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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与洛琳·戈特沙尔克共同撰写
在上一章中，通过考察两个原本仅限女性的场域，旨在展示那些声称行使「社会性别权利」的男性要进入女厕所和女子监狱带来的影响。本章将探讨这类诉求对那些在第二轮女权主义浪潮中创设、旨在专门服务女性这一从属群体的特殊利益的女性专属场域中的影响。女性服务机构包括庇护所/收容所、强奸危机中心、女性健康中心——这些机构最初由志愿者发起，后来获得政府资助。女性空间则包括由女性组织并自费运营的女性节日、游行、度假中心、周末活动、大会、徒步团体等。跨性别活动人士要求以上全部服务和空间对由男性身体的群体开放。当女性和女同性恋者抵制这些要求时，产生的后果对女性社群造成极大损害。跨性别活动人士不但围攻这些场地，并将为女性提供服务和组织女性社交活动的团体告上法庭，以强制获得准入权。
8.1女性服务和女性空间的重要性
女权主义者们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设立一系列女性服务机构，旨在为作为从属和弱势群体的女性利益服务。例如，澳大利亚成立女性健康中心，是源于认识到女性的特殊需求在男性主导的医疗保健中被忽视了。这些中心关注生理女性的身体，并对女性的经验持同情和理解的态度(Kaplan,1996;Murray,2002)。而设立避难所/收容所、强奸危机中心及求助热线，是为协助女性能从男性暴力中逃离并康复(Sweeney,2004)。这些女性服务由女性需求量身定制，提供互助支持，并为女性问题和意识提升提供交流论坛。本章将探讨男性身体的跨性别者坚决要求以员工、来访者和组织成员身份进入女性服务机构，给女性社群和「女性部门(女性服务组织)」造成的巨大压力(Price,2007;Stuart,2006)。
本章还将考察跨性别活动人士进入女性空间的运动——这些空间旨在让女性和女同性恋者们在没有男性在场的情况下进行联结和政治集会，以便表达她们的关切、放松、增进联结，并享受女性文化、音乐、诗歌和舞蹈。本章将分析这些转变后仍是异性恋、并自称女性同性恋者的男性身体跨性别者要求进入女同性恋专属空间带来的影响。这些场域可能不仅仅是地理空间，甚至包括身体空间：一些跨性别者要求和女同性恋者的身体进行实际接触，例如在「棉花天花板1」争议中，男性身体的跨性别者通过指责那些不希望阴茎进入体内的女同性恋者为「恐跨症」，从而使其产生负罪感(GenderTrender,2013b)。
部分女权主义者支持允许男性身体跨性别者进入这些服务和空间(McDonald,2006)，而女性社群的其他人则强烈反对将其纳入，并坚持认为他们既不具备女性生理特征，更不具备作为女性的经验，因而他们无法对生而为女、并作为女性成长的经历感同身受(Greer,1999;Jeffreys,2008; Raymond,1994;Sweeney,2004)。例如，杰梅茵·格里尔批评男性身体跨性别者对自身被女性接纳的程度缺乏认知，她指出「当他强行闯入女性能享有的少数私人空间，大声压制她们的反对意见，同时用仇恨和威胁邮件轰炸那些不接受他的女性时，他的所作所为和强奸一直以来的行径如出一辙」(Greer,1999:74)。有关跨性别者准入问题的分歧，往往会摧毁女性和女同性恋团体，并导致那些为女性提供专属社交空间的活动被迫取消，如女同性恋节和女性音乐节(McDonald,2006;Sweeney,2004;Wales,1999)。对于女性和女同性恋者而言，重要且必要的设施因此流失。迄今为止，鲜有研究关注男性身体跨性别者进入女性或女同性恋团体和社交空间的政治运动对女性产生的影响。同样，也鲜有研究探讨当男性身体跨性别者试图以客户或工作人员身份进入为满足女性特殊需求设立的女性服务机构时，会对这些机构产生何种影响。本章包含了由洛琳·戈特沙尔克进行的一项探索性研究的数据，该研究旨在考察澳大利亚女性服务机构(如庇护所和女性健康中心)的管理人员，对跨性别包容可能带来的影响的认知程度、相关政策的制定情况，以及是否经历男性身体跨性别者尝试获取准入权的情况。
8.2女性专属服务和空间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第一轮女权主义浪潮中，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等国家首次成立提供社会支持和其他服务的女性空间(Blair,1984;Freedman,1979;Kaplan,1996)。女权主义者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再次争取女性服务的提供，例如，澳大利亚政府同意为建立和运营女性庇护所提供财政援助，到七十年代末，澳大利亚获得政府资金援助的庇护所已超一百间(Johnson,1981;Kaplan,1996;Murray,2002)。在澳大利亚，旨在弥补传统医疗体系男性中心主义缺陷而设立的女性健康中心同样获得政府资助。女性医疗保健运动在引起社会关注此前被医学研究忽视的女性医疗问题上取得了显著成功，并促成疾病率、孕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率的下降(Kaplan,1996)。庇护所、反性侵中心(CASAs)和健康中心等女性专属服务满足了女性的迫切需求，提供这类服务的益处已有充分的文献资料论证(Kaplan,1996;Lake,1999)。
从历史上看，当女性服务被纳入主流体系时，女性的特殊需求往往变得「隐形」且常被无视(Freedman,1979;Kaplan,1996)。这一情况首次出现美国第一轮女权主义浪潮后，当时女性专属空间被纳入主流体系。其结果之一是，二十世纪早期广为人知的男性对女性的暴力问题，不得不由第二轮女权主义者「重新发现」(Freedman,1979)。创建女性专属空间，如女性庇护所、女性健康中心和女性节日，成为第二轮女权主义运动的杰出成就之一(Riger,1994)。然而，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由于酷儿运动边缘化女同性恋主义，以及反女权主义运动的反扑，女性专属空间和设施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Case,1997;Faderman,1997)。和第二轮女权主义运动鼎盛时期相比，现存的女性专属空间寥寥无几。女性专属空间的消失，和所有致力于服务女性利益的设施，如书店、出版社、艺术馆和咖啡馆等普遍缩减同步发生。女权主义出版商大多已经消失，书店中专门设立的女性研究书架被撤或被并入「社会性别」或文化研究类目中，此外，大学里的女性研究课程多被废除或转为「社会性别研究」。与此同时，过去仅限女性参加的音乐节和游行也变成男女混合形式。但是，直到最近，女性健康中心、女性收容所和强奸危机服务以及少数节日和活动仍然只将女性作为服务对象。因此，跨性别者的挑战正指向依然坚持女性专属原则的少数领域。
跨性别挑战对女权主义最重要的原则发起冲击，即女性通过自主选择与男性分离的「仅限女性空间」存在的必要性。女同性恋女权主义哲学家玛丽莲·弗莱曾透彻地阐述了分离主义(separatism)对第二轮女权主义浪潮的重要性(Frye,1983)。她解释道：
作为女性，我们的存在不为男性所占有，更不对阴茎开放，我们的价值观与关注点、我们对性欲的体验以及我们激情的指向，让我们在各方面都直接处于男性至上主义文化的对立面；这种对立如此彻底，以至于在那种文化的价值观中，我们的存在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Frye,1983:145
当女性禁止男性进入她们的团体和活动时，就是在剥夺男性重要的利益和权力来源：「女性拒绝男性进入女性空间，不仅在实质上斩断利益流向，更具备了执掌权力的形式及其全部预示」(Frye,1983:103)。当下男性身体跨性别者因被拒绝进入女性空间而大发雷霆，以及女性因担心引起他们愤怒表现出退缩，都可以参照弗莱有力的洞见来理解：「女性有意识、有目的地在任何事物上排除男性，都是公然反抗，且会在女性心中产生对惩罚和报复的恐惧」(ibid.)。男性的准入权是他们的支配地位赋予的，而女性因居于从属地位无权拒绝这种男性权利：「进入奴隶的简陋小屋始终是主人的特权。而决定将主人拒之门外的奴隶，是在宣布自己不再是奴隶」(Frye,1983:104)。跨性别挑战的强度和决心，及其在实施过程中伴随的愤怒和谩骂，很可能源自对分离主义原则对女性自由的重要性的认识。本章的跨性别挑战案例将从对女性专属社交空间的挑战开始，以密歇根女性音乐节为例，随后探讨对女性服务机构的挑战。
8.3跨性别对密歇根女性音乐节的围攻
密歇根女性音乐节是一个标志性的女性和女同性恋空间，或许正因如此，它成为早期跨性别运动的目标。该音乐节始创于 1976 年，此后每年在一片私人土地上举办为期一周的活动。它是北美历史最悠久、知名度最高的女性节日，由于有数以千计的女同性恋者参加，它已成为创造女同性恋文化与社群最重要的空间(Fowler,2001)。它提供了一个地理空间，让女性在这里能暂时摆脱公共空间中男性的持续监视和虐待，并体验一种免受主流男性文化中充斥的污蔑与厌女情绪影响的替代性文化。对于女同性恋文化及社群而言，无论如何强调这一音乐节的价值和重要性都不为过。玛丽亚·福勒曾写道，自 1995 年首次参加密歇根音乐节以来，这个音乐节对她而言就代表着「家」(ibid.)。她解释说，该音乐节旨在为女同性恋者们创造一种积极的集体认同，并挑战「关于女同性恋生活的主流建构」。对许多参与者而言，音乐节为她们 「提供了一个反抗的社群」，她们能在其中安全地表达自己的女同性恋身份，因为她们获得了「一种源自该场合在空间和意识形态上远离异性恋常规视角的日常监视而产生的隐私感」(Fowler,2001:53)。福勒引用一位参与者的叙述：
这是一处……我能感到完全、彻底安全的地方；我永远不用一边走一边回头张望，我可以在白天或夜晚的任何时间、以穿或不穿任何衣物的状态去任何我想去的地方，而永远不必担心任何事。
——Fowler,2001:59
尽管音乐节政策不允许主动质疑一个人的生理或社会性别，但它将自我认同为跨性别者的人士排除在外，并且「要求参与者尊重这个为期一周的属于生理女性的女性空间」(Browne,2011:249)。
凯斯·布朗指出，密歇根音乐节将分离主义「具像化」(Browne,2011:248)。它允许女性「践行」女权主义，同时「成为让女性了解女权主义的重要方式」。布朗解释说，裸露对女性在密歇根音乐节体验到的自由至关重要，因为 「一旦踏入这片土地，远离可能被路人看到的区域，密歇根音乐节使女性能够在不同着装或赤裸状态下自由走动」(Browne,2011:251)。参与者表示，这种经历「为女性赋能，因为它认可了女性身体多样性及其脱离传统吸引力标准的独特之美」(ibid.)。在树下的公共淋浴间里，情况尤其如此，女性在那里不必为自己的身体感到羞耻。此外，该音乐节提供了一个让女性可以像异性恋者认为理所当然那样、自由地向彼此表达爱意和亲昵的空间，在「音乐节的所有空间内，通过牵手、接吻等方式进行同性亲密行为，而无需担心男性的侮辱和暴力威胁」(ibid.)。这些活动都是女性，尤其是女同性恋者，在有男性在场时无法安全或自在进行的。
出于上述所有原因，跨性别活动人士希望获得音乐节准入权。根据《跨性别女权主义宣言(Transfeminist Manifesto)》(Koyama,2001)的作者小山艾美的记录，对该音乐节的围攻始于 1993 年，当时一些跨性别活动人士在音乐节入口的对面搭建「跨性别营地(Camp Trans)」，来抗议音乐节禁止自我认同为跨性别的人士进入(Koyama, 2006)。跨性别营地于 1994 年再次出现，随后陷入停滞，直到 1999年由活动团体 Transsexual Menace 和 GenderPAC 以「跨性别营地之子(Son of Camp Trans)」之名恢复。这两个活动团体的创始人都是男性身体的跨性别者瑞基·威尔钦斯，他是自我认同为男跨女再跨男的跨性别者(Wilchins,2013)。跨性别营地最初的活动目标是迫使音乐节修改政策，以允许术后变性者入内，但到 2002 年，他们公开宣称的政策是，其既定目标已经变为让任何自我认同为女性的人获得入场资格，这包括任何在任何时间认同为女性的男性，即便他们身体完整，或者只是偶尔对异装感兴趣。跨性别活动人士的行动不仅限于设立营地，还包括联系在音乐节演出的音乐人，要求她们抵制音乐节或发表反对仅限女性政策的公开声明。
他们还利用「不询问」政策潜入音乐节营地并使用设施。卡拉·蔓蒂拉在美国女权主义报纸《Off Our Backs》上写道，描述了男性身体的跨性别者在赤裸且生殖器完整的情况下进入公共淋浴区，给音乐节带来的破坏(Mantilla,2000)。她表示，
如果这些想要成为「女人」的人对父权制下的做女人意味着什么有任何理解，他们就会尊重而非侵犯女性空间，也会明白，当一名女性赤身裸体、处于脆弱状态时，突然面对一个陌生的、有着阴茎的裸体生理男性，是一种多么可怕的侵犯。
——ibid.
蔓蒂拉认为，跨性别活动人士对自身解放的关注，是以牺牲「试图在美国一个偏远角落、利用仅仅一周时间来感受免于男性暴力威胁的女性」为代价(ibid.)。蔓蒂拉指出，在男性身体跨性别者选择进入音乐节后，「彻底免于男性和父权强奸文化威胁的安全感」 被 「侵蚀了」，因为女性参与者都知道，「一个男人」 可能随时出现在那里。蔓蒂拉评论道，男性身体跨性别者进入该空间的决心，表明女性分离主义对男性构成了多么深层的「威胁」，因此我们需要更多此类空间而非更少。她说，跨性别者的挑战是对「女性反叛的反叛」，它阻碍了「女性实现从父权制中获得解放的目标」，这是社会保守派直截了当的反女权主义行为。
2010年，跨性别活动人士们进入音乐节的策略变得尤为暴力且具有攻击性。一名自称并未质疑任何人「社会性别」的安保人员描述了 Camp Trans 是如何建立起跨性别无政府营地 Trans Tranarchy 并「破坏音乐节设施及威胁参加音乐节的人员」(Dirt from Dirt,2010a)。活动人士分发的一份传单表现出程度相当惊人的仇女情绪：「我们跨性别肉棒射出滚烫精液，比你们这些恐跨症的臭屄能创造出的男人痕迹2都更能体现女性身份」。 营地中的女性记录了她们所遭受的一系列暴力事件。其中一位女性提到，她的车遭到蓄意破坏，两侧门锁都被喷洒的化学物质堵死。某天晚上，跨性别营地传来枪声，音乐节的供水管被切断、车胎被划、淋浴管道受损、横幅被毁。帐篷上被反对人士喷上「Fuck fest(去他妈的音乐节)」和「Real women have cocks(真女人有鸡巴)」 等侮辱性字样。女性们谈到自己遭受身心创伤、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并表示音乐节已不再安全，不会参加(Dirt from Dirt,2010b)。然而，跨性别者的围攻并未完全成功。据 2012 年音乐节大量报告显示，作为新一轮女权主义运动强化的体现，女性们在反抗男性身体跨性别者入侵方面变得更有组织，她们通过标语、T恤和口号向这些男性表明，这片土地不欢迎他们(GenderTrender,2012)。
8.4女同性恋空间
密歇根女性音乐节作为一个名义上的女性专属空间幸存下来。然而，大多数其他女性空间则没那么幸运，它们或经历了法律挑战，或在接纳男性身体跨性别者的压力下解散。在这一压力下，各种各样的女性活动都宣告消亡，包括女性徒步团体和读书会。但最重要的是，旨在为女同性恋社群提供核心设施的女同性恋中心也深陷争议的沉重打击。悉尼女同性恋空间项目就是这种损害的一个例子。1993 年，女同性恋者们筹集了约二十五万美元，希望在澳大利亚悉尼购买一处女同性恋社群中心。她们想要一个以女同性恋文化和社群为核心的女性空间(Kline,2006)。然而，一些认同为女同性恋的男性身体跨性别者也参与了筹款，认为自己将被纳入其中。在布里斯班的一场女同性恋活动因男性身体跨性别者闯入遭到严重干扰后，女同性恋空间集体决定，有必要引入一项排除男性身体跨性别者的政策。这项新政策遭到那些支持男性身体跨性别者女性空间准入权的女性的强烈反对，一场不可调和的冲突爆发，直接导致该项目最终被放弃，问题也从未得到解决。
跨性别者的渗透直接导致加拿大首个且有历史意义的女同性恋中心覆灭。温哥华女同性恋联谊会(VLC)自 1985 年成立以来，一直由集体运营，提供女性资源图书馆、休闲场所、娱乐设施和活动空间等服务。温哥华女同性恋联谊会在加拿大的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历史上具有标志性地位，并成为「其他城市女同性恋社群中心的模板」(DiMera,2011)。这个标志性的女同性恋社群的毁灭源自一位身体完整的男性身体跨性别者玛梅拉的渗透。玛梅拉自1995年起在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中心担任志愿者，并由此得知温哥华女同性恋联谊会的存在。那时，他还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性别诊所接受治疗，并自称是具有女性社会性别意识的激进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最初，温哥华女同性恋联谊会以其作为男性被抚养成人为由拒绝接纳玛梅拉，但他坚持不懈地申请。经过内部多轮辩论，温哥华女同性恋联谊会同意，只要男性跨性别者认同自己是女同性恋就能加入联谊会，因此玛梅拉于 1996 年如愿成为其中一员。这一政策变动很快就令人后悔了。据集体成员所述，玛梅拉的行为极具破坏性，包括骚扰员工和志愿者、未经许可使用资源、未经培训擅自接听危机热线，以及对员工和志愿者发出性邀约。温哥华女同性恋联谊会以攻击性和性骚扰行为由撤销玛梅拉的会员资格，随后，他于 1999 年向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人权仲裁庭提起投诉。法庭裁决玛梅拉的投诉成立，命令温哥华女同性恋联谊会赔偿三千美元，作为对他「尊严、感情和自尊」受损的补偿。但裁定是在恋联谊会解散后做出的，彼时联谊会已无力筹集法律费用，更无法投入时间精力为 「女性专属空间」 的权利抗争(Wales,1999)。这一跨性别挑战的结果是摧毁了女同性恋者最重要的资源之一。
跨性别者对女性服务的挑战变得更加奏效，因为这些服务现在通常由国家资助，相关工作人员——尤其是试图遵守供奉男性身体跨性别者被视为「女性」的权利的法律时——更有可能为了避免失去财政支持而轻易满足男性身体跨性别者的诉求。跨性别活动人士通过游说促使女性组织和服务机构采纳跨性别包容政策，从而使具备和不具备完整男性生殖器的男人都能获得准入权。
8.5女性部门的经验
由于跨性别渗透主义的影响，许多国家的女性服务机构不得不制定政策来应对这一新问题。在这些服务机构成立的几十年前，男性身体的跨性别现象无论在规模还是法律影响力上都远不如现在显著。当时的强奸危机中心和女性庇护所都直接女性为核心。随着这些机构日渐主流化、受国家监管并获得资助，它们不得不捍卫其仅限女性的宗旨，其中一些机构发现未能维系这一宗旨。但另一些机构则获得平等机会法的豁免，使其能维持仅限女性的工作人员和来访者群体。这些成就目前受到男性身体跨性别者的要求威胁，他们通过宣称自己是女性而非男性，得以规避此类豁免。跨性别准入问题可以被视为男性作为员工和来访者进入该领域的滩头阵地。一旦接纳男性身体跨性别者，特别是生殖器完好的男人，那么是否接纳不异装或不转变的男性，就成为将男性准入界限画在哪里的问题。女性专属原则很可能被彻底颠覆。不过有趣的是，英国的状况有所不同，因为《2010年平等法案(Equality Act)》允许女性服务机构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明确将跨性别的男性排除在外(Women’s Resource Centre,2011:6)。
在澳大利亚，没有针对男性身体跨性别者的相似法律豁免。澳大利亚的一项通过采访十九位来自反性侵中心(CASAs)、女性收容所和女性健康中心的女性管理者的访谈研究，为理解跨性别准入政策的影响提供了有益见解。访谈聚焦女性管理者们对处理该问题的观点和经验(Gottschalk,2009)。研究显示，她们展现出保护服务机构的女性专属性质的坚定决心，但跨性别问题也引发了一些分歧。受访者的立场取决于她们是否把男性身体跨性别者视为「女性」，以及她们是否有过跨性别准入的直接经验。访谈还询问了受访者对女性安全空间的看法，以及她们关于男性和男性身体跨性别者作为员工和来访者的理念是如何与其自身理念保持一致的。来自性侵援助中心的受访者被标为CASA1，来自女性健康中心的受访者被标为WH1，来自女性收容所的受访者被标为WR1，数字编号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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