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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性别女权主义」的一位有影响力的倡导者是朱莉娅·赛拉诺，他是《鞭挞女孩：一位跨性别女性谈性别歧视与女性特质的替罪羊》(Whipping Girl: A Transsexual Woman on Sexism and the Scapegoating of Femininity)》(2007) 一书作者。赛拉诺有典型的异装者经历。他解释说，直到十一岁他才认为自己是女性，并且在学校里不想参加女孩的活动，尽管他有过将变成女孩的性幻想：「我并没有那种总是感到自己应该生为女性的典型跨性别经历」(Serano,2007:78)。直到十一岁，当他产生穿上蕾丝窗帘的冲动时(许多女性不太可能有这种经历)，才意识到自己是女性：「直到十一岁，我才有意识地将这些潜意识感受视作想成为女性的冲动或欲望……我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地想把窗户上的白色蕾丝窗帘取下，并把它像裙子一样裹在身上」 (Serano,2007:79)。这位在创建跨性别女权主义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在意识到自己对和女性相关的服装和窗帘产生性兴奋时，断定自己在大脑层面是女性——「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我的大脑期望我的身体是女性的」(Serano,2007:80)。
赛拉诺试图「重新塑造」女权主义来迎合他的情色兴趣。由于女性特质的装饰让他感到性兴奋，他对许多女权主义者批判女性特质的行为感到愤怒。他声称，女权主义者在曲解女性特质：「甚至许多女权主义者也接受关于女性特质的传统性别歧视性观念：认为女性气质是人造的、虚伪的，和轻浮的；它是一种只为吸引和迎合男性欲望的策略」。 他说，「女性特质既不从属于男性特质」也不是「人为的」或「表演的」；事实上，「女性特质的某些方面(和男性特质的某些方面)是天生的，并且可以先于社会化存在，同时超越生理性别」(Serano,2007:6)。根据赛拉诺的说法，女权主义的任务是为女性特质「赋权」，因为「除非我们先为女性特质本身赋权，否则任何形式的社会性别平等都无法真正实现」(ibid.)。他解释说，「我的观点是，女权主义行动和理论最好通过赋权并拥抱女性特质来实现，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回避或贬低它」(Serano,2007:9)。他指责女权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搞错了一切。
像赛拉诺这样的跨性别活动人士已经发展出一套新术语来推动他们的政治议程。其中一个新术语是「顺性别(cis)」，该术语被用来指代所有对自身「社会性别」感到满意的人。实际上术语「顺性别」创建出两种女性，那些拥有女性身体并被标记为「顺社会性别(cisgender)」女性的人，和那些有男性身体并被标记为「跨性别女性(transwomen)」的人。女性——即生来是女性并被抚养成女性的人，在被降格为仅仅是一类女性之后，失去原有地位，她们的声音不得不与另一类女性，即跨性别的男性，在相同机会下竞争。在这种意识形态中，每人都有一个社会性别，那些拥有与其「生物身体」相符的「社会性别」的人享有「顺性别特权」，这使他们比起那些塞拉诺称为对其「出生的」社会性别感到不适的跨性别群体更具优势。他说，跨性别者受到顺性别女性的压迫，这些女性不承认自身特权，也不试图通过支持比女性更受压迫的跨性别者的诉求和需求来消除自己的内疚。据赛拉诺称，顺性别者，即女性，经常进行「顺性别歧视(cissexism) ，即认为跨性别者的社会性别认同不如顺性别群体的真实或正统(即那些非跨性别者、并且其潜意识和生理性别始终保持一致的人) 」(Serano,2007:12)。显然，顺性别歧视的例子还包括「故意滥用代词，或坚持要求跨性别者使用不同的公共洗手间」。跨性别活动人士用顺性别歧视的概念让女性心生愧疚，从而让她们噤声或支持他们的主张，而给词汇添加前缀「cis」具备政治效应，使对女性处境的女权主义分析变得不可能。此外，跨性别活动人士告诫女性，即使在没有自我认同为跨性别者在场的情况下，也要在她们之间的交谈中称自己为「顺性别」。例如，跨性别博主 T-girl 在一份指南中告诉女性，「顺性别女性」应该如何与那些跨性别但保留阴茎、并希望和她们约会的男性相处：「请采纳这种语言，即使跨性别者不在场时也要如此」(Savannah,2013)。这篇文章发表在Autostraddle，一个由女同性恋者为 LGBT 社群成员运营的网站。女权主义是一场政治运动，始于对由男性告诉女性她们是谁、应该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说话的行为感到愤怒。因此，一个拥有「女士棒」——跨性别社群对阴茎称呼——的男性给出这种建议，即女性应该审查她们的谈话，并且只能用不会冒犯男性跨性别者的方式描述自己，其傲慢可能显得相当古老过时，或许，应该被视作一种男性权力的行使。
厌女症(misogyny)一词同样被跨性别活动人士重新定义，用来贬损对吸引异装者的女性特质，引用赛拉诺的评论，「厌女症 将被用来描述这种对女性身份和女性特质的贬低和嘲弄的倾向」(Serano,2007:14)。按照这一逻辑，女权主义者大多是厌女者，因为她们试图废除女性特质、作为从属阶级的行为以及所有社会性别。赛拉诺解释道，「当一个跨性别者被嘲笑或忽视时」，他们便成为「一种特定形式歧视的受害者：跨性别厌女症 (trans-misogyny)」(Serano,2007:15)。这种语言上的障眼法是激进女权主义理论家玛丽·戴利所描述的「父权制颠倒黑白1」的典型例子 (Daly,1978:79)。跨性别意识形态充满这类颠倒黑白，其中女性身份的生物学和存在的物质现实被幻想成为女性的男性篡夺。
这种新语言使女性和女权主义者噤声。任何冒犯男性跨性别群体的言论或行为，例如对跨性别的政治批评，或女同性恋者对和有「女士棒」的男性建立关系缺乏热情，都会被贴上「恐跨症」的标签。恐跨症一词源自「恐同症」，后者本身并非最有用的词语，因为它暗示了对同性恋群体的仇恨是某种心理问题而非政治立场。因此，对跨性别活动人士言论和实践的讨论会被贴上非理性、歧视性和仇恨性的标签。当然，女权主义批判当然不是非理性的，它建立在数十年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之上，然而通过跨性别群体的障眼法，这些批判往往在被认真倾听或考量前就被响亮的嘘声、斥责和「恐跨症」的指控所掩盖。
这种强制施加的、特定版本的政治正确语言造成的影响是，提及女性生理过程变得极其困难。即使是提出月经是女性个体的功能的观察，都会被标记为恐跨症。在一本于2010年出版的关于月经的书中，月经这一科学事实被宣称为不可接受的，因为这会触动跨性别女性的敏感神经，并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实际上并非女性：
激进的月经活动人士已经修改了月经用语，用「来月经者(menstruators)」代替「来月经的女性」。这种语言选择不仅反映了对一场更具包容性(包括跨性别者)的运动的承诺，更展示了社会性别中性语言的政治重要性，以及打破社会性别二元论的狭隘和限制性。
——Worcester,2013:151
在环保组织 Earth First 的通讯中也有类似建议，女性被告知不要将她们的身体和生殖过程描述为女性特有的：『我是一名生育教育者(birth educator)，经过大量练习，我已经能用更中性的术语替代顺性别歧视语言，例如「生育者(birthing person)」、「家长(parent)」、「母乳喂养者(breastfeeding person)」等……改变顺性别歧视语言看起来可能很费劲，但它对跨性别者而言意义重大。做就对了！』(Hollis,2013)。塞拉诺将自己称为「不孕的女人」，并主张以「避孕为核心的」女权主义令人感到「被排斥」(Scum-o-rama,2012)。和生殖相关的议题对女性固然重要，但对那些希望「女权主义」将注意力集中在其假扮女性兴趣上的男性而言，可能十分无聊。
为跨性别的男女学者如何试图重新配置女性主义以适应其自身利益提供有用资源的是一本名为《跨性别女权主义视角(Transfeminist Perspectives)》的文集。该文集由安妮·恩克编辑，他自称是「跨性别女权主义教师和活动人士」，在保持「女性」与「跨性别」这两个范畴的广泛和开放上拥有既得利益(Enke,2012a:77)。恩克说他『儿时站着撒尿，花了二十多年害怕有人发现我「真的」是男性，并且一直被当作女性』(Enke,2012a:71)。2012年，恩克重新留起胡须，现在还把胡须编成辫子。由于他在大学里的高地位，他有特权使用任何洗手间而不会受到质疑。但他依然对自己在女厕所里没有完全被接纳感到非常愤怒，以至于……
我留着胡须，编着辫子，走进那里，愤怒地发现有这些选择……我可以走进任意一扇门，都不会受到身体或言语上的攻击。我走进标着「女性」的那一扇……离开时，我用尽全力踹门。
——Enke,2012a:73
这种攻击行为可能会损害恩克渴望被认可为女性的愿景。
恩克认为，正如跨性别版本的女性主义中常见的那样，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都是社会构建的：「社会性别、以及生理性别，都是通过复杂的社会和技术操控形成的，这些操控使一部分人自然化，同时将另一部分贬抑为弃绝之物」(ibid.)。恩克指出，所有的身体都是「被制造的」，而许多女权主义者的问题在于，她们认为男性和女性身体之间存在差异，而这种生理性别差异至关重要。他说，事实上所有的身体都是「被制造的，没有哪种身体比另一种更具技术生产性」，并且「女权主义、酷儿、残疾，和批判性种族理论家、跨性别研究」都认同这一点。然而，一些女权主义者「将生理性别作为一个范畴保留下来」，并假定「男性和女性身体之间存在可知差异」(Enke,2012b:6)。很难知道恩克在这里想表达什么，因为男性和女性身体的生殖差异：可以泌乳的乳房、子宫和月经、非手术的阴道、阴茎、睾丸都是客观「已知」的，当然，在试图否认常识的人的观点中除外。事实上，恩克指出「绝大多数变性者和具有明显跨性别认同的人都不会接受生殖器手术」(ibid.)，因此这些生理差异肉眼看上去相当明显。跨性别女权主义似乎是建立在一种相当神秘的原则之上，即生物学不存在。恩克试图抢占女权主义，认为它不过是跨性别实践的一种变体：「大多数女权主义者应该把女权主义视为一种跨性别现象：某种形式的社会性别自我决定和对二元社会性别规范和压迫的抵抗始终是女权主义的核心」(Enke,2012b:5)。
然而，女权主义受到的攻击不只来自跨性别的男性。简·鲍比·诺伯尔，一位完成跨性别的女性学者，对女权主义关注女性身体表现出相当大的敌意(Noble,2012)。诺伯尔指责女权主义者对社会性别感到「恐慌」，并表示「女权主义内部反复出现对跨性别 实体的恐慌情绪」(Noble,2012:59)。由此看来，女权主义者似乎是歇斯底里的，而非对女性是女权主义活动基础有深思熟虑的见解。诺伯尔通过称女权主义者为「原教旨主义者」，为批判女权主义再添一个侮辱性词汇：
因社会性别恐慌而强制「记住女性」的命令，是否标志着一种明确的社会性别原教旨主义？而这种原教旨主义本身——与民族主义、军事国家、白人至上主义或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等，仅举几例，并无二致——其功能是为女权主义在想象及其社会、道德和生物层面实施强制性规范化方法论提供基础。
——Noble,2012:50
诺伯尔使用战争的语言来描述迫使女权主义者屈从于跨性别优先事项的运动：「跨性别实体」正不得不「缓慢地斗争进入制度化2的女权主义空间」(Noble,2012:57)。
跨性别女权主义的另一位重要倡导者是备受尊敬的澳大利亚社会性别理论家和教授罗伯特·康奈尔，他在晚年完成跨性别，现在自称瑞温·康奈尔。康奈尔就跨性别主义和女权主义议题撰写大量著作并开设课程(Connell,2011,2012)。他将杰弗里斯和其他女权主义者对跨性别主义的批判描述为「攻击」。康奈尔宣称，女权主义者试图废除社会性别的运动是不恰当的，因为社会性别应当被保留：
都市女权主义中希望废除社会性别或消解社会性别秩序的思潮在过去二十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但从长远看，跨性别女性会发现，更有意义的是尝试建立公正的社会性别秩序
——Connell,2012:873
在「公正的社会性别秩序」中，社会性别将被保留，但社会性别之间的不平等将减少。然而，「公正的性别秩序」的概念本身就自相矛盾，因为社会性别是一种等级制度，在消除不平等后将不复存在。很难知晓不平等如何才能变得「公正」。尽管康奈尔因其显赫的学术地位和在跨性别女权主义理论的贡献备受尊敬，但他最终走上和朱莉娅·塞拉诺相同的道路，即走向捍卫女性特质的道路。
2.6压制异议
除了和女权主义理论进行直接对抗外，跨性别活动人士还通过其他许多方式破坏第二轮女权主义运动成果。其中部分破坏行为，如进入女性专属空间运动、获取女性专属服务和推广儿童跨性别的运动将在本书后续章节讨论。本小节将重点关注对女权主义及女权主义者的其他直接攻击，例如诋毁和试图压制女权主义活动家和理论家的工作。对跨性别活动人士来说，他们必须能够压制女权主义者、社会学和科学对其实践的批判，因为大多数批判都易于理解，一旦获得宣传，很可能被有批判精神的公众欣然接受。为实现这种压制采取的主要方法包括开展旨在破坏批判者声誉的仇恨和诋毁运动，剥夺他们发声或发表作品的空间。如果一个人被发现曾对跨性别实践提出批判，跨性别活动人士会试图禁止其就任何话题发表演讲，或在演讲场地对其进行骚扰。由于跨性别活动人士的抗议行动，我被禁止在2012年7月于伦敦著名的康威大厅举办的大会上发言(Jeffreys,2012a)。主办方被场馆运营告知，在这些活动人士施压并指控我发表仇恨言论后，我将不被允许发言。我被禁止发言的理由是煽动「仇恨」并犯有积极歧视罪。在被要求提供证据时，康威大厅似乎将我与「否认大屠杀的大卫·艾文3」相提并论。提供的证据包括引自我文章中主张应将跨性别手术视为侵犯人权行为的言论——这很难算作仇恨言论的证据。女权主义学者杰梅茵·格里尔于2012年在新西兰的一场图书签售会上，遭到跨性别活动人士投掷闪粉袭击，原因是她在其著作《完整的女人(The Whole Woman)》和其他言论中对跨性别实践提出批评(Gray,2012)。
具有影响力的女权主义专栏作家也遭受类似对待。2013年1月，《卫报》专栏作家苏珊·摩尔称，女性在外貌上被期望像巴西跨性别者一样，因此成为跨性别活动人士严重网络霸凌的对象 (Moore,2013)。这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针对她的相当恶毒的运动。摩尔表示愤怒地回应后，这场运动被升级，针对她的女性生理特征发出了暴力侮辱和威胁。推文中表达了对摩尔的侮辱性言论，摩尔被称为「婊子」、「一袋可怕的垃圾」、「阴道化的婊子」、「极致的跨性别厌女混蛋」、「法西斯主义裤子上的尿渍」。她被告知她需要被「进入」，以及「猜猜谁暗地里想和所有跨性别妞儿发生关系」。还有评论说「我会割下你的脸然喂狼」(GenderTrender,2013)。为了声援摩尔，另一位著名且富有争议的专栏作家朱莉·伯奇尔在《观察家报》上发表了一篇批判跨性别主义的文章(Young,2013)。跨性别活动人士对伯奇尔的攻击导致该文章被从网站撤下，并向跨性别活动人士发布道歉声明(Sweeney,2013)。作为回应，许多主流报纸和女权主义博客选择刊登伯奇尔的文章，并抗议称对她的审查是不合理的。跨性别观点在《卫报》和《观察家报》中得到充分体现，一些已经完成转变的男性，包括简·费、罗兹·凯文尼，和朱丽叶·雅克等，拥有固定专栏来宣扬跨性别意识形态、批判女权主义，并极尽详细地描述自己的转变过程。然而，这些追求政治正确的自由派报纸，却很少刊登对该做法提出任何质疑的文章。
这种骚扰极具辱骂性，包括向任何对跨性别持批判态度的女权主义者发送大量诅咒和谩骂，比如「去死吧，顺性别渣滓！」(They say this never happens,2012)，这表明参与其中的跨性别活动人士带有相当大的愤怒。跨性别心理治疗师安妮·劳伦斯对此提供解释 (Lawrence,2008)。劳伦斯认为，这种程度的愤怒和辱骂，包括极端暴力和死亡威胁，可以用自恋性暴怒来解释，这是一种经历过羞耻感的人在受到挑战时，因其感到自卑的历史而产生的极端和攻击性的反应。不论如何解释是，这些针对批评者展开的、极其坚决和恶毒的运动表明，跨性别活动人士对他们的实践可能被重新审视，以及他们的解读可能并非唯一获准在公共领域发表的观点，存在着极大焦虑。
2.7本章结论
在一个女权主义正面临多方反扑的时代，酷儿理论和后现代理论的影响削弱了学术女权主义者和女权主义社群抵御男性跨性别者渗透进运动带来的挑战的可能性。一旦酷儿理论使「女人」这一范畴受到质疑，并宣扬玩转社会性别的颠覆性本质，那么跨性别主义项目就难以受到批判。结果是，近几十年来，不仅没有来自女权主义学者的跨性别主义批判，跨性别意识形态反而被女权主义学术圈引入。在学界，学生们可能会被指导去嘲笑第二轮女权主义者在该议题的重要成果，学习新的政治正确语言，使女性难以主张自身利益，也让她们对自身生理性别和性取向产生根本的不确定性。跨性别议程将女性特质营销为女权主义的恰当焦点，已经在学术女性主义中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而学术女权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误入歧途，未能支持女性和女权主义研究。尽管当这些治疗以整容手术和荷尔蒙替代疗法的形式用在女性身上时，有过大量尖锐的女权主义批判，近几十年没有任何对跨性别者有害的外科手术和荷尔蒙治疗的批判性研究。下一章将我将尝试证明，这类学术批判是急切而必要的，并将致力于为跨性别者的心理和生理健康问题开辟一个跨性别批判的空间。
- 父权制颠倒黑白(Patriarchal reversal)指在权利结构或行为上复制父权制逻辑，只把男性和女性的位置对调，即上位者或优势掌握者将自己看作受害者，同时将真正的受害者视为加害者或责任方，除了顺性别话语还有反向性别歧视，即在男性支配权力结构下，男性认为的针对自身的歧视或偏见，而女性从被歧视群体成为加害方。 ↩︎
- 制度化女权主义空间：指已经在学术界、组织、服务、立法领域建立，并得到法律和制度认可的女权主义空间，如女性学术机构，女权主义组织，立法或政府机构内的女性权益委员会，社会服务机构中专门为女性服务的项目等。 ↩︎
- 大卫·艾文(David Irving)是英国历史学家，因否认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而闻名，属于极具争议的历史否认主义者。他主要研究二战历史，尤其是纳粹德国及希特勒，于1980年代开始发表否认或质疑纳粹大屠杀规模的言论；1996年因在奥地利和德国散布大屠杀否认言论，被裁定有误导和反犹性质。他被主流学术界视为伪历史学者，他的言论被认为是仇恨和极右翼宣传的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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