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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即1994年，是《变性帝国(The Transsexual Empire)》出版十五周年。在这本书于1979年出版后不久，美国首家实施变性手术的医疗机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逐步停止该医疗程序，并解散其社会性别认同委员会。尽管我的一些朋友将停止手术归功于《变性帝国》出版的重要影响，但我认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院的叫停之举更多由其他几个因素导致，其中一部分是公开声明的，另一部分则秘而不宣。
公开的理由是约翰·霍普金斯性咨询项目负责人、精神病学家乔恩·迈耶进行的一项研究。该研究发现，接受手术与未接受手术的个体在长期适应方面没有差异。迈耶对其患者术后对新社会性别(gender)的接受情况进行追踪记录，并使用诸如就业状况、婚姻和同居的是否成功、心理及法律问题等指标作为参考，经过测算得出结论，认为变性手术只起到「姑息缓解措施[的作用]，[但]无法治愈本质上的精神障碍」。这是叫停手术的公开理由，与此同时，其他变性专家和辩护者也提出相反观点，他们质疑该研究的方法论和样本量过小，并指责迈耶得出的结论毫无依据。
我个人的假设是，其他一些非公开理由同样对约翰·霍普金斯项目的消亡产生影响。约翰·曼尼是霍普金斯项目的创始人兼首席公关代表、社会性别认同委员会成员，也是大量变性主义(transsexualism)和间性1(intersexuality)文章和著作的作者，彼时已经将其研究领域延伸至儿童色情和乱伦领域。曼尼曾在讲座和著作中称，乱伦不一定会对儿童产生不利影响，法律应当区分创伤性乱伦和非创伤性乱伦。「当乱伦双方之间存在真正由情欲之爱建立的配偶式纽带时，那么真正的创伤根源，可能不是这种关系本身，而是它被发现并被迫拆散。[!]」在关于儿童和性学的著作中，曼尼及其共同编辑格特鲁德·威廉斯甚至断言称，实施乱伦的男性是性偏离者，这「就像在一个单一宗教的社会中成为宗教异见人士一样」。由此可见，反对乱伦的立场被和宗教独裁划上等号。曼尼对良性乱伦v.s.恶性乱伦的拥护，正好契合了许多学者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开始支持的亲乱伦理论化及游说活动。据报道，曼尼的同事对他关于乱伦的公开言论2和著作感到不安，并对他与他们的结盟关系感到愈发忧虑。另外，同时期约翰·霍普金斯项目的相关主刀医生之一，霍华德·琼斯，离开了这家巴尔的摩机构，转而从事体外受精(IVF)技术的研究，最终在弗吉尼亚的诺福克共同创立自己的生育和体外受精诊所3。
尽管约翰·曼尼所在的约翰·霍普金斯项目已经关闭，但其他机构仍在继续实施此类手术。然而，在过去的十五年里，医学界对以往急于进行变性手术的做法的立场变得更为审慎。1991年发表在《柳叶刀(The Lancet)》的一篇论文在承认手术可能使某些个体受益的同时，也警告称「医学和无法实现的幻想相勾结……」。 尽管多年来医疗专业人士一直受到鼓励继续实施生理性别重置手术(sex reassignment surgery)，但《柳叶刀》的社论对此发布「强烈警告」，并特别指出荷尔蒙治疗可能带来的健康和安全并发症。尽管我在1979年就曾撰文指出，男性向构建女性的变性者终生服用外源性雌激素存在致癌风险，但如今已有更有力的证据证明雌激素治疗所带来的风险：
开具女性化或男性化药物处方存在相当大的风险，患者必须充分知情并同意这些风险；处方执行过程中，应对生理女性的血清脂质水平和生理男性的肝功能进行持续监测，同时评估其荷尔蒙功能，包括女性体内的催乳素浓度，并进行定期体检。
尽管存在这些警告，变性手术仍然继续进行。然而，自《变性帝国》出版以来，生理性别重置诊所和医疗中心的数量似乎并未增加或减少，而是维持在稳定数量。由于变性手术的记录，尤其是通过私人诊所进行的手术记录不易获取，因此很难获得准确统计数据。
和1979年时一样，如今的变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男性现象。女性向构建的男性变性者相对罕见。例如，在全美第二家开展此类手术的机构——明尼苏达大学人类性学项目——目前实施的变性手术中，85%是男性转变为女性。更有趣的是其背后的原因。
时至今日我依然坚持认为，由于男性比女性更多尝试的自由，因此他们更频繁地寻求并接受手术。男性和女性寻求及获得手术的数量差异，或许表明部分男性可能误将手术视为摆脱僵化社会性别角色的一种出路。对此女性已经拥有一个政治出口，即女权主义，它帮助改变女性在社会中的权力分配，并挑战僵化的生理性别角色。然而，目前还没有一个对等的「男性运动」能以组织化和政治化的方式向男性社会性别角色、男性性身份以及男子气概的标准发起挑战。事实上，许多女权主义者都认为，以罗伯特·布莱的著作为代表的当代男性运动，对社会性别的分析保持着高度个人化且肤浅的倾向。在布莱的著作以及在「汗屋4」里通过反动且神话诗式的击鼓静修来追求男性解放的实践中，更多的是对男性去雄化，以及所谓由女权主义促成的男性身份危机的敌对反应，而非对男性支配权力的任何真正质疑和反抗。而布莱的《上帝之肋：一部男人的文化史(Iron John)》充其量只是接受将男性新发现的流泪能力作为男性解放的首要标志。
女性向构建的男性的变性者数量并不多，因为正如帕特·海恩斯指出的，女性已经饱和式地被动承受各类不同、使身体更具女性化特质的身体改造手段，包括雌激素和整形手术。对于许多女性——主要是西方的中产阶级白人女性——其社会性别不满的建构已经通过隆胸、荷尔蒙替代疗法、不孕荷尔蒙和生殖手术以及整形手术被医学化了。和寻求异性荷尔蒙和手术的男性相反，大多数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不满」在于觉得自己不够有女人味、或未能履行其女性角色，例如母亲身份。因此，医疗科学倾向于引导女性顺从男性支配下的女性特质的形象和角色。
变性手术最初是由男性为男性研究的发明。正如我在1979年论证的，女性向男性转变的手术难度更大、成本更高、给女性带来的东西更少(「挖个洞比造个杆子容易」)，且宣传更少。西蒙娜·德·波伏娃曾洞察到，女性被男性塑造成「他者」，即作为相对将自身视为标准的男性而言的一种相对存在。因此，数世纪以来一直在现实和象征层面构建女性的男性，如今正用他们自己的肉体「完善」这种人造女性，这并不令人惊讶。
人为构建的女性特质背后隐藏着古老的父权制观念，即女性的身体应当供男性支配和使用。我承认，变性手术是这一主题下的一个特殊变体，但它指向了女性的普遍可获取性——这一次，男性获取女性身体不仅将其作为性财产或生殖财产，还是通过荷尔蒙和手术构建实现的。与此相反，男性特质并不易得，因为大多数男性特质的供应者(专业人士)就是男性自身，在出让男性身份时会感到更加不安。因为一旦男性特质像女性特质一样易得，也就是说，如果男人像女人一样能够随意获取，那么男人也会像女人一样被对待。
1.医学模式
变性手术制度化的关键在于其医学-精神病学的垄断，以及它作为一个临床实体发展，即所谓的变性综合症。由于变性主义实际上已经演变为一个医学问题，医学模式便作为一种合法且占主导地位的治疗形式盛行起来。它要求进行精神病学评估、荷尔蒙和手术干预，以及通常伴随的一系列次级性征的外科整形手术，所有这些实践旨在使人工打造的女性身体不断贴合公认的女性刻板印象。
医学模式同时也是一种疾病模式。而这正是症结所在。如果将变性主义视为一种疾病，那么渴望(desire) 能否有资格被称为疾病？正如托马斯·萨斯在《纽约时报》为《变性帝国》撰写的书评中问道：一个想要变年轻的老人是否患有「跨年代(transchronological)」的「疾病」? 抑或是一个想要变得富有的穷人是否患有「跨经济阶层(transeconomical)」的「疾病」？一个想变成白人的黑人是否患有「跨种族」的「疾病」？当然，所有这些问题都提出了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议题，并将这些臆想的「疾病」从医学-精神病学的框架中剥离出来。
在推测一个假设中的黑人为何可能想要改变色素沉着时，当事人可能会说，自己一直感觉是一个「困在黑人身体中的白人」，正如变性者通常说自己是「被困在男性身体中的女性」一样。然而，正是因为变性主义被广泛接受为一种需要精神病学和医学干预的状况——实际上被视为一种疾病或类疾病——才导致围绕一个男人为什么希望成为女性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变得不再重要。相比之下，在跨种族领域，一个极度希望改变肤色的黑人是否会如此轻易地被引导进入医疗程序，而忽视了他或她的诉求受困于一个基于肤色歧视他人的社会？这个类比本身是薄弱的，因为现实中没有对跨种族医学干预的需求，这恰恰是因为大多数黑人意识到，需要改变的是他们所处的社会，而非他们的肤色。
医学框架和大量殖民了所谓社会性别不满的专家，始终无法将种族、年龄或经济状况不满纳入其控制范围。甚至不满(dissatisfaction)一词本身，也是在将造成所谓不满的原因个人化，而不是政治化。因此，我们在变性领域谈论的是社会性别不满，而非社会性别压迫；然而对种族、年龄和经济方面的歧视与压迫，并不存在类似的心理学化处理，即把医疗干预视为个人层面的解决方案。
这些将变性治疗和手术的制度化的医学及其他专业从业者组成的联合体——即变性帝国——成为界定可接受、可允许的社会性别相关行为的塑造者。例如，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的刻板印象已被临床医学制度化，体现在要求变性者通过扮演(passing)异性成员来证明自己是真正的手术候选人。「扮演」标准评估的内容包罗万象，从一个人女性特质的着装，到女性特质的肢体语言，再到所谓女性特质的性交姿势。大多数诊所要求手术候选人在为期六个月到两年的时间内，持续践行文化建构的异性行为和角色。尽管一些批评意见称，这一要求近年来已被重新评估并被简化到最低，但自《变性帝国》出版以来大部分专业文献仍将扮演异性角色的能力作为手术的先决条件。
将变性主义定义为医学问题，阻碍了经历所谓社会性别不满的人从挑战社会性别或女权主义框架看待这一问题。因此，那些认为自己属于异性的人，并不会被鼓励去反思变性渴望其实源于被男性和女性特质的角色定义的行为所制造束缚。因此，一个感性或擅长照料他人的男人，会在引导下认为自己是女人，而不是一个试图突破男性特质角色的男人。将变性主义定义为医学问题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它会让人们默认不遵从规范性生理性别角色行为的人(尤其是儿童)应被视为潜在变性者。最终，变性手术通过引导个体成为由角色定义的社会中顺从的参与者、将一种生理性别角色刻板印象取代另一种，来强化社会一致性。医学解决方案变成一种「社会镇定剂」，强化(生理)性别歧视(sexism)及其赖以存在的遵从生理性别角色的基础。
随着变性主义医疗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特定群体在制度的引导下将社会性别不满转化为手术诉求。正如前文所述，存在一系列旨在治疗其他形式的社会性别不满的手术，例如硅胶隆胸手术。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那些对自己的身体或身体部位——这里指乳房大小，实际对她们的社会性别形象——感到不满的女性，一直被建议通过乳房手术和硅胶植入来丰胸，这导致了灾难性的健康和安全后果。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包括整形外科医生协会在内的整形外科手术产业发起一场运动，试图让女性接受乳房小实际是一种生理缺陷。根据美国整形和修复外科医生协会的说法，乳房小不仅是一种畸形，更是「一种让大多数患者产生不足感的疾病」。因此，数百万计的女性被引导去改变她们的乳房，而非改变她们对自我的认知。同样，变性主义医疗化在宣扬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即社会性别不满的问题需要医学和外科专业的干预，通过构建一具异性身体来纠正此类不满。
2.批判性回应及对批评的回应
重印著作给作者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使其能够回应针对其作品的评论与批评。我并不打算逐一回应每一个观点，而是将重点放在评论和批评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上。
人们常问的一个问题是：「这有什么大不了的？」许多人想知道，在女权主义紧迫议题框架中，变性主义这一议题为何值得关注。就我当时和现在的观点，变性主义触及了社会性别的本质，如何挑战社会性别，以及在一个角色定义的社会中，是什么在强化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等问题。这些问题随后在由「跨性别(transgender)」这一当今术语所界定的、近期辩论语境下被重新提出。变性主义据称是对社会性别角色的激进挑战，打破了社会性别界线并超越其僵化的界限。但是，如果变性者只是从一个社会性别角色换到另一个，如果精神病学家和医学专家要求变性者在手术前必须成功扮演相反的社会性别角色，如果这种生理性别重置的结果是给变性者的女性特质背书，而这恰恰是女权主义者们抵制的、对人造女性特质的滑稽模仿，那么挑战在哪？超越在哪？对任何真实边界的突破又在哪？
《变性帝国》的许多批评者声称，尽管我对遵从社会性别规范进行批判，却是借助将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本质化(essentializing)实现的。这令我感到诧异，鉴于《变性帝国》中有一整章都在批判将变性现象归因于生物学的生物本质主义理论——例如，归于产前荷尔蒙或遗传因素。约翰·曼尼和安克·埃尔哈特的著作在产前荷尔蒙理论化方面极具影响力，他们假设存在一个早期关键时期，在此期间，某种特定但尚未明确的社会性别认同已经开始形成(见第二章)。尽管专业文献就变性主义成因争论不休，但《心理内分泌学(Psychoendoctrinology)》杂志在对这些文献的综述中得出结论，尚未证实荷尔蒙对人类社会性别认同形成有任何影响。
我被指责为本质主义，更多是因为我不愿意接受男性能够成为「真正的」女性。由于拒绝承认男人通过变性治疗和手术就能成为女人，我被指责是在促进社会性别本质主义，而非摧毁它。爱丽丝·埃科尔斯是最早提出这种批评的人之一，她指责我「致力维系而非消灭社会性别差异」。安妮·伍德豪斯在对《变性帝国》的一次严重误读的分析中进一步推进这一批评。伍德豪斯在其著作《梦幻女人(Fantastic Women)》中主张，我曾断言女性特质中存在某种无法改变的本质，「某种无法习得或获得的东西」，并且
无法通过手术或文化构建…..如果是那样的话，投入到反对社会性别分工的斗争中究竟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一切最终都归结于某种与生俱来的、本质性特质，那么任何试图改变现状的尝试都是徒劳的。事实上，雷蒙德指出，由于生理性别重置手术无法改变染色体生理性别，变性者实际上根本没有改变生理性别。
伍德豪斯在这里将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我确实写过变性者根本没有真正改变生理性别。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性别是不可动摇的；这句话原本的意思是，男人无法通过荷尔蒙和手术变成女人。我的观点是，借用伍德豪斯自己的话来说，男性向构建的女性变性者是一个「梦幻女人」，是男性幻想的化身——即感觉自己是被困在男人身体里的女人的幻想，而这种幻想又通过另一种男性医学幻想得以具像化，即借助外科手术将男性躯体塑造成女性躯体的幻想。这些幻想全都根植于男性构想，而非任何女性现实。但这种女性现实正是手术构建的女性所不具备的，这并非由于女性天生携带某种本质性的女性特质，而是因为这些男性不必在女性身体中生活并承受随之而来的全部历史。正是这些历史构成了女性现实的基础，是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建立在女性生理特征之上。
确认变性手术无法改变染色体生理性别的基本生物学常识，并不等同于主张染色体生理性别决定了社会性别。但在某些非常现实的层面上，女性生物学塑造了女性历史——这是男性因自身生理性别并不拥有的历史——包括月经史、怀孕或怀孕能力史、分娩与流产史、某些身体周期和生命阶段变化的历史，以及女性在男性支配社会中居于从属地位的历史。请注意，我一直在强调历史。否认女性历史部分 基于女性生物学，如同否认黑人历史的重要方面基于其肤色。和生物学上的肤色一样，女性生物学并不赋予一种本质性的女性特质；相反，它赋予了一种关于出生就携带XX染色体意味着什么的客观历史现实。
正如索默·布罗德里布所写的，任何对女性身体的提及都会使作者陷入被斥为女性本质主义者的指控中。『任何涉及女性身体，尤其是女性生殖方面的内容，都意味着我们将被谴责为「生物决定论者」和「危险的本质主义者」——名副其实的恐龙(只会下蛋的老古董)，被一种如此雌雄同体以至于世上不再有任何身份认同或差异的后现代主义超越。』然而，任何严肃的女权主义者都应能够肯定身体对个人历史的影响，而不必被指责为狂热的本质主义者。
我还因拒绝承认男性向构建女性能够成为女同性恋者而被贴上本质主义者的标签。在写到完成变性的男性认同为女同性恋者，并通过施压进入女权主义和女同性恋团体的现象时，我坚持认为，这些男性渴求的远不止是女性生理特征——变性手术构建的女同性恋者寻求占有与女性生理特征相关的创造力。我的逻辑是，既然女同性恋女权主义意味着女性能量向女性的完全注入，那么声称自己是女同性恋的变性者想要据为己有的，正是这种女本位能量。因此，某些想要成为女性的男性，会希望同化这种更为激进、全面的女性存在。如今，我不再使用女性能量这个短语，因为它太模糊且虚无。如果我在表述吸引变性者将自身定义为女同性恋者原因时更具社会学色彩，如果我能将其表述为对女同性恋团队精神或团结感的向往，而不是对女同性恋群体的创造力和能量的向往，或许我能通过审查。但我对此表示怀疑。
本书书名《变性帝国(The Transsexual Empire)》困扰了另一群批评者。该书名旨在传达本书核心论点，即变性主义构建一场社会政治运动，正在削弱本文化中根除生理性别角色刻板印象与压迫的运动。在我写下这本书时，许多评论者将它解读为一场企图消灭「天然」女性的宏大男性阴谋——即男性彻底占有女性的终极阴谋。这绝非我的本意，也不是要我想要传递的信息。
相反，《变性帝国》这一书名将注意力集中在变性手术系统，以及那些以治疗痛苦个体之名创建的专业复合体和联盟上。之所以将其定性为「帝国」并称其为「社会政治方案」，我的意图是关注其制度性本质，即其系统性维度，而非某种被精心包装的阴谋。汉娜·阿伦特通过提出「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的概念提醒我们「错误行径和破坏行为并不总是极端蓄意的，也不一定是策划周密的阴谋，它们可能是寻常地可怕」。我从不认为变性主义是男性医疗怪物或生物医学阴谋的产物。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变性帝国》的目标是揭示其制度化基础的复杂性。
我的书名被桑迪·斯通在其撰写的文章《帝国反击战：一份后变性宣言(The Empire Strikes Back; a Posttranssexual Manifesto)》中极尽讽刺挖苦。斯通是一位男性向构建的女性变性者，曾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受雇于全女性唱片公司，奥利维亚唱片，担任音响工程师。这在女权主义圈子中引发了一场争论，我曾在《变性帝国》中提及并评论过此事。从那以后，斯通看起来接受了彻底的后现代主义教育，现在他提出理论认为，说到底，变性者实际上是文本(text)，或是一种成熟的体裁。「变性者作为文本的理念，我们或许能发现一种将重构的身体映射到传统社会性别话语中，并借此瓦解它的潜力；利用这种并置所创造的失调，使社会性别元素在新的、出人意料几何结构中碎片化并重新构建。」
在这篇后现代主义的力作中，斯通运用令人迷惑的后现代主义语言，将转移了人们对通过手术将男性变成女性这一真实的物质与政治问题的注意力。正如索默·布罗德里布如此简洁地评价的那样，「一切都不重要，除了将现实作为理念的奇特排列」。布罗德里布有说服力地捕捉到男性向构建女性变性项目的核心：
规则是，只有男性才能以女性身份出现……这是他解决他者问题的自恋方案。但为了做到这点，为了以他的形象创造她，他必须能够夺取她的形象。……而我不得不提及那些我自己听起来都觉得离奇的论点，即女性是存在的。女性是可感知的……而反驳这一切，反抗男性文化，是多么的不文明。话语权的主宰者们还说过，像女性一样说话需要极高技巧，显然，这最好还是让男性来做。他们的文本玩弄炫耀着一种歇斯底里的女性特质，当然，这据说是为我们的利益，为了帮助我们超越我们不知何故陷入的女性范畴。
变性主义迫切要求我们成为伪造现实的同谋——即男人可以成为真正的女人——这一切都打着变性主义能打破生理性别压迫、生理性别角色僵化，以及社会性别自身障碍的幌子。
正如斯通所言，变性主义的力量仅在于表演。「变性主义的本质在于扮演(passing)的行为。一个扮演成功的变性者是在服从德里达式命令5……即开始将自我写入那些已经塑造过自己的话语体系中。」然而，变性者并非只是在表演，更不是什么文本或体裁。与冒充者不同，变性者并非在参与一场观众仅在演出期间暂停怀疑的表演。他们声称自己就是真实存在。而我们对变性群体的非天然本质暂停怀疑，却在他们要求下成为一种道德义务。
- 译者注：间性(intersexuality)指婴儿在出生时生殖系统、染色体、荷尔蒙水平或其他生理特征的变异，使个体在生理性别上不完全符合传统男性或女性定义。 ↩︎
- 译者注：约翰·曼尼认为，年龄对区分恋童癖的好坏十分重要，「如果我看到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和一个二三十岁的男人间存在强烈情欲，并在感情上相互吸引；如果这种关系是完全相互的，那我不认为这有任何病态可言。」他还认为，基于爱情的恋童者对孩子有着父母之爱一般的亲情，只是其中一部分亲情转为爱情、情欲和性欲，这并不属于任何行为障碍。 ↩︎
- 作者注：几位最初实施变性者手术或在医疗团队中工作的医生，现在正从事人类体外受精的研究与操作，这令人感到好奇。 ↩︎
- 译者注：汗屋(sweat lodge)是一种古老的仪式，起源于美洲原住民文化。它通常是一个用木头、树枝和毯子等天然材料搭建的低矮圆形小屋，参与者进入汗屋，并在里面燃烧加热的石头，然后往石头上浇水，产生大量蒸汽。在漆黑、闷热、充满蒸汽的汗屋里，人们会祈祷、唱歌和冥想来净化身体、思想和灵魂。该仪式的核心目的是通过高温和仪式来达到精神和身体的重生与平衡。 ↩︎
- 译者注：德里达式命令源自后现代哲学家雅克·德里达的的解构主义理论，他认为人是被既有的文化、语言和权力话语所「书写」的。桑迪·斯通引用此概念意在主张：变性者并非在伪造身份，而是在执行一种解构使命，通过操纵社会性别符号，将自我重新「写进」原本由生理性别决定论所主导的话语体系中，从而挑战并重构社会性别的既定剧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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