受害者。绝大多数人口贩运以性剥削为目的2。联合国发布的《全球人口贩运报告》收集了155个国家的数据，发现79%的人口贩运旨在实施性剥削，而性剥削的主要受害者是妇女和女孩。据2006年的汇总数据，在人口贩运受害者中，66%为妇女，13%为女孩。人口贩运的其他目的还包括剥妇女和女孩作为家佣和妻子。
2000年发表的一项荷兰研究报告称，在其研究对象中，79%的女性被迫从事卖淫活动。另一项基于对九个国家的854名卖淫者(绝大多数是女性)的访谈研究发现，65%至95%在童年时期曾遭受性虐待；70%至95%在卖淫过程中曾遭受人身伤害；60%至75%在卖淫过程中曾遭受强奸；从事卖淫活动的群体中，75%曾有过无家可归的经历；在785名受访者中，89%表示希望脱离卖淫行业；在827名受访者中，68%出现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PTSD)；以及88%曾经历语言辱骂。
每个国家的情况各不相同，有时甚至每个国家的每个州都存在差异。但通过考察具体案例，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普遍规律。
屋檐女性庇护所(Eaves Housing for Women)是一间总部位于伦敦、已于2015年关闭的、曾专注针对女性暴力的慈善机构，在2003年下半年，该机构曾尝试开展一项宏大计划——绘制伦敦性产业分布地图。她们的核心发现包括，伦敦有2972至5861名女性在「公寓、按摩院和桑拿房」中卖淫，以及伦敦有1755至2221女性从事伴游卖淫；在前者中，仅有19%来自英国本土(她们发现25%来自东欧；13%来自东南亚；12%来自西欧；以及少量来自其他区域的女性)3；在后者中，仅有20%来自英国本土(33%来自东欧；13%来自东南亚；12%来自西欧，以及少量来自其他区域的女性)。
英国斯托克特伦特市在2007至2008年间，通过系列访谈对街头性工作者展开深入研究后发现，药物依赖是该群体中的女性从事街头性工作的首要原因，其他原因包括受皮条客胁迫、需要偿还债务，支付房租或购买食物。无家可归是通向卖淫行业的一条路径，大多数女性在开始卖淫时正处于无家可归的状态(莫兰的经历的正是如此：青春期时逃离充满虐待的家庭，无家可归沦为流浪者，最终走上卖淫之路)。债务问题——无论是药品债务、拖欠房租，或是警方罚款使女性即使在戒除毒瘾后依然深陷卖淫泥潭。遭受嫖客的暴力和强奸侵害屡见不鲜。研究者们还发现，导致无家可归的关键诱因包括：因性虐待、人身虐待、情感忽视和因其他问题/冲突离家出走；伴侣实施家庭暴力和虐待；离开国家照护系统后未与社会服务部门保持联系；以及创伤性经历的影响。该群体中有57%在16岁前就已无家可归，部分甚至在10岁时就离家出走。这些女性属于「极易受到侵害的群体，在福利和支持方面存在广泛需求」，她们中几乎所有人都有犯罪记录，多数曾入狱服刑，多数存在药物依赖，且多数曾遭受家庭暴力。
1990年，在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卖淫者团体(Prostitutes Collective of Victoria)每周收到多达十五起针对卖淫女性的强奸和暴力事件报告。1996年，在维多利亚州对二十三名女性进行的研究发现，所有受访者都遭受过嫖客的强奸、殴打或抢劫，且所有人都曾被迫进行无避孕套的性行为。儿童智慧(Child Wise)组织在2002年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维多利亚州有1205名未满十八岁的儿童在从事儿童卖淫活动。1994年的研究发现，当年在圣基尔达从事街头卖淫的女性中，80%有药物成瘾的问题，70%无家可归，25%患有精神疾病，20%酒精成瘾，另有10%存在智力障碍。
那么，男人究竟在购买谁或什么？关于被性贩运女性和通过其它途径进入卖淫行业的女性的比例；因进入并深陷卖淫行业的理由严重削弱其「同意」出卖身体有效性的女性，和可真正称得上自愿同意的女性之间的比例，目前尚无确凿的统计数据。但我们目前掌握的信息足以表明，任何一个男人在购买性时遇到未受剥削且真正自愿的女性的概率微乎其微。事实上，嫖客网(punternet.com)收录的嫖客撰写的卖淫女服务评价中，「频繁提及男人从那些明显不情愿、抗拒、恐惧和/或痛苦的女性那里购买性」。现实中，这个男人购买的往往是对以下人群的性支配权——被性贩运、和/或来自受虐的背景(无论来自她的家庭还是亲密伴侣)，和/或正处于或曾处于无家可归及绝望境地，和/或深陷药物或酒精成瘾。这些女性所处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极不稳定，通常别无他法来满足基本生存需求。
这并非否认，在从事卖淫的女性中没有人是拥有多种体面选择却依旧选择卖淫的。确实有那么几个。但我们绝不能通过展示极少数幸福的「工作者」，便假装那实实在在的数以百万计的饱受煎熬的女性不存在，并以此为这个充斥女性苦难的、庞大的、全球性产业开脱。世上或许真有人宁愿以可观的价格出售一个肾脏，也不愿通过长时间工作来赚取同等金额。他有两个肾脏，仅靠一个也能安然无恙；而且他挺喜欢自己的器官能用来挽救生命的想法(尽管尚不足以促使他自愿捐献)。我们不会仅凭此人的行为就主张建立合法的器官交易。我们认为，器官交易对全球贫困群体可能造成的实际危害，远比这个人的个人偏好所能提供的薄弱理由更为重要。
色情制品也是同样的情况吗？答案是这里可能存在更多辩护理由：部分色情制品确实关注女性的愉悦，因此具备互惠性，能给双方带来愉悦，在某种程度更接近性行为应有的状态(尽管绝大多数并非如此)。但同样，我们不应让这些罕见例外模糊该行业内绝大多数女性的真实处境。
一部2015年的纪录片《招募热辣女孩(Hot Girls Wanted)》对美国18至25岁在色情行业工作的女性进行追踪拍摄。该影片阐释了为何针对年轻女孩的「业余」色情内容存在巨大市场需求。它从女孩的视角讲述了她们对赚大钱、享乐、和渴望成名的故事。纪录片中最令人不安的部分之一是对「强迫口交」的记录——男人们粗暴地抓住年这些女性的头部，将阴茎塞进她们喉咙里抽插直到她们呕吐不止。这是男性针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行为。某些色情内容的支持者会试图辩称，有些女性享受被支配感，认为被拍摄的女性可能因此感到性兴奋。但当参与此类场景拍摄的两位女性谈及此事时，上述辩解便迅速不攻自破。其中一人表示「身体上的感受只是……」(镜头外的人提示说「是暂时性的」)「……没错。我来这里是为了表演，不是为了舒适。我来表演，让自己难受，好让你爽，这样我就能拿到钱，在自己的时间里舒服地生活。」另一位女性讲述自己被专程接来拍摄口交场景的经历，直到抵达片场才被告知会有强迫情节。这些女性并非享受自己的工作，而是出于其他原因愿意参与——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获得报酬。
还需要重点留意的是，色情内容具有成瘾性。为持续获得性兴奋带来的「快感冲击(hit)」，人们会不断追求新鲜感刺激，这意味着该产业需要新女孩，以及对她们实施新的性行为。这种对色情内容「创新」的需求正驱使制作者走向愈发暴力和侮辱女性的极端(前文提及的强制口交就是其中一例——在前述女性参演的戏份中，她在呕吐之后能听到镜头外的男性命令她「舔干净」；另一例出现在Netflix的纪录片《招募热辣女孩:情欲高涨(Hot Girls Wanted: Turned On)》，在第一集将女孩的头按进马桶并冲水，同时后方实施性侵)。这些行径极其残暴。为满足男性不断升级的性需求，妇女和女孩正遭受日益花样百出的羞辱和贬损。
综上所述，那些购买女性身体支配权的男人(或观看其他男人使用已经付费购买使用权的女性身体)，而正被使用(或被观看使用)的女性极有可能是被性贩运、虐待、无家可归、赤贫和/或药物成瘾，并饱受严重创伤后应激障碍折磨的。即便那些看似依照自由意志选择进入卖淫或色情行业的女性，也极可能被迫从事违背她们意愿、令她们感到不适的活动。性产业中充斥着如此多的伤害却鲜有益处，仅从该行业本身看，就足以成为将其取缔的充分理由。
然而，仅凭罗列性产业在全球或特定国家造成的危害并不足以赢得这场论战。我们还必须进一步追问：为应对性产业的已知危害而采取的政策模式，其预期危害减轻效果究竟如何？而这些政策模式本身又可能引发哪些独立危害？若用新危害取代原有危害则毫无意义，试图用最终加剧危害的方案来消除危害同样不可取。因此我们必须审慎评估政策提案的内容及其可行性。这正是下一节(也是最后一节)的重点所在。
4.4 政策模型
女权主义者通常区分三种政策模型：合法化(legalization)、去刑事化(decriminalization)，和北欧模式(Nordic Model)。当今许多女权主义者倾向支持去刑事化，而激进女权主义者和社会性别批判的女权主义者则倾向支持北欧模式4。
在《反抗的卖淫女(Revolting Prostitutes)》一书中，麦克和史密斯认为，这种政策模型分类忽略了关键差异。因此她们转而考察五种已在世界不同地区实施的政策模型：部分刑事化、全面刑事化、非对称刑事化(亦称北欧模式)、合法化，和去刑事化。这些名称基本反映了这些政策的实质内容：
- 部分刑事化(Partial criminalization)：将卖淫行为的部分环节定为犯罪，其他环节则不构成犯罪。例如在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地区，买卖性是合法行为，但招揽嫖客、协助买卖性或与其他卖淫者在室内共同从事性交易则是犯罪行为。
- 全面刑事化(Full criminalization)：将卖淫行为的全部环节及所有相关方(如性工作者、经营者、房东、广告商)均定为犯罪。美国、南非、俄罗斯和中国均属此类。
- 非对称刑事化(Asymmetrical criminalization)：(北欧模式)只给性交易的买方定罪，但不惩罚卖方，旨在消除需求。瑞典、挪威、冰岛、法国和加拿大采用此种模式。
- 合法化(Legalization)：使性产业的所有环节全面合法，但通常伴随着强制体检或性工作者登记等监管措施(或许正因如此，麦克和史密斯将其称为「监管主义(Regulationism)」)。德国和荷兰采用此模式。
- 去刑事化(Decriminalization)：将性工作完全移出刑法范畴，转由劳动法监管。它与合法化模式的共同点在于性交易不再构成犯罪，但实施该模式的国家往往能避免合法化带来的繁琐行政程序。新西兰即采用此政策模式。
麦克和史密斯二人都曾是性工作者，且显然对全球性工作者团体和社群了如指掌且人脉深厚。她们按照最差到最优的顺序对这些政策模式进行明确排序。刑事化(无论是全面、部分的还是非对称的)是最糟糕的政策，因其将性工作者逼入日益不安全和高风险的境地，同时赋予警察和官员更多权力来进一步伤害本已极端边缘化的社群(例如以「犯罪所得」为由罚没收入、驱逐、遣返)，使走投无路的群体更难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合法化稍好，但对无法或不愿完成繁琐行政程序的女性依然不利，因为她们仍将面临刑事处罚。去刑事化是目前的最佳方案，因为它赋予性工作者劳动权利、提升了她们的安全保障、剥夺警方干预权，并增强从业者与管理者谈判及与客户议价的能力。(尽管作者们急于强调，新西兰在实施非刑事化方面仍有改进空间。)
这或会被解读为麦克和史密斯支持性工作，然而这种解读不完全准确。尽管她们是支持性工作者权利的活动人士，也批评许多激进女权主义者和社会性别批判的女权主义者的反卖淫立场，但她们依然设想了一个基本没有性工作的未来：
要让性工作变得不必要，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如果每个人都能获得所需资源，就没有人需要卖淫……如果我们能够消除贫困和国界(以及本文讨论的种种弊病)，性工作或许真会逐渐消亡[原文如此]，除却少数真爱此道者，它将名存实亡5。
这表明废除主义(abolitionism)并非北欧模式的代名词；不同类型的女权主义者都能将废除性交易作为终极目标，同时对实现该目标的政策路径存在分歧。
麦克和史密斯基于减轻性工作者当前遭受的物质伤害的关切，有力论证了非刑事化的必要性，但将此视为(与减贫、放宽边境管制等其他政策措施共同)迈向一个性工作基本消失的未来的途径。不同类型的女权主义者之间可能存在各说各话的情况，这取决于他们探讨的是理想的终极状态，还是实现该状态应采取的政策措施。但支持麦克和史密斯观点的群体与支持激进和社会性别批判的群体之间的核心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首先，麦克和史密斯专注减轻性工作者遭受的伤害，而未关注平衡卖淫产业对所有女性的伤害6。其次，她们对女性陷入卖淫产业持某种近乎宿命论的态度——即认为这源于社会经济困境(她们在书中仅零星提及替代政策的威慑效应，且从未提供具体数据)。凯萨·埃基斯·埃克曼在评论「性工作者谬见」(将被迫卖淫的女性视作工作者)时指出：「其中存在一种消极、屈服、和愤世嫉俗的态度，以及对更美好世界的绝望。按照这种叙事，最理想的情况莫过于卖淫女被谋杀的频率稍降，其工作环境稍有改善。」尽管麦克和史密斯确实怀有对美好世界的期许，但埃克曼对「近期可最理想状况」的描述并非毫无道理地概括了她们的立场。
我们通过思考谁受到伤害、谁获得帮助，并权衡伤害程度——无论是同类型伤害(较为直接)还是非同类型伤害(更为复杂)——来对最佳政策路径做出价值判断。我们关注的是最边缘化的女性群体，因而聚焦性工作者本身？还是关注所有女性，因而更关注卖淫现象对女性群体更广泛的影响？是否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例如，不能为了减少从事卖淫的女性人数，而将任意女性暴露在被驱逐出境、或遭受强奸或谋杀的高风险中)？抑或是一切皆可纳入效用计算？在思考何为人类社会时，我们在坚持哪些恒定前提？麦克和史密斯的著作中频繁出现以下几类未被明确说明的假设：警方必然滥用职权；将卖淫活动刑事化无法阻止女性卖淫，只会令其面临更大风险；强制健康检测无法阻止感染者从业，只会使她们远离医疗体系；无论获取药品的经济和生理代价多高昂，药物依赖者都不会戒除瘾癖；移民不会因为卖淫非法便就此作罢，反而会在更危险的环境中从事此类活动；诸如此类。
麦克和史密斯认为，激进女权主义者过分关注卖淫的「象征性」层面，却忽视了当下特定政策对性工作者产成的实质影响。事实上，安娜·费舍尔在其题为《北欧模式就现在！(Nordic Model Now!)》的网页书评中写道：
卖淫制度旨在将女性集体置于从属地位……[因为它]暗中将妇女和女孩定位为供男性进行性消费的客体，而非独立的主体。这暗示着男性是人类，而女性是次等、亚人类或二等公民，这种观念影响着所有男性看待女性的方式以及女性自我认知的方式。每当卖淫被正常化——例如将其视为一种常规工作形式——这种观念就会得到强化与正当化。
我们既能接受从属地位的有害性，又能认同这种危害性与实质影响的性质不同。1993年，女权主义哲学家雷·兰顿提出色情制品是一种「言语行为(speech act)」的观点——既结合了将色情制品视为「言语(speech)」的司法裁决，又融合凯瑟琳·麦金农关于色情制品本身是种「行为(act)」的论述。此后，将色情制品视为一种言语行为已成为学界常态。其研究焦点或集中于其「言内行为效应(locutionary effects)」(该言语的字面含义)、「言外行为效应(illocutionary effects)」(该言语所施行的功能)，以及「言后行为效应(perlocutionary effects)」(该言语或言语行为在下游引发的效应)。例如，当一名女性被描绘成供男人任意摆布、供男性取乐的性客体时，该场景可能暗示女性是供男性满足性欲的工具。同样的场景可能贬低、诋毁或压迫女性群体。1982年，罗斯玛丽·汤在其著作中指出，硬核色情制品「因旨在贬低和诋毁女性，其危害性适用于所有女性」。而同样的场景可能导致观看的男人在现实生活中以性羞辱、不尊重或伤害的方式对待女性。前两类与最后一类之间的关联性难以确立。倘若有人试图基于实质性伤害制定政策，则很难从色情内容的意义或作行为中得出有用的参考。诚然，色情制品可能在象征层面造成伤害，例如维系「女性是性客体」的观念；色情制品也可能贬低、诋毁和压迫女性，但这些行为未必给女性造成实质伤害。除非费舍尔能将女性的从属地位与实质后果建立联系，否则她的观点将难以抵御麦克与史密斯的质疑。
费舍尔在回应麦克和史密斯时指出，卖淫的存在确实对女性造成实质性的——而非仅是象征性的——伤害。她援引了关于男性强奸、性骚扰及暴力侵害女性的行为与其购买性之间关联性的多项研究。她还指出，联合国对六国暴力男性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曾经购买性是强奸罪犯共有的第二大显著特征，且购买性的男性实施强奸的可能性是其他男性的近八倍。这表明，为挑战麦克和史密斯的观点，同时为替代政策模型辩护，我们无需仅仅以象征性伤害来对抗诸如移民女性因在卖淫期间合租公寓(这在英国被认定为经营妓院)而遭驱逐出境之类的实质性伤害。相反，我们可以将性产业从业女性及受性产业存在影响的女性所遭受的一系列伤害，与去刑事化政策可能带来的伤害缓解效果进行全面比较。
那么问题就变成了：卖淫和/或色情制品是否导会对女性造成实质性伤害？千禧年中期，电子游戏领域也出现了类似争议：玩暴力电子游戏会让玩家更具攻击性？当《侠盗猎车手(Grand Theft Auto)》被曝光允许玩家：
找个妓女，带她去树林里，和她进行多次性行为，然后让她下车。接着你可以开枪打死她，把车靠边停下，用棒球棍殴打她，然后上车碾压她。噢，别忘了把你付给她的钱捡回来。
这些游戏显然具有言内行为和言外行为效应，关键在于是否存在言后行为效应——即因果效应。2003年发表的一项实证研究元分析表明，暴力电子游戏与攻击性行为的增加及亲社会行为(即帮助他人的行为)减少存在显著关联。频繁接触暴力电子游戏已被证实与校园斗殴及袭击、抢劫等暴力犯罪行为存在关联。
卖淫和色情制品是否存在同样的问题？观看色情制品的(异性恋和双性恋)男性是否更可能让女性遭受糟糕的性体验？观看暴力色情内容的男性是否更有可能对女性实施性暴力？嫖娼的男性是否更有可能在性行为中侵犯女性的界限、更有可能无视真正的同意、更可能实施性暴力？我们知道，接触色情制品男性的平均年龄越来越低，色情制品对许多人而言已经成为性教育。这无疑会对现实中的性行为产生负面影响。但存在支持证据吗？
保罗·赖特和罗伯特·德库纳收集了对女性有性吸引力的大学男性数据，旨在验证以下论点：「男性接触性物化女性的描绘越多，就越会将女性视作为满足男性性欲存在的存在……这种将女性非人性化的视角可能进而支持其针对女性的性暴力态度。」两位学者关注的性物化媒介范围更广，不仅涉及色情制品，还包括真人秀节目及男性杂志。对本书的研究而言，最关键的态度是「支持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他们发现，「将女性视为性客体的男性确实更倾向于支持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这意味着，这些男性更认同下列陈述：「粗暴对待能激发许多女性的性兴奋」；「女性常假装抗拒性交以避免放荡之名，实则期待男性强迫」；「有时唯有施暴才能唤起对男人冷漠的女性的欲望」；「当女人不穿胸罩或穿着短裙紧身衣到处走行走时，就是在自找麻烦」；以及「一个高傲自大的女人若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不愿和街上的男人搭话，就该被教训教训」。
这尚未表明存在实际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可以设想，那些频繁接触性物化女性媒介的男性，更有可能纵容其他男性对女性施暴，但自己并不实施暴力。鉴于性侵犯属于犯罪行为，要获取关于最关键因果关系的可靠数据将困难得多。一项涉及2309名参与者的九项研究的元分析取得了些许进展，其中涵盖的三项「态度」指标聚焦于实施特定行为的可能性：实施强奸的可能性、实施性胁迫的可能性，和实施性骚扰的可能性。正如研究人员阐释的，这些量表「用于衡量一个男人在确保不受惩罚的前提下，实施强奸或类似性侵犯行为的假想可能性」。研究发现，色情制品的消费与支持暴力侵害女性的态度存在显著相关性，且暴力色情制品比非暴力色情制品更易引发这种关联。
2018年，韩国一项研究调查了男性嫖娼行为与实施性犯罪之间的关联，旨在反驳「嫖娼能减少针对女性的性暴力发生率」这一普遍观点。赵瑞英研究了480名因性犯罪入狱的男性的样本，发现「购买性会显著增加实施各类后续性犯罪的可能性——包括一般的性侵犯及强迫陌生人或伴侣发生性行为」，且「与未成年卖淫女进行性交易的经历会加剧性犯罪者的犯罪严重程度」。(该研究的一个局限性在于，个体嫖娼行为与实施性犯罪之间可能存在共同诱因。)
最后，保罗·赖特及其同事对来自七个国家的二十二项研究进行了元分析，试图解答最棘手的问题，即「色情制品消费是否与实施实际性侵犯行为相关？」他们将身体性侵犯定义为使用威胁或武力手段，而将言语性侵犯定义为具有胁迫性但不涉及身体威胁的言语行为(例如以分手相威胁迫使伴侣发生性行为)。研究人员发现，色情制品消费与身体性侵犯之间存在显著关联(暴力色情制品比非暴力色情制品的影响更为显著7)，但他们的结论极为谨慎，仅指出「暴力内容可能成为加剧因素」。
鉴于上述所有研究结果和卖淫女性对自身经历的描述——即便她们自称从事「高端」服务——我认为将卖淫去刑事化作为首选政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该产业允许男人购买本不该购买的事物，即对极有可能处于极端脆弱状态的女性的性支配权。该行业对从业的女性造成严重伤害，且这种伤害与工作本质密不可分，这使产业改革变得不可能。并且其存在甚至可能助长针对非从业女性的暴力行为。去刑事化政策过分聚焦短期内对狭窄群体女性的伤害减缓，而未能兼顾在短期和长期、针对所有女性的伤害减少。
在此有必要区分「完美」与「良好」的概念。所谓完美，是指在原则上具备道德价值的事物。对于关注整个性产业中女性遭受性贩运、胁迫、剥削、支配和虐待现象，以及该产业对全体女性(在实质和象征层面)造成的影响的激进和社会性别批判的女权主义者而言，性产业废除主义才是完美的解决方案。女性解放终究与卖淫制度的存在、与当前任何形态的色情产业相悖。买方才是症结所在——正是其性特权催生出需求。北欧模式作为政策路径，既能应对这一问题，又避免对深陷性产业的女性造成二次伤害。因此，社会性别批判的女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承诺应是通过北欧模式实现废除主义。但什么是良好，则取决于何种方案最能减少男性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并推进女性解放事业。若能提供充分证据表明去刑事化在这些衡量指标上优于北欧模式(可能性不大但存在)，那么社会性别批判的女权主义者应当选择支持非刑事化模式。不让「完美」成为「良好」的敌人，意味着我们不应让意识形态承诺阻碍减少伤害或推进女性实际利益。我们应当始终对能为女性带来更多福祉的证据保持敏锐的觉察。
- 作者注：血钻(blood diamond)指在战争地区开采、用于资助武装冲突的钻石，也称冲突钻石;冲突矿产(conflict minerals)通常指在武装冲突地区(如刚果)开采、其贸易收益用于资助暴力活动的矿产，如锡、钽、钨、金等金属。 ↩︎
- 作者注: 参见(Schulze et al.,2014, p. 6)，该报告作者以性行为是否「在胁迫或暴力条件下」被出售为标准，来区分性剥削与卖淫。她们认为，若存在胁迫或暴力就是性剥削；若不存在胁迫或暴力就是卖淫。 ↩︎
- 作者注: 其中2%来自南太平洋；6%来自斯堪的纳维亚；5%来自印度次大陆；1%来自中东；1%来自北美；6%来自南美；3%来自加勒比地区；2%来自非洲；另有5%的种族在研究中未被确认(Dickson,2004, p.21, table3)。↩ ↩︎
- 作者注: 参见《英国女性地位宣言(the Woman’s Place UK Manifesto)》(2019)，该宣言要求我们「承认卖淫是一种性虐待性质的剥削行为，对所有妇女和女孩造成危害」，并「实施废除主义模型，将剥削卖淫者(包括皮条客和嫖客)定为犯罪，同时取消对卖淫者的刑事处罚，并提供实际和心理层面的脱离支持」。访问网址 https://womansplaceuk.org/wp-content/uploads/2019/09/Printable-manifesto.pdf 访问日期：2020年5月24日。 ↩︎
- 作者注: 在同一页中，她们谈到了「性工作的人道废除」，称这「只有在被边缘化的人群不再需要通过性产业维持生计、当性产业不再是其生存所必需时才会发生(Mac & Smith,2018, p. 215)。 ↩︎
- 作者注: 阿米娅·斯里尼瓦桑(2021)在其文章《与我的学生谈论色情制品(Talking to My Students about Porn)》中同样如此，她着重探讨色情制品中的女性所受的伤害，而非所有受色情制品影响的女性(或许可以说所有女性)遭受的伤害。即便在记录她与学生及高中生群体关于色情内容的对话时，她仍坚持这种聚焦方式——这表明她有意将关注点集中在那些她认为处境最糟(或受影响最深)的群体身上。但这种选择既未被明确阐述，也未得到充分论证。 ↩︎
- 作者注: 根据他们的理解，暴力色情制品描绘的是未经同意、带有强迫或侵略性的性行为；而非暴力色情制品描绘的是经由同意、不具备强迫或侵略性的性行为(Wright et al.,2015,pp.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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