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共计 11208 字，预计需要 30 分钟。
还有其他非常实质性的收益，女性身体的跨性别者发现，她们在工作中获得更多尊重和威信，以及被分配更多员工和资源来完成她们的工作。当被视作「男性」时，她们的工作强度更小，从相同工作里获得更多正反馈，并且得到的奖励也更多。希尔特的一位受访者解释了这些优势如何不仅利好雇员，更会惠及那些自己创业的人：「我有自己建立的公司，有追随我的下属，他们信任我、相信我、尊重我。我不可能以女性身份实现这些」(Schilt,2006:482)。这位女性身体的跨性别者解释说，尽管有些女性作为企业家取得成功，但对于一个显眼的女同性恋者来说，要做到这点尤其困难。转变消除了这个不利因素。其他几位受访者谈到自己作为男性化或「社会性别模糊」的女同性恋者时遭受的残酷羞辱，例如不被允许从前门进出工作的餐厅，以免给餐馆带来不良影响。作为「男性」，她们可以穿着原本会因此遭受嘲笑的服装，并获得原本难以企及的职业成功。
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没有获得任何优势，但这通常因为她们处于转变早期，或者未被视作男性。身高会造成巨大差异，因为矮小的女性在转变后比普通男性更矮，可能无法获得和高个男性相同的尊重。有些人觉得她们在转变后看上去非常年轻，这也影响了她们受到对待的方式。完成跨性别转变的非裔和亚裔女性报告称，尽管摆脱被视为「女性」的结构性劣势，但她们仍因种族主义遭受不利影响。正如希尔特评论的，女性在转变后获得的优势突显了根植于职场结构中社会性别文化观念对女性不平等的影响。这项研究揭示了女性经历的无形、但十分重要和普遍的日常歧视，但由于缺乏可供比较的参照，女性可能难以识别这种歧视。希尔特认为，这也表明，女性的职场晋升并未受到作为女性的社会化的影响，尽管这种社会化会影响她们的决策和行为，因为那些经历相同的社会化、但转变后的女性依然能顺利晋升。这表明，女性受到他人看待和对待她们的方式的结构性不利影响，而非受到她们可能表现出的任何品质的影响。
在随后的一项研究中，克里斯汀·希尔特和一位同事共同考察了男性身体跨性别者的职场经历(Schilt and Wiswall,2008)。他们发现进行转变的男性会因「每小时工资收入的显著降低」而蒙受经济损失(Schilt and Wiswall,2008)。他们得出结论，女性平均转变年龄在三十岁，而男性平均转变年龄为四十岁，较晚的平均转变年龄或能解释经济损失(Schilt and Wiswall,2008:4)。他们指出，计划跨性别的男性会策略性地「推迟改变社会性别，以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其男性优势，而另一方面……女性身体的跨性别者会通过较早转变来最大化成为男性后获得的预期收益」(Schilt and Wiswall,2008:19)。希尔特的研究成果极其重要，它为女权主义者将社会性别理解为一种等级制度和组织权力差异，而非跨性别理论中通常说的那样，将社会性别视作一种本质，提供了极佳例证。她在2006年发表了一篇文题为《只是其中一个男孩：让职场中的社会性别现身(Just One of the Boys: Making Gender Visible in the Workplace)》的文章。它没有像跨性别意识形态中常见的那样，仅仅用「社会性别」指代服装偏好或行为模式。相反，文章呈现的是「社会性别」作为一种种姓制度如何为男性制造优势，为女性制造劣势。
转变带来的另一个显著好处是更大的人身安全以及免于恐惧的自由。跨性别的女性摆脱了那些依然站在社会性别前线的女性持续经历的、来自男性的虐待、骚扰和暴力。正如希尔特的研究表明的(2006)，工作场所中以抓身体部位、性暗示的评价和以提问形式出现的性骚扰，都是女性身体跨性别者在转变后所摆脱的不利因素的一部分。此外，对一些遭受过男性严重暴力的女性而言，脱离女性身份可能会给她们带来安全感。尽管缺乏关于女性身体跨性别者遭受暴力的研究，但已有一些研究表明二者存在关联。例如，霍莉(现在是亚伦)·德沃尔在自己跨性别前进行的研究发现，女性身体跨性别者在童年时期遭受暴力的比例很高(Devor,1994)。在她采访的四十五人中，有十七人(38%)报告在童年家庭中遭受严重的身体虐待，十四人(31%)报告遭受性虐待。受访者中共有60%经历过身体、性或情感虐待，她解释说，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虐待形式很可能成为成年生活中严重的心理创伤。她特意指出，这些数字只反映了那些在讲述自身经历时主动提到虐待的人，因为她并未就虐待提出任何问题。她补充道，跨性别者往往希望表现得心理健康，以免被拒绝治疗或遭受更严重的歧视，这可能进一步降低主动提及虐待经历的比例。尽管如此，这些数字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她提出，「在某些情况下，跨性别可能是一种对严重儿童虐待的极端适应性解离反应」(Devor,1994:66)。在这种情况下，她提出假设：
一个男性保护者/幸存者人格，共同有意识地运作……与原始的女性人格一起，可能首先作为一种防御，后来，经过多年的心理和社交经验强化，作为逃离原本难以忍受的精神痛苦的途径。
——ibid.
这些女性在孩童时创造出一个男性「化身」为自己提供抵御暴力的盾牌，这也成为后来她们希望成为的男性范本。这项研究是在二十年前进行的，遗憾的是，此后没有类似的研究。这不禁让人思考，医疗专业人士在为女性进行跨性别治疗前，对她们的背景了解有多么匮乏。
跨性别的女性还能摆脱女性身份带来的其他不利因素，例如，女孩和女性为了被视为具备可接受的女性特质、对男性有性吸引力，被要求在身体上进行各种「美容行为」。这包括脱毛、节食、整形手术、化妆、高跟鞋、紧身和暴露服装(Jeffreys,2005)。男性支配，以及女性低下和被污名化的地位，导致少女通过饮食失调和自残来惩罚自己的身体(Jeffreys,2000,2008)。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仇女的西方文化荼毒女孩，并对她们的心理健康造成极大伤害(APA Task Force,2007)。部分女孩因此选择退出女性身份并寻求提升自身地位或许并不令人惊讶。外科手术和药物的医疗发展，以及一种日益根深蒂固的、关于本质的社会性别——即一个人可能偶然存在于错误身体中——的医疗意识形态，似乎为一些女孩和女性提供了逃离的方式。女同性恋者可能试图逃离反女同性恋歧视，以及源自社会仇视女同性恋群体的虐待，这些都是仇恨女性的子集。成为自信的女同性恋者或女权主义者可以保护女性免受这种厌女症的最坏影响，但目前大多数女性很可能看不到出路，只能选择遵守女性特质的要求，否则就会因拒绝遭受社会排斥的屈辱。在没有女权主义革命的情况下，跨性别主义可能看似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但它需要以身体遭受严厉惩罚为代价。它也对女同性恋关系中可能存在的平等造成严重破坏。
5.4关系中的女性身体跨性别主义
过去几年里，女权主义学者对女性身体跨性别者和其他女性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这项研究在多个方面引人入胜。它使我们能够评估跨性别主义具备颠覆性的主张，并揭示这种关系通常建立在异性恋规范架构之上。此外，这项研究清楚地表明，跨性别主义不仅仅是个人追求，因为跨性别伴侣的男性特质必须在和他人的关系中不断地被再生产。男性特质是二元对立的一部分，需要其对立面才能成立，如果没有女性特质，男性特质将失去存在的意义。非跨性别伴侣的大部分艰苦工作都在构建伴侣的男性特质：这包括身体上的注射荷尔蒙；也包括象征性地通过表现出更女性化来强调社会性别差异。
酷儿和跨性别研究的倡导者普遍认为，跨性别群体挑战并超越了社会性别规范和异性恋规范关系的规则。在一篇关于跨性别生活模式具备挑战性的文章中，作者主张「跨性别个体的经历和认知从根本上挑战了社会性别角色、身份认同和性取向的本质的规范性信念和理论观点」(Nagoshi et al.,2012:406)。此类研究通常缺乏这一过程的发生细节。然而，对跨性别群体亲密关系的研究完全无法证实这种被大肆宣扬的超越性，一项关于跨性别者亲密关系的研究发现，「参与者深受异性恋规范影响」(Iantaffi and Bockting,2011)。在女性身体跨性别者和女性的亲密关系中，也发现了这种情况，这令人困惑，因为针对伴侣双方均未跨性别的女同性恋关系的家务劳动的研究展示了大相径庭的结果，即相当平等的劳动分工」(Dunne,2000; Kurdek,2007;Solomon et al.2005)。当女同性恋者进行跨性别，这种平等便会消失，对她们关系研究的一个常见主题是，她们试图在许多方面模仿异性恋关系(Brown,2009)。跨性别主义在女性亲密关系间重新建立不平等。正如我们在前一章中看到的，跨性别的男性的妻子同样发现自己不仅背负新型家务，还要创造和维护伴侣的新「社会性别」。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女性伴侣被期待承担这些负担。
异性恋规范的纬度之一是建立和维护关系的责任，在异性恋关系中，这主要落在女性伴侣身上(Kamo,2000)。普费夫的研究采访了非跨性别伴侣，发现这种模式同样适用于与女性跨性别者建立关系的女性。她发现，非转变伴侣的故事与异性伴侣的经历「产生共鸣」，因为她们既承担了传统家务，还承担了情感劳动，就正如异性恋家庭主妇被期望的那样。重要的是，非转变伴侣承担着支持和协助有意向的伴侣完成转变的重担。受访者普遍报告「她们和跨性别男性伴侣间的家务劳动存在不公平且社会性别刻板印象化的划分」(Pfeffer,2010:173)。一位女性被问及她有多少时间用于「照顾伴侣及处理转变相关事务」时回答说，「大约占我生活的70%。这比以前已经有所减少」(Pfeffer,2010:174)。她操持家务，做了「大量」她伴侣「自己的任务——学校作业」，以及「在处理转变、家庭和围绕转变过程的挫折产生沮丧情绪上付出巨大的情感劳动」；而她自己的论文却被忽视了。
女性身体的跨性别者的伴侣们觉察到自己被迫卷入异常繁重的情感劳动，不但要支持伴侣完成转变，还要负责关系中的沟通以及家庭和社区问题。伴侣之间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跨性别伴侣的沟通能力不足，这和异性恋女性对男性伴侣的不满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跨性别伴侣就是不开口说话，特别是和转变有关的问题，而且和一位受访女性形容的一样，她们对感受很「笨拙」。一位女性在普费夫的研究中将她的伴形容为健忘、杂乱无章、无法照顾「他自己」，并说这就是她承担这些角色的原因。正如普费夫评论地，「这些叙述和非跨性别男性的女性伴侣的叙述极为相似」(Pfeffer,2010:175)。
这些女性承担的一项艰巨任务是为伴侣提供转变期间的医疗护理。这包括「情感支持、建议、每两个月一次的睾酮注射」(ibid.)。此外，普费夫指出，这项工作极可能是无止境的，因为「转变应被视为迭代的、联动的和终生过程」(ibid.)。非跨性别伴侣被期待找到一个有同情心的医生、预约、监督治疗。鉴于转变过程涉及非常残酷的手术，对跨性别伴侣的私人护理可能非常令人不适。这不只是手术后对病人24小时看护，还包括在「上半身」手术后对严重伤口的护理。一位受访伴侣说，「我会感到有点反胃，我记得那种气味非常强烈」 (Pfeffer,2010:177)。正如普费夫所说，这些伴侣充当「无偿且未经培训的个人医疗和健康护理倡导者、治疗师、助手和护士」 (Pfeffer,2010:179)。她们还必须为手术安排资金，「为和转变相关的治疗存钱、筹款或出资」(ibid.)。
5.5虐待关系
女性身体跨性别者的关系复制异性恋规范模式的另一种方式是，一些转变中的伴侣会对另一方实施精神虐待和身体暴力。尽管目前没有探究专门考察该问题，但尼古拉·布朗在对跨性别者的伴侣进行访谈时，在未提及暴力或虐待问题的情况下，发现二十名参与者中有五人主动提到这个问题(Brown,2007)。伴侣们报告的虐待类型包括操纵、情感和言语虐待、辱骂和贬低性羞辱。更严重的虐待包括一名跨性别伴侣经常让伴侣处于被剥夺睡眠的状态、砸墙、毁坏她的财物和投掷物品。操控行为包括在非单偶制关系中反复违反商定的规则，以及不被允许主动发起性行为。五人中有两人被操控，在经济上支持她们的跨性别伴侣。在乔斯林-罗赫尔和惠勒(2009)的研究中，参与者也遭受了类似形式的虐待，特别是一位参与者在她的跨性别伴侣找不到工作时，不得不承担她们两个人的全部经济支出。
一种强迫形式是跨性别伴侣关系特有的，即跨性别伴侣利用其受害者身份建立操控。在这类关系中，施虐的跨性别伴侣会采取勒索手段，威胁将不顺从的伴侣曝光为「恐跨症」，和上一章男性身体跨性别伴侣采用的方式类似。布朗发现，跨性别施虐者利用「跨性别身份和/或政治话语」来对付伴侣。如果非跨性别伴侣未能以支持性的方式行事，包括在经济上给予支持，她们就会被恐跨症的指责操控：『我花了太多时间支付他的血液检查和睾酮费用，这是他需要的，如果我不支付……我就是一个坏女友，我不支持他，然后我就成了「反跨的人」』(Brown,2007:380)。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女性身体跨性别者同样会利用「恐跨症」的指控来贬诋毁伴侣的合理担忧，并利用内疚感迫使她们服从。埃尔斯珀斯·布朗在博客中引用她对一位女性是跨性别者的关系的研究结果，来表明这种指控的普遍性。布朗解释道，她在查看访谈记录时，伴侣被称为恐跨症的问题「又一次」出现了。她的受访者说，「我被叫做恐跨症的次数多到数不清」(Brown,Elspeth,2011)。
在和跨性别伴侣的关系中，女性往往在识别和反抗虐待方面遭遇困难。这是因为跨性别主义意识形态已经训练她们将伴侣当作受害者，这样他们就无法被同时视为施虐者，或者即使被当作施虐者，这可以被解释为他们在被压迫状态下可以理解的结果(Brown,2007:377)，正如妮可拉·布朗解释的:
认为跨性别伴侣因其跨性别……身份……而「更受压迫」的观点，似乎让受访者无法认为伴侣可能会施虐，因为这和主流暴力模式相矛盾，在该模式中施虐者往往是拥有更多社会权力的人。
——ibid.
一位受访者解释说，她承受了无论男女都无法忍受的精神虐待，并且她花费大量时间，
教育自己他受到的「压迫」，并认为「他」在社会意义上是如此无助，以至于他不可能有足够权力来施虐，而他利用各种身份——包括跨性别身份——来向我强化这一谬见。
——ibid.
另一位受访者说，虽然她认为某些行为「不公平」，但『正因他是跨性别者这一事实，我觉得「好吧，也许这样可以接受」』 (Brown,2007:378)。
施虐的跨性别者往往将跨性别身份当作其暴力的借口，例如，在为暴力行为道歉时，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因为今天有人称我为「她」』(Brown,2007:379) ，仿佛这样就能为她们对伴侣的暴力或虐待行为开脱。施虐者将责任归咎于受害者，列举她们的过错，例如不够爱、不够支持、不够女性化以及其它不当行为。因此，和处于虐待关系中的异性恋女性一样，布朗研究中受虐待的伴侣感觉自己好像「在蛋壳上行走」(Brown,2007:377)，时刻处于警觉状态。她们没人向警察报告虐待，更没告诉家人或朋友；此外，她们将虐待归咎于自身，直到关系结束后才谈论此事。
另一种虐待形式是部分女性身体跨性别者对女同性恋者和女性的诋毁。非跨性别伴侣仅仅因为仍是被鄙视的、从属的女性生理性别种姓的成员，便成为敌意谩骂的受害者。布朗的一位受访者解释说:『李很容易就嘲笑女性刻板行为。他会称女孩轻浮或愚蠢，或对女性的身体评头论足。他对女性持怀疑态度：女性显然不是和他相同的存在。他不断在「女性的行为方式」和「他的行为方式」之间做出区分』(Brown,2007:382)。这种行为尽管会让伴侣感到痛苦，但却是可以预见的，因为「男性特质的」社会性别的观念依赖对其对立面「女性特质」的区分和贬低。正如布朗在研究中观察到的，这种行为可能反映出生理性别歧视，即认同「支配的、厌女的男性特质」，或通过「贬低」女性特质进行「去身份认同过程」。同样，跨性别伴侣希望尽可能和先前的女同性恋身份划清界限，因为女同性恋身份会削弱她转变的真实性。诋毁女同性恋者的谩骂对于那些在伴侣选择改变关系性质前，认为自己是女同性恋关系中的女同性恋伴侣来说，尤其具有伤害性。埃尔斯珀斯·布朗的受访者描述了这种反女同性恋虐待的发生场景，以及它是多么令人不安：
和前任大吵了一架，他是个跨性别男性……我问了句类似「你难道一点都不怀念做女同性恋的日子吗？」的问题。他非常生气，说「我从来就不是女同性恋！」。他提到女同性恋这个词时，好像那是最肮脏恶毒的东西一样……我无法接受。但这并不能说明我有恐跨症。
——Brown,Elspeth,2011
5.6 变成异性恋
那些在伴侣转变前认为自己处于女同性恋关系的非跨性别伴侣遭受极大伤害，因为她们被要求放弃来之不易的女同性恋身份以及一直以来支持自己的女性恋同社区，以便应伴侣的强烈要求认同为异性恋者。布朗的研究(Brown,2009;2010)显示非跨性别伴侣正在反思和重新定义其对自我认同。在二十名研究参与者中，有十二人在伴侣转变前认同为女同性恋者，五人认同为酷儿，三人认同为双性恋。在她们的伴侣转变后，仅有四人仍然认同为女同性恋者，十二人将身份认同改为酷儿，两人认同为双性恋，还有两人没有确认身份认同，称自己为「开放或流动的」(Brown,2009)。在普费夫对女性身体跨性别群体的伴侣的身体形象研究的二十名参与者中，只有七人认同为女同性恋者或 dyke(女同性恋的贬义称呼)。在普费夫(2010)研究的五十对伴侣中，30%在女跨男(FTM)过渡前仍处于女同性恋关系，研究发现，没有任何一对伴侣在转变后仍将其关系认同为女同性恋关系。
布朗的一位受访者解释说，她认为自己是女同性恋者，但她意识到在公开场合自己被视作异性恋或双性恋女性(Brown,2009)。她认为自己处于一个「怪异又不舒服的位置」，因为如果她反对别人对自己的判断并称自己为女同性恋者，那她实际上会暴露伴侣是跨性别者的事实(Brown,2009:67)。她总结说，自己在「身份认同方面生活在无人之境」(Brown,2009:70)。普费夫的一位受访者谈到不确定如何向他人表明身份(Pfeffer,2010)。她过去认同为女同性恋者，但现在不知道要认同为同性恋还是异性恋女性，并且觉得如果自称女同性恋者会伤害跨性别伴侣。对于一些非跨性别伴侣来说，认同为女同性恋者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她们的跨性别伴侣已经开始认同为男性。保留她们以前的女同性恋认同会破坏伴侣精心构建的、「真正成为男性」的神话。随着非跨性别伴侣适应被其伴侣的行为异性恋化，她们也失去了自己的社区。例如，感到必须离开曾经获得支持的女同性恋团体。对社区和对伴侣依恋之间的冲突给她们和她们的关系造成极大痛苦(Brown,2009)。 在乔斯林-罗尔和韦勒(2009)研究中的非跨性别伴侣来说，对女同性恋社区的认同也很重要。成为社区的一部分是她们理解自己和被他人理解的一种方式；这带给她们一种政治理想，在社区互动是结识像她们一样的人的一种方式。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女性身体跨性别者通常留在女同性恋社区内并有家的感觉，但非跨性别伴侣发现她们在那里没有立足之地。
跨性别主义在曾经同属一个女同性恋社区的女性之间制造隔阂。实现「社会性别」差异意味着，最终可能没有一个能同时接纳伴侣双方的社区，因为女性身体跨性别者创建了自己的社区，但该社区不接受非跨性别伴侣，而女同性恋社区可能也不接受任何一方，因为她们要么放弃了女同性恋身份，要么将自己的身份改变为异性恋(Cook-Daniels,1998b:7)。一种巨大的流离失所感取代了女权主义和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试图创造的姐妹情谊和社区感。
对于像萝莉·库克-丹尼尔斯这样曾深度参与女同性恋运动、为女同性恋争取认可和特定服务的人而言，将性取向认同从女同性恋改为异性恋的创伤可能尤其令人痛苦(Cook-Daniels,1998b)。库克-丹尼尔斯从十八岁起就成为一名女同性恋活动人士，当时她成立了一个同性恋青年团体，并在结识了宣布要跨性别的伴侣马赛勒之后，继续组织游行和活动。库克-丹尼尔斯说，她曾阻止伴侣转变，因为她想保留对她至关重要的女同性恋身份。在她「最终决定不再阻挠马塞勒的梦想」之后，她放弃了女同性恋运动，转而成为最早围绕「女跨男(FTMs)的女同性恋伴侣」议题发声的人之一，并称自己因「推迟马赛勒的转变进程，对犯下的罪孽感到忏悔」，这让她获得转向动力(1998b:2)。马赛勒在不久后自杀身亡 (1998b)。库克-丹尼尔斯改变事务的优先级就很好地说明了跨性别主义如何使女同性恋者和女权主义政治脱轨。她非常坦率地谈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非跨性别伴侣在不断发展的女性身体跨性别社区手中所遭受的排斥和诋毁。她说，在参加第二届美国女跨男(FTM)大会时，她「对伴侣们受到的对待方式感到震惊」(1998:2)。她们被排斥、被轻视或被忽视、并被当作「跟班」(1998b:3)。她发现，尽管自己长期以来在运动上成绩斐然，但马赛勒的转变『把我降格为某种「妇女辅助团体的角色」』(ibid.)。她被指控犯下许多越轨行为，并作为女同性恋者受到攻击：「我对许多人对女同性恋者表达愤怒和仇恨的行为毫无准备，而我显然成为这类人的化身」(1998b:4)。她不得不在跨性别社区中为自己争取一席之地，而不被，按她的话说「开枪击中」(1998b:8)。
在一篇关于女同性恋者和跨性别伴侣的困境的文章中，库克-丹尼尔斯引用女性表达失去女同性恋社区的悲痛，部分案例中，她们曾在社区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Cook-Daniels,1998a)。其中一位女性解释说，她非常怀念能去女同性恋俱乐部和活动的日子，但现在觉得无法参加，「如果活动只对女同性恋开放，我不会去……我多年来都在为女同性恋群体创造一个安全和自由表达自我的空间奋斗」(1998a:4)。这位女性，和库克-丹尼尔斯一样，作为一名活动人士努力落实资源以减轻女同性恋群体遭受的歧视和暴力，结果却发现，自身议题在比拼谁更受压迫的苦难竞赛中被边缘化了。跨性别伴侣们现在要求成为焦点，声称自己是比女同性恋者更受压迫的群体，而女同性恋伴侣则被变成异性恋。
5.7身体形象
当一名女同性恋者进行跨性别转变时，这会给她自身和伴侣的身体形象造成问题。如果一定要违背一切常理相信她的生理性别已经晋升为男性，那么跨性别伴侣的女性身体和生理特征本身就是需要克服的巨大障碍。例如，跨性别伴侣可能会来月经，这和通常理解的男性身份相反。一位女同性恋者在库克-丹尼尔斯的文章中解释说，在她的关系中，必须创造新的词语来解释这种异常现象，因此月经被描述为「认知失调周(cognitive dissonance week)」(他用来形容每个月需要使用「男性特质保护」时期的称呼)(1998a:5)。其他伴侣解释说，为避免与她们过去的女同性恋身份产生任何关联，跨性别伴侣会禁止特定的性行为，尽管每个人的情况有所不同，但这些行为在她们看来是特别「女同性恋的行为」。其中一位这样形容：「一些FTM(女跨男)觉得用手带有太强的女同性恋印记，某些口交方式也是如此」(1998a:5)。
女性身体跨性别者严重的身体形象问题，是跨性别和非跨性别伴侣叙述中的一个共同主题，其特点是强烈厌恶身体上任何提醒她们是女性的部位，如乳房、臀部和身体脂肪(Brown,2010;Pfeffer,2008)。例如，一位跨性别者称她的乳房是畸形的，她因愤怒和沮丧而反复地击打它们；另一位则在提及乳房时采用诸如折磨和瘟疫等词汇。月经被称为可怕和恶心的(Pfeffer,2008:329)。这些问题也对非跨性别伴侣产生有害影响，普费夫研究的一位参与者说，由于她的跨性别伴侣一直贬低女性身体，她对自己的女性曲线的自豪感降低了，她觉得如果自己体重增加，伴侣会不高兴(Pfeffer,2008:342)。
非跨性别伴侣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她们可能会被要求对自身女性化，以便和跨性别伴侣的男性特质形成鲜明对比。在普费夫(2008) 的研究中，非跨性别伴侣们付出额外努力让自己看上去更女性化，例如刮腿毛和腋毛、留长发、穿更具女性特质和粉色的衣服，以及表现得「像个女孩」(Pfeffer,2008:338)。当一位女性身体跨性别者在公共场合被认作女性时，会迁怒伴侣，责备她不够女性化、看起来太像女同性恋者，引起他人对自身并非真正的男人而终究是女同性恋者的怀疑(Pfeffer,2008:340)。在这种情况下，这位非跨性别伴侣感到愤懑：「我对此真的很难过……明明在转变的是他，为什么我 必须改变我 是谁，才能让他对他 是谁感到满意」(ibid.)。然而，她说她后来意识到，自己需要为「他」这样做。
转变也给关系中的性生活带来问题。一些伴侣发现，自己受到跨性别伴侣对自身女性身体不满情绪的影响，开始质疑自己的吸引力。一位受访者说，「我感觉自己完全没有吸引力——彻底丧失在伴侣身上产生任何性欲的能力」(Pfeffer,2008:336)。她的感受并没有得到改善，因为跨性别伴侣只是一味指责她没有让自己变得有吸引力，却又说不出她该怎么做。跨性别伴侣可能会为缓解自己的身体焦虑而持续这么做，这对性行为产生极其负面的影响。例如，一位女性跨性别者在性行为时不会完全脱掉衣物，尤其会遮盖乳房，并且不允许相互抚摸。她的伴侣说这「让我快抓狂了，我仍然想一直抚摸他」(Brown, 2010:567)。
非跨性别伴侣不得不应对随着伴侣身体发生深刻变化而导致的吸引力下降的问题，这些变化通常包括去除原本构成情欲和渴望基础的乳房、曲线和柔软等特征。在布朗(2010)的研究中，十二位认同为女同性恋伴侣中有五位担心她们的FTM(女跨男)伴侣的身体变化会降低她们在转变后对伴侣的性欲。当伴侣对她们女性身份相关的身体部位产生厌恶时，她们感到痛苦。布朗的研究中的一位女性说，她爱伴侣的乳房，但「他」憎恶它们；另一位女性反对伴侣接受阴茎成形术；还有一位说，他看起来越来越像一个男人，她感到自己很难被「他」吸引(Brown,2010)。一位受访者发现多偶制可能是个解决方案，因为她能继续和跨性别伴侣以外的女性发生性关系。
性关系中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是，随着跨性别伴侣变得更加男性特质化，这可能会触发非跨性别伴侣被性虐待的创伤记忆。布朗(2010)研究中的四位受访者报告了被男性性虐待的经历。体验到伴侣的男性化会唤起创伤性记忆，并且随着伴侣逐渐呈现出施暴者的外貌，她们感到愈发不安。她们逐渐发觉，伴侣面部和身体的毛发和汗味会引起她们的恐惧，因此她们不得不发出信号，要求放慢或停止性行为来应对这种情况。
5.8本章结论
虽然跨性别主义为女性个体带来一些明显益处，但其危害是巨大的，不仅体现在长期身体健康，还体现在女性身体跨性别者对伴侣、女同性恋社区和女权主义的影响上。这种行为在女同性恋社区，甚至在女权主义学术界内得到宽容甚至颂扬，令人费解。最不被充分认识的危害是对女权主义本身的损害。女性地位受到跨性别主义存在的负面影响，因为曾几何时，女权主义者若对不平等表达愤怒，就会被简单地指责为想成为男人，而现在，她们可能会被劝告去真正地成为「男人」。跨性别主义或能作为女性愤怒情感的安全阀。与其组织集体行动去创造社会变革，她们可以选择只改变自己，并且一个接一个地寻求逃脱，尽管这会给身边的人产生相当大的后果。与此同时，这种逃避方式的吸引力依赖女性社会地位的持续低下，否则就不会有向上攀升的激励。重要的是，女权主义者和女同性恋者要通过反对将女性跨性别化的常态化，来阻止这一实践对女同性恋者的个体和政治身份造成的伤害。
发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