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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与洛琳·戈特沙尔克共同撰写
跨性别现象类作品通常将那些转变的人描绘成正在经历一场个人英雄探索，而他们身边的人——伴侣、妻子、女友、母亲、子女、同事——被提及的目的仅仅是强调他们给予无条件支持的重要性。事实上，跨性别实践给跨性别者的家庭成员造成严重伤害。尽管男性和女性都会加入跨性别转变，但在两种情形下，受伤害最深的家庭成员很可能都是女性：即妻子、伴侣和母亲。文献中没有提及男性伴侣，这表明他们十分罕见。有关跨性别现象这一方面的研究文献非常少，我们只能通过妻子们撰写的叙述，以及采访完成转换的男性的伴侣，来试图勾勒出这些女性的生活受到的影响。男性跨性别者的妻子、女性跨性别者的女同性恋伴侣，以及两种情况下的母亲，都描述了相似经历。这些经历包括心理困扰、悲伤和丧失、社会排斥、羞辱感和经济问题。本章将重点关注决定改变生理性别的男性的妻子、女性伴侣和母亲。
4.1异装和跨性别现象
决定改变生理性别的丈夫们很可能有异装史。如今，随着跨性别可能性的呈现在网络和主流媒体中可见度越来越高，由此带来的影响也在不断增强，那些曾经有女性伴侣、只是偶尔异装的男性现在进行转变(Lawrence,2007)。因此，异装和变性两种行为之间不再有清晰界限，两者现在通常被归入跨性别主义这一伞状术语下。弗吉尼亚·埃尔哈特在她编辑的「异装者和变性者」妻子的叙事集的引言中所评论的那样，这些无法被明确区分的实践「并非构成独立类别，而是存在于社会性别认同困境的连续体上」(Erhardt,2007:13)。埃尔哈特的叙事集以丈夫只是偶尔异装的妻子们的故事开篇，并以那些丈夫完成跨性别转变的妻子们的故事结束。在叙事集收录的所有案例中，妻子和伴侣们遭受的伤害具有明显的相似性，并支持本章观点，即这些叙事描述的是同一类现象。对男性异装者的妻子而言，一个残酷的问题是，她们必须带着这样的认知生活——伴侣可能随时开始以其想象的「女性」身份全天候生活，这可能使她们陷入过度警觉和压力的状态(Erhardt,2007)。
通过在线跨性别社区接触跨性别实践的异装者，比起维持现状更有可能产生更进一步的渴望。海伦·博伊德曾撰写两本有关异装癖的著作，并和她的丈夫贝蒂一起进行巡回演讲，解释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她说，在她的书《我的丈夫贝蒂(My Husband Betty)》出版后，这对夫妻立刻被跨性别运动当作典型，贝蒂开始朝着转变的可能性发展：「事后我们才意识到，即便是她对自己女性的一面的探索，也有点像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便无法关闭 」(Boyd,2007:9)。博伊德如此描述她的处境：「与一个看起来似乎想要转变但还没有转变的人一起生活，有点像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感觉仿佛你浑身上下都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等待宣布，等待危机到来」(Boyd,2007:251)。她表示，生活在一段『每天都提出「战斗还是逃跑的」的问题』的婚姻中，不利于长期幸福。
4.2自我生命中的英雄
大多数跨性别文献把转换过程描绘为个体努力寻找自我的、一场史诗般冒险(Lev,2004)。不幸的是，跨性别者的重要他人如伴侣、妻子和母亲却承受着这场冒险的负面影响，跨性别群体或许是自我生命中的英雄，但被他们抛在身后的女人们可能无法体验到这份乐观。克里斯汀·贝文努托将她丈夫的行为刻画为一场英雄主义求索：「他将自己的人生视为一部类似逾越节故事1的解放史诗」(Benvenuto,2012a:22)。她关于和跨性别丈夫生活的回忆录《变性(Sex Changes)》，在2012年遭到她前夫主导的诽谤和噤声运动的攻击。她表示，对他的「崇拜者」而言，他是一位「殉道者、守护神、社会性别多样性的圣母。在政治正确的山谷中，他期望着赞许，他也得到了」(Benvenuto,2012a:237)。当他在她的犹太教堂发表演讲时，他「讲述了一段英雄故事」(Benvenuto,2012a:259)。妻子在与英雄关系中的角色是侍女，而非批评者或阻碍。
然而，新出现的一类临床文献开始承认男性的转变实践对其女性伴侣造成严重有害影响。直到最近，跨性别文献仍将伴侣的经历排斥在外；根据家庭和跨性别治疗师唐娜·查普曼和本杰明·考德威尔的观察，跨性别文献一直以TI(Transgender Identified 跨性别认同者)为中心(Chapman and Caldwell,2012:37)。但跨性别者的伴侣和家庭成员无法避免受到影响，因为「TI人士不只向自己出柜。如果他们希望社会性别化的自我认知成为现实，就不得隐藏跨性别身份」(Chapman and Caldwell,2012:39)。这些家庭「别无选择」，只能「无论喜欢与否，都必须应对，而他们一直被认为与TI伴侣的评估和治疗过程无关紧要。他们的需求被边缘化了」(ibid.)。事实上，对一个异装男性而言，如果没有观众，那么公开跨性别身份将毫无意义，而家庭成员很可能被迫成为第一批观众，无论他们多么不情愿。大多数和跨性别者工作的治疗师，其中一些已从这类治疗发展出特定小众实践，采纳其跨性别客户认为自己是英雄的观点，而无视对伴侣造成的伤害，因为这些伤害会削弱英雄故事脚本。正如莉莎·查斯阐述的，医生和保险公司倾向认为转变对跨性别者具有疗效，而「伴侣站出来承认需要支持的想法风险太大，可能会危及跨性别者转换的能力」，或许还会破坏他们的医疗保险索赔(Chase,2011:430)。
阿林那·莱弗是一位持「英雄求索」观点的治疗师，她对饱受痛苦的妻子和女性伴侣缺乏同情。她的著作《跨性别者现身(Transgender Emergence)》标榜提供了一个为跨性别群体及其家人提供治疗的模板。莱弗对伴侣能从支持跨性别者中获益的观点，一直保持毫不动摇的乐观态度。她解释说，传统上，治疗师期望男方离开妻子，『从未从对方角度看待当下情况，也不问配偶能否实现足够大的成长和改变来支持丈夫跨越生理性别的「需求」』(Lev,2004:16)。女性伴侣的「需求」并未得到承认。她鼓励那些为伴侣提供治疗的同行看到「拥有一个跨性别伴侣可能是令人着迷、令人兴奋或令人向往的」(Lev,2004:17)。然而，撰写亲身经历的妻子和伴侣们根本不认同这种积极观点(Benvenuto,2012;Erhardt,2007)，因为她们不得不在压力和所珍视的一切土崩瓦解中艰难求生。
弗吉尼亚·埃尔哈特，是另一位专长跨性别治疗的治疗师，她对妻子们的同理心几乎不比莱弗多。埃尔哈特之所以特整理妻子们的叙事集，是因为她意识到妻子们需要支持：「在这种情况下，生理女性伴侣被训练得过于关注丈夫的需求……以至于她们常常失去自己的声音」(Erhardt,2007:2)。但埃尔哈特坚定拥护跨性别意识形态，即认为丈夫们这么做只是情不自禁，她还教导说，男性异装实践与个人选择或生活方式无关：『对于女性来说，牢记成为一个有跨性别经历的人是不自主的至关重要。我听到那些离开的女性坚持认为，她们的伴侣是在草率地选择一种「跨性别生活方式」』(Erhardt,2007:6)。尽管文集中妻子们支持并留住丈夫的人，但她们的故事仍是本章有用的一手资料，因为它们详细描述了她们经历的极其严重的压力。
另一方面，开始承认跨性别实践对妻子造成伤害的极少数治疗师认为，这类伤害非常严重。查普曼和考德威尔称这种伤害称为「依恋创伤」，是一种特殊类型事件，涉及「信任被侵犯或背叛，同时伴随伴侣的无法接近」(Chapman and Caldwell,2012:44)。他们解释说，跨性别者的伴侣经历了一种「未计划且不可控」的角色和身份转变(Chapman and Caldwell,2012:37)，然而与此同时，她们的伴侣正踏上一个经过长期计划和预期的探索之旅。面对转变过程，被抛下的伴侣可能遭受的痛苦「符合创伤定义」(Chapman and Caldwell,2012:43)。他们解释称，依恋创伤「行为上非常类似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损伤，因为它们以创伤性闪回、回避、过度警觉和解离的形式重新出现，并且是压倒性的」(Chapman and Caldwell,2012:45)。
4.3跨性别者的自我中心主义
给妻子造成伤害的一个重要源头是跨性别者的自我中心主义。妻子和伴侣之所以感到痛苦，是因为跨性别者的行为表现出只有他们的探索才重要，他们既不认真对待给伴侣造成的痛苦，更不会对此感到困惑。查普曼和考德威尔表示，跨性别群体难以正视伴侣受到的伤害，因为「跨性别身份认同的形成过程本质上带有深刻的自我中心主义倾向」(Chapman and Caldwell,2012:47)。海伦·博伊德提到，一位朋友把这类行为称作「男性自闭症」(Boyd,2007:255)。埃尔哈特文集中的一位妻子对跨性别丈夫的自我中心主义提出类似看法：「从开始转变的那一刻起，一切都只关乎鲍比的梦想、愿望和需求」(Erhardt,2007:120)。男性跨性别现象被视为一种男性特权，不应被无关顾虑的束缚。有关男性在其它情境对女性伴侣施虐的文献表明，他们表现出类似的同情心缺失(Harne,2011)。
男性身体的跨性别者的自我中心主义和缺乏同情心，表现在他们选择向妻子「出柜」的方式上。埃尔哈特采访的大多数女性在结婚时对伴侣异装毫不知情。她们都在婚后才发觉，而且通常是在结婚二十年或更长时间后才知道。在部分案例中，例如克里斯汀·贝文努托的案例，丈夫可能在婚后早期偶尔提到异装，但妻子往往并未当真(Benvenuto,2012a)。正如贝文努托解释的，她怎么也想不到异装指的是一项日后会升级并可能导致跨性别的活动，而不是偶尔进行的爱好。这些跨性别丈夫们在决定公开自己的嗜好时，并不会顾及妻子们的感受。
从多位妻子的叙述来看，丈夫突然以「打扮」的状态出现在毫无防备且极度震惊的伴侣面前出柜的策略似乎相当常见。这正是一个网站创始人的亲身经历，该网站专门支持那些因丈夫异装「挣扎」的女性，她深切诉说了自己感受到的痛苦(Crossdresserswives.com,n.d.a)。她当时正准备享用本应浪漫的除夕夜晚餐，她的丈夫说他有件事要告诉她，但需要先上楼，因为展示比口述更容易。十分钟后，他以异装形象现身了。
最终，他走下那华丽、宽敞的楼梯，穿着他那件长的、红色的、丝绸的、除此之外并无其他张扬之处的长袍。他坐在我身边，默默解开袍子。我立刻停止了呼吸——既吸不进也呼不出。我僵住了。他眼中的某种东西让我意识到这不是玩笑。他是无比认真的。那时他穿着本该是我的黑色丝袜和配套的黑色蕾丝吊袜带——他曾极力坚持我需要这些物品——在我努力用同情去理解所爱的人吐露出长期以来穿女性内衣的渴望时。然后他想要和我发生性行为。
——Crossdresserswives.com
她允许自己口中的「性游戏」发生，是因为她「爱他，所以愿意帮他实现这种怪异的性恋物癖」，但她发现这段经历是「令人震惊、不安、辛酸、毫无快乐和沮丧的」。尽管他说这是「他有过的最好的性经历」，但这对她来说是「迄今为止最糟糕、最加剧恐惧的性经历」，甚至让她想起自己十八岁时被约会强奸的经历，那是「我唯一一次感到如此无力」。她表示，两次「不情愿的性行为」对她造成心理创伤，因为它们是「可憎的行为、是背叛，让我感到无尽的(尽管是沉默的)恐惧、被侵犯和污秽」(Crossdresserswives.com,n.d.a)。
跨性别者的妻子在发现丈夫异装时，通常会经历一系列情绪体验。最初的反应从茫然、难以置信到震惊，再到害怕被他人发现而感到尴尬(Erhardt,2007)。在埃尔哈特的文集中，女性们经历了被侵犯和强烈憎恶的感受(ibid.)。一位妻子对丈夫剔光体毛感到厌恶，无法接受他这种无毛状态，另一位妻子说她感到生理不适。其他反应包括深刻的孤独感、感到自己不够好、失眠和频繁哭泣，以及因性拒绝产生的性吸引力不足的感受(Buxton,2006)。在埃尔哈特的研究中，一位女性在彻夜未眠后决定自杀，但最终没这么做。对那些在结婚时不知道丈夫异装的女性来说，普遍且强烈的反应是因欺骗而感到背叛和信任丧失(ibid.)。本章采访的一位跨性别者的伴侣讲述了她的丈夫对她遭受的痛苦是多么漠视：
感觉就像我掉进兔子洞。他用「嘿，放轻松，你总是把每件事都看得太重要——没人能预知未来」来敷衍我的问题。那一刻我感到自己的恐惧和痛苦被贬低和无视了。我感到完全孤立无援。
4.4信任问题
一些叙述表明，妻子和伴侣所经历的痛苦强度会因披露的时间节点而加剧。那些在婚前或婚后不久就知道丈夫异装的女性，可能更容易接受异装行为，但当异装发展到这些男性开始质疑自己的生理性别并认同为跨性别者而非异装者的阶段时，她们会对此感到震惊(Erhardt,2007)。然而，其他研究表明，丈夫在哪个阶段公开其异装行为并不重要；伴侣们仍然感到被欺骗、信任破裂、以及既无法相信伴侣的话或自己的判断(Buxton,2006)。那些婚前被蒙在鼓里的妻子拒绝接受丈夫的解释，拒绝接受丈夫以害怕求婚被拒为由而不透露「秘密」的解释。她们认为这段婚姻是「建立在欺骗上的一个笑话」(Erhardt,2007:34)。一位女性坚称她有权决定是否想要嫁给一个异装者，并且「这个决定不能由他替我做」(Erhardt,2007:51)。克里斯汀·贝文努托描述了她经历的巨大丧失感。她和丈夫在一起的几十年在瞬间变成一个谎言，她也因此失去那些共同回忆：
你失去了伴侣，也失去了接触他回忆的途径……他告诉你，在你们的关系中，他一直假扮成你的伴侣——这个角色既是他自己虚构的，也可能是你在关系中构想出来的产物。他还告诉你，你保存每一段记忆都需要被改写。
——Benvenuto,2012a:84
她说，实际上，特蕾西告诉她，「我过去二十多年的生活实际上并未发生」(Benvenuto,2012a:88)。
这种信任背叛还会延伸到丈夫对待子女的行为上。贝文努托解释说，她的丈夫把她年幼的孩子们当作表演中的角色，并试图向她隐瞒：「我孩子们经历了特蕾西的转变和我们的婚姻破裂，毫无疑问是整个故事中最丑陋和痛苦的一面」(Benvenuto,2012a:119)。他在年幼的小女儿面前「装扮」，在女儿将此事告诉母亲后，他说没料到小女儿能用语言描述这件事(Benvenuto,2012a:80)。当他八岁的女儿去探望父亲时，她和母亲说，父亲让她一同进行异装，「每次我去爸爸那里，他会把他的鞋子和首饰给我试穿。我给他做头发。有时候我们会一起化妆」(Benvenuto,2012a:142)。最终，女儿拒绝探望父亲，拒绝和他单独相处，并表示自己害怕他。女儿说，如果她拒绝玩扮装游戏，他就会勃然大怒：「他告诉我，我必须向他展示如何做个女孩！……他说自己从来没有机会成为一个女孩，所以他想通过我来体验这是什么感觉！」(Benvenuto,2012a:150)。根据贝文努托的叙述，显然她的丈夫将自己的兴致置于子女的利益之上。
4.5精神暴力
跨性别丈夫们的行为可能超越对伴侣痛苦缺乏同理心的范畴，进而变得更具虐待性。在克里斯汀·贝文努托的案例中，一种虐待形式是指责她精神不稳定：『「你有病」，每当我对他的行为提出反对时，特雷西都会这么说我。「你精神有毛病，世界上没人像你这么想。其他所有人都认为我做的事情很棒」』(Benvenuto,2012a:85)。她说，他还采取其他形式的霸凌和威胁，一个新的「特蕾西」出现了，一个「威胁、恐吓、制定规则并要求我遵守的人。如果说特蕾西正在变成女人，他却从未表现得如此男性化——一个在我们的婚姻中从未有过的暴虐和恶霸」(Benvenuto,2012a:70)。为了让她服从，他的发出威胁包括声称如果她胆敢离开他，他会带走三个孩子。埃尔哈特文集中的一位妻子，在丈夫情绪崩溃并两次住院后，将他接回家一起生活。他(在这段叙述中被称为「她」)开始通过人身侮辱对她施加精神暴力：「五月，她开始控诉我做的所有伤害她的事情。她还说我闻起来很臭，即使在刚洗完澡也是如此，而且我碰她令她感到不适」 (Erhardt,2007:120)。
在部分案例中，丈夫可能并非故意造成伤害，但他们的行为仍然造成严重困扰。例如，异装者的妻子们都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当她们的丈夫出以「女性」身份出柜时，她们被要求「进入柜子2」。埃尔哈特的文集中有几位妻子用到这个隐喻，其中一位妻子谈及自己和女儿时说：「我最怨恨的是他把我们关进柜子里」(Erhardt,2007:126)。她们发现自己无法获得支持，因为她们被期望和同丈夫一同「以女性身份」外出，但不得向朋友和家人透露实情。困扰妻子们的另一个问题是，她们感觉丈夫们想以寄生方式取代她们，接管她们人格。正如一位妻子描述的，「有时感觉简想和我融为一体，我仿佛被吞噬了」(Erhardt,2007:165)。贝文努托用类似方式描述这个问题：「他并不想和我在一起，他想成为我」（Benvenuto, 2012a）。另一位妻子解释道：
这里涉及「领地」问题：他不仅要分享我的衣服和「我的」厨房，甚至还有我名字和社会性别。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意识到，戴安将我视为女性榜样，甚至将我的名字融入她的名字：迪克(Dick) + 安妮(Anne) =戴安(Diane)，是多么浓情蜜意的举动。
——Erhardt,2007:197
这种寄生可能造成极大痛苦。
我们为本章采访的一位女性伴侣，将跨性别者在妻子注意到并反对其问题行为时，指控妻子在发疯的做法称为「煤气灯操纵」 。她说：『我认为持续不断的网络骚扰、谎言、秘密和煤气灯操纵(「你疯了」、「都是你的胡思乱想」、「是你自己的问题」）都是精神暴力。她表示，在「第四或第五个谎言被揭穿后，随之而来的是更多谎言、更频繁的煤气灯操纵，和又一轮谎言的循环」后，她彻底崩溃了。她开始觉得丈夫「在身体和情感上都令人厌恶」，不得不「在我周围建立一层外壳来生存」。她说，「在很多方面」她认为自己是『处于「普通」虐待关系中的女性』，并相信自己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大多数时候，社交场合对我而言是痛苦不堪的。我现在几乎没什么朋友。」 在遭受极端社交孤立和焦虑后，是女权主义赋予她重新找回力量的工具：
在通过网络结识的女性（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几位）的推荐下，我阅读了激进女权主义的博客和书籍，重新发现了女权主义。知道自己没有「疯」，真是如释重负。
她很高兴现在有了描述她所经历的事情的词汇——「精神暴力」，并且这种形式的「压迫」已被命名。女权主义通过这种直接的方式安慰和支持那些经历过此类虐待的女性。那些公开支持跨性别行为的女权主义者，可能会被视作遗弃这些被置于困境中的妻子们。女权主义的任务应当是支持被男性虐待的女性，而不是支持施虐的男性，否则男性跨性别行为可能导致女性和女权主义者彼此分裂。
4.6劫持女性生活
当男性以异装或跨性别身份出柜时，他们妻子的生活很可能被「劫持」。不论她们曾经设想如何度过一生，如果她们试图继续和这些男性在一起，便会发现，由这些男性特殊的性兴趣产生的「优先事项」将占据她们大量时间、精力和经济资源。异装男性的妻子们，以及那些进行更永久的跨性别转变的男性的妻子，都会和丈夫的行为紧密捆绑在一起。一位异装者的妻子评论道：「我真的不希望异装占据我的生活，但它似乎已经是这样了——它变得比我想象的更占据核心位置」(Erhardt,2007:55)。另一位妻子说，她经常根本不想玩异装游戏，但却感到压力：『即使今天我感到疲惫、饥饿，或者情绪耗竭，而露西想要出现时，我的反应是「不」』(Erhardt,2007:59)。
丈夫们经常把妻子当作榜样，而妻子则获得一项新型家务，即协助实现丈夫的「女性身份」。这些男性通常穿着妻子的衣服，并要求妻子们将自己打扮成女性。其中一位妻子解释道：
我试图教汤米自己化妆，但无济于事。他总把化眼妆画得太黑，看起来像法国人。我决定干脆由我来做所有的画妆工作。我还试图教汤米如何以一种更女性化的方式走路，但没用；他走起路来依旧像个男人。
——Erhardt,2007:74
如果丈夫说服妻子一同外出，上述工作就尤为重要，因为如果他对女性的模仿很糟糕，对妻子来说会更难堪。购物时另一项繁重家务：「我们一起购物。我帮他化妆。他在我面前装扮。我接受、支持、甚至鼓励他」(Erhardt,2007:90)。
如果妻子们参与丈夫加入的跨性别支持组织，那么她们将获得一系列全新的责任和工作。一位妻子解释说，她和丈夫「在支持团体中十分活跃。黛安娜后来成为我们所在地区一个跨性别支持小组的创始人，而我则成为伴侣权益的倡导者」(Erhardt,2007:66)。她还说，「有时我感觉这对我们的生活影响太大；但是黛安娜一直很体贴，当我提到这点时，她会稍作退让」(Erhardt,2007:67)。
妻子被期望分享丈夫对这种行为的着迷。一位妻子谈到她的生活是如何走向以丈夫的异装兴趣为中心的：「我们有了互联网后，生活就全都围着异装转。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聊天室上，从一个网站到另一个网站搜寻信息」(Erhardt,2007:123)。另一位妻子说：「我们关系中最大的压力源是，社会性别焦虑和转变过程占用我们关系中太多时间和精力」(Erhardt,2007:144)。她说，她经常感到自己『在这段关系中的唯一角色就是支持那个「重大决定」』(ibid.)。女权主义对妻子的无偿劳动的研究表明，支持男性的爱好和休闲活动，例如洗足球服，是家务中一个未被充分认识的方面(Delphy and Leonard,1992)。在跨性别现象的案例中，所需家务会更为广泛。妻子们可能会发现，丈夫在以新女性身份出现时，分案没有平等分担家务，反而会表现出一种他们认为符合女性特质的习得性无助，将更多负担推到妻子身上。我们的受访者解释说，她被要求『随时记住他是「女性」，并像「对待一个女人」那样对待他』，他甚至「拒绝在购物时搬运重物，尽管他比我高出一英尺，上肢力量也大得多」。她解释说，她的丈夫「拒绝做事，生怕会弄断指甲——我没开玩笑。他真这么说过」。海伦·博伊德也报告了类似行为，她指出异装者的妻子们常常感到愤怒，因为当丈夫开始模仿自己心中的女性形象时，会变得无助又无能，这种模式即羞辱了女性，又给妻子们额外增添负担。这可能包括「你曾经的丈夫现在告诉你，她不能组装书架，因为可能会弄断指甲，而其中的潜在假设是，让以女性身份长大的你组装书架是理所应当的」(Boyd,2007: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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