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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作为性倒错的异装和跨性别主义
在异装者的自传以及他们对兴奋和兴趣的描述，和那些接受手术和荷尔蒙治疗的人提供的描述高度相似。异装显然是一种性兴趣，但异装者的代言人和大多数后来进行转变的人，都拒绝承认他们的行为与性兴奋有关的观点。普林斯曾明确否定异装行为是出于追求性满足的观点；相反，他说异装是基于「社会性别」，并允许男性表达他们的完整个性，包括他们「对女性特质的爱」(Ekins,2005:11)。社会学家理查德·埃金斯认为，普林斯提出这一主张是为了获得家庭、朋友和社会的接纳。然而，在一些积极参与跨性别主义理论研究的专业人士中，越来越多人强烈反对「改变生理性别欲望基于社会性别而非性兴趣」的观点。这些专业人士包括：心理学家迈克尔·贝利(2003)、科学哲学家艾丽丝·德雷格(2008)、跨性别心理治疗师安妮·劳伦斯(2004)以及社会学家理查德·埃金斯和戴夫·金(2010)，他们倾向于接受性学家雷·布兰查德(2005)对跨性别主义的解读。布兰查德认为，跨性别者分为两类：一类是爱男性的，基本上是同性恋者；另一类是在性方面被自身作为女性的想法吸引的人，布兰查德称后者为自我女性化性兴奋(autogynephilia)。他表示，「我女性化性兴奋是男性被自己作为女性的想法或形象性吸引的倾向」(Blanchard,1991:235)。批评者回应说，这种分类无法代表所有跨性别者，许多人都不符合其中任何标准，但支持者认为，这种分为两类的框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正确的，并且和现有证据相符。他们反对变性者身上存在「社会性别」错位的生理病症：「不幸的是，MTF(男跨女)的公众形象与现实相去甚远」(Bailey and Triea,2007:531)。布兰查德、贝利及他们的同事认为，非同性恋变性主义、自我女性化性兴奋是一种性兴趣或性倒错。
社会学家埃金斯将异装和跨性别主义作为他研究和毕生工作的课题，描述了他称作「男性女性化者(male femalers)」的性兴趣。他并未对异装者和实践中更进一步寻求变性的男性进行明确区分，在他看来，他们都是男性女性化者。埃金斯解释说，对男性女性化者而言，
这种欲望或兴奋……是通过他自身的女性化行为，和/或通过他人意识到其自身女性化行为引发的性幻想..…女性化者(可能)在着装过程中体验到强烈的性高潮，而另一方面，女性化者可能会在作出用餐或喝咖啡所需的轻微动作时发现胸罩肩带摩擦肩膀的感官愉悦令他感到些许享受。
——Ekins,1997:56
这个例子很好地展示了异装者对成为女性的幻想和女性实际感受的差异，因为并没有女性报告称因胸罩肩带的触感而感受到性兴奋。但埃金斯对这种实践的描述，让人理解部分异装或男性跨性别者为何如此重视在公共场合以女性形象出现、进入女性洗手间并试图从女性那寻求回应。贝利和特里亚认为，这是自我女性化性兴奋一个常见方面，他们将其描述为「以女性身份被他人欣赏的情色幻想」(Bailey and Triea,2007:523)。布兰查德解释说，自我女性化性兴奋和同性恋——两者常被拿来比较——之间的一个显著区别在于，同性恋者不会为了获得性兴奋而寻求路人的反应，相比之下，那些从异装发展成变性的异性恋男性仿佛一直身处一部永远放映的「电影」中，而其他人，例如他们的妻子，不论是否愿意都必须扮演观众(Cameron,2013)。
自我女性化性兴奋的概念有助于解释男性对其心中属于女性气质范畴的事物萌发的性兴趣，是如何超越异装，最终通过物理手段将女性身份铭刻在自己的身体上。贝利和特里亚解释道，「自我女性化性兴奋的一种常见表现是性恋物式异装」，但有些人可能不进行异装，「而是通过专注于想要的解剖特征，对自身作为裸体女性的想法产生性恋物癖」，还有一些人「因变成女人的想法体验到色情兴奋，而这种性兴奋又驱使他们成为女人」(Bailey and Triea,2007:523)。他们进一步解释道，并非所有自我女性化性兴奋的男性都选择成为变性者，他们的「兴趣涵盖从异装到参与刻板女性活动(例如和其他女性一起编织)，再到拥有女性乳房和生殖器等一系列范围」(ibid.)。他们认为，在非同性恋异装者中，继续和不继续跨性别转变的人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贝利和特里亚拒绝接受「女性本质」或先天社会性别的观念。
尽管越来越多的性学家表示，异装和自我女性化性兴奋的跨性别主义建立在一种性取向或性倒错之上，而非错位的社会性别，但他们很少冒险确切解释这种性兴奋的基础是什么。贝利和特里亚暗示，这种性兴奋是一种受虐倾向(masochism)，他们指出「在那些因进行危险的自慰性窒息这一受虐行为丧生的男性中，约有24%的人是异装者」(Bailey and Triea,2007:524)。我曾在其他地方论证，从异装者拍摄的色情制品以及异装者自己的陈述中可以清楚看出，这种性兴奋是受虐性的(Jeffreys,2005)。成为女性的想法带来的兴奋感，和当象征女性身份的配饰被置于男性身上产生的兴奋感，本质上都源自女性身份代表一种从属地位的事实。当一名男性被强制异装，或能够想象自己成为女人时，他体验到被剥夺男性身份、被剥夺男性优越地位、被降格为女性的从属地位产生的极为刺激的快感。这种快感源于社会性别等级制度，即男性支配和女性从属的种姓制度，并且一旦脱离这个框架就变得无法想象。他们追求女性服装并非因为它们更漂亮或更令人愉悦，而是其背后的象征意义。对男性异装实践及其可能产生的变性冲动的理解，不太可能得到女性的认同，因为对女性而言，保持女性特质通常是她们低微地位的一个艰辛又沉重的负担，而非性高潮的来源。或许正因如此，比起男性将女性从属地位情色化的观点，女性本质论和「社会性别」错位的观念更容易被接受。贝利和特里亚解释了为什么许多跨性别的男性热衷女性本质理论，他们认为，宣扬这一观点的人或许认为，如果自身不被视为性倒错群体，则更有可能被批准获得治疗。即使这个观点听起来「难以置信」，他们依然或能发现它「本质上极具吸引力」(Bailey and Triea,2007:528)。
布兰查德和他的支持者认为，有充分证据证明自我女性化性兴奋存在，然而女性本质理论的证据则付之阙如(Blanchard,2005)。这些证据来自布兰查德从许多患者那里听到的叙述，以及从跨性别心理治疗师安妮·劳伦斯那收集到的五十九例叙述。布兰查德引用了劳伦斯的部分案例来展示自我女性化性兴奋是如何表现的。其中一例叙述描述了作者因被误认作女性产生的性兴奋: 『早些时候，每当有人，无论是销售员还是陌生人，称呼我为「女士」，或者作出一些礼节，例如为我开门时，我都会感到性兴奋』。另一例叙述者说，无论在生理性别重置手术(SRS)之前还是之后，都喜欢假装来月经：『对我来说，拥有女性身体「功能」在过去是，现在仍是性兴奋的来源。在接受SRS前，我常常通过在卫生巾上排尿来假装月经，我特别喜欢用老式带腰带和长搭片的卫生带』(Blanchard,2005:440)。布兰查德引用其中一例叙述中的一句话来解释为什么自我女性化性兴奋群体可能寻求和男性发生性关系。尽管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同性恋，但这些经历可能帮助他们获得跨性别女性身份的认可：「我感觉自己是在通过扮演一个被动伴侣来确认自己的女性身份……当我以男性的身份示人时，我从未对和男性发生性关系有兴趣」(Blanchard,2005:441)。那些表面上是异性恋的男性跨性别者的动机，被性学家们解释为源于受虐倾向；而在二十世纪晚期，试图掩盖异装和跨性别主义的性本质的渴望是构建跨性别主义的驱动力之一。
重要的是，贝利和特里亚认为，任何对公开质疑女性本质论的人士的名誉攻击都在阻止一切替代性观点的表达。该理论的两位著名支持者，跨性别活动人士林·康威和安德里亚·詹姆斯，将贝利在2003年出版的批判性著作《想当女王的男人(The Man who would be Queen)》称为「纳粹意识形态宣传」(Bailey and Triea,2007:528)。贝利因此遭受一场诽谤运动，包括将他孩子的照片附上侮辱性文字放在网站上(Dreger,2008)。贝利表示，很多针对他的不实指控和抨击「恰恰是要惩罚作者支持布兰查德的观点，并恐吓其他人不要这样做」。贝利和特里亚认为，那些倡导女性本质叙事并反对布兰查德理论的人，是「错误地否认自己的自我女性化性兴奋」的非同性恋变性者(Bailey and Triea,2007:529)。这些男性得到许多「社会性别医生」的支持，这些医生可能不愿质疑或得罪患者，更愿意以「社会性别而非性兴奋相关的理由」提供生理性别重置手术。
1.10跨性别主义和同性恋
根据大卫·瓦伦丁的观点，构建跨性别主义的另一股力量来自男同性恋政治中的保守主义，他们致力于排斥和边缘化男性女性化倾向。无论在二十世纪后期构建跨性别主义的力量平衡如何，其中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是男同性恋学者缺乏对跨性别主义的批评，尤其鉴于对同性恋的憎恨显然起作用的情况下，并且在那些渴望变性的人群中，有一部分是爱男性的男性。正如我们所见，参与构建跨性别主义的医生和需求者，都决心避免让跨性别实践和同性恋产生任何关联。男同性恋社群内部对跨性别主义缺乏任何批评，本身就非常引人注目，需要加以解释，大卫·瓦伦丁试图提供一个解释(Valentine,2007)。他认为，男同性恋群体不愿批评跨性别主义的事实，恰好证明跨性别主义对同性恋解放运动后出现的新一代保守男同性恋有益。这些保守的男同性恋群体试图通过将女性化的男同性恋者归入「跨性别」范畴，再否定和排斥他们，来强调自身符合社会规范的男性特质。这种策略保护了男同性恋者的正常性，并帮助他们争取在立法和社会层面被接纳为「只是另一个普通男性」。
瓦伦丁认为，将男性女性化倾向从男同性恋中分离并归入一个独立类别，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之一就是瓦伦丁称为「调和派」活动人士在同性恋解放运动后呼吁对男同性恋进行常态化。在同性恋解放运动时期，由于受同时期女权运动的影响，出现了对「生理性别角色」的激进批判。在同性恋解放运动的高峰期，人们拒绝扮演具备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角色，认为这是压迫同性恋群体的有害父权制的表现(Jeffreys,2003)。男同性恋理论家认为，男同性恋者不应扮演娘娘腔或男人婆，因为这些是对他们认定的压迫性父权规则的模仿。人们普遍认为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行为是倒退的，因此主张应该摒弃这些行为。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同性恋解放者和女权主义者对男同性恋与女性气质、女同性恋与男性气质相关联的原因提供了阐释，原因不仅在医学，也在同性恋群体自身。他们认为，在男性至上主义的社会中，人们通过严厉谴责同性性行为来强制执行异性恋。男性特质过去是，现在仍然和男性、阴茎进入阴道的侵略性性行为强相关，以至于偏离这一规范，甚至到和同性发生性关系，都被视为非男性化的，进而被视为女性特质的体现。同理，和女性发生性关系的女性被视为非女性化的，因为这被视为一种男性角色，女同性恋者则被视为展现某种形式的男性特质。这些观念固化到足以塑造那些爱慕同性的群体对自身的看法。有大量资料表明，这些观念被同性恋群体彻底内化(Gottschalk and Newton,2003)。例如，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女同性恋文化中，女同性恋者很可能使用男名、通过束胸隐藏乳房，甚至公开表达对阴茎的渴望(Jeffreys,1989)。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女性认为自己「真的」是男性；相反，她们希望对所爱之人扮演男性角色。
随着同性恋解放运动的激进锋芒逐渐消退，以及上世纪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和消费主义这个更为保守的时代来临，这种对「生理性别角色」的政治批评被抛在一边。取而代之的是，在男同性恋者中发展出一种男性特质崇拜，其中男性女性化特质被排斥，一种新的、夸张到极端的男性特质被采纳和尊崇，这体现在施受虐倾向、牛仔、建筑工人和同性恋流行乐队Village People中的各种形象中。同性恋社会学家马丁·莱文，是批评这种迅速发展的男性特质的男同性恋作家之一——他将其称为「阳刚化转变」(Levine,1998)。这种转变可以理解为对同性恋与男性女性化关联的反动，代表着一种新的自信，但它通过宣扬男性至上主义且具备侵略性的性文化，给男同性恋群体的健康和生活带来问题，这类性文化涉及大量的性伴侣，以及诸如拳交和无保护肛交等有害性行为(Jeffreys,2003)。女权主义评论家认为，男同性恋的男性特质是废除「社会性别角色」，创造平等主义性行为，及挑战色情业和性产业道路上的阻碍。
瓦伦丁解释说，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跨性别主义在九十年代「在从草根行动、社会服务提供和个人身份认同，到新闻报道的广泛背景下」被「制度化」，以至于「跨性别身份认同」被理解为「在起源和本质上和同性恋身份认同明确且根本不同」(Valentine,2007:4)。父权国家大力投资于这一概念，向旨在服务「跨性别」社群的社会服务机构和中心提供资金。这一概念在学术界得到发展，产生了跨性别研究和跨性别出版物。尽管实现这些发展，瓦伦丁指出，当他在九十年代末的纽约进行研究时，他非常惊讶地发现，那里没有所谓的跨性别社群。他以受雇于跨性别社区的安全套教育工作者的身份开展研究，结果发现，他负责接触的大多数人要么不知道跨性别这个词，要么不认同它。即使是那些全天候穿着通常和女性相关的服装的人，以及那些通过手术割除身体部位的人，都认为自己是男同性恋者。瓦伦丁有力地指出，大多数目前被学者和社会工作者笼统归入跨性别范畴的行为类型，例如变装艺术家、女性化的男同性恋者和男性化的女同性恋者，在历史和现在都被他们自己和他人理解为「同性恋」。他追问道，「跨性别」这一类别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它的建构带来怎样影响？『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跨性别」在美国的传播如此迅速，并巩固了社会性别差异和性取向之间的区别，原因何在？』(Valentine,2007:6) 他认为，女性化的男同性恋者被边缘化，是「社会性别」和「性取向」在学术界和同性恋社群中分离的结果，这种分离『实际上在要求催生出一个新类别——跨性别——来指代那些不主要依据「性取向」界定身份认同的群体』(Valentine,2007:236)。在将「社会性别认同」和性取向分离的过程中，另一个要素是「社会性别」被概念化为一种「社会差异」的形式，而非如女权主义者认为的「权力关系场域」(ibid.)。
1.11跨健全主义
跨性别主义建构的另一个推动力是互联网发展，它使主要由男性组成的群体能够围绕其性癖好成立在线社群。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异装和跨性别主义领域，也出现在另一种与跨性别主义密切关联的实践——「跨健全主义(transableism)」。跨健全主义的例子展示了「身份认同」如何在网上被构建，并揭示这种身份政治的问题，在这种政治中，处于弱势的群体——在本例中是残障人士——可能会成为用来满足性兴奋而被盗用身份和模仿的对象，对此跨健全者给出的理由是，无论身份认同多么古怪都应该受到尊重。
这种实践最初被称为「自我截肢癖(apotemnophilia)」(Money et al,1977)，现在更常称为身体完整性认同障碍(BIID)，即患者渴望截去一个或多个肢体(First,2004;First and Fisher,2012)。渴望截肢的人群一直在网上创建身份认同，并积极倡导由医疗专业人员进行截肢手术(Davis,2011)。为了使自身看起来更体面，他们参照跨性别主义，为自己的兴趣创造出专属术语——跨健全主义。这些跨健全主义者包括那些通过截肢寻求满足感和寻求其他形式残疾的人，如截瘫、失聪或失明。在性学专家的近期著作中，社会性别认同障碍和身体完整性认同障碍被视为在本质上相似，尤其在涉及的性满足方面。例如，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的编辑迈克尔·弗斯特一直倡导将身体完整性认同障碍纳入手册，以便寻求截肢的人能获得治疗。他认为，广义的跨健全主义应被放在手册中一个只包含两类认同障碍的总标题下，即社会性别认同障碍和身体完整性认同障碍(First and Fisher,2012)。弗斯特解释说，鉴于二者的相似性，他将社会性别认同障碍的诊断标准作为他为身体完整性认知障碍诊断提供的十二条标准的模型。通过互联网联结和宣传，自愿截肢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惊人的常态化，这为我们理解跨性别主义作为一种实践和运动如何蓬勃发展提供了深刻见解。
1.12本章结论
对于跨性别主义的批判性学术研究才刚刚开始，本书旨在鼓励并推动其发展。本章探讨的「跨性别概念如何产生」的主题就是一个重要起点。然而，只要这种实践被视为一种不容置疑的本质性现象，更多关于跨性别主义建构过程的批判性研究就难以展开。断言社会性别本质是跨性别主义的唯一解释，妨碍对该实践的历史和构建进行的任何探究。这种调查型学术研究被污名为「恐跨症」并遭受抵制。在酷儿和跨性别理论中，普遍认为「社会性别」与「性取向」完全分离，并拥有各自的逻辑和本质，这实际上阻止人们讨论或分析跨性别主义建构如何与对同性恋的仇视交织的历史。批判性的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和女权主义学术研究贡献的宝贵经验是：跨性别主义的建构服务于巩固异性恋并维持社会性别规范化公民的政治议程。正如詹尼斯·雷蒙德在《变性帝国》中简洁指出的：「我们看到的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行为控制和矫正模式，它同时作用于个人和社会层面」(Raymond,1979:131)。
构建跨性别主义的另一个推力是学术界兴起的酷儿理论，它削弱了学界的女权主义，并提出「女人」这种事物根本不存在的主张，当然，这也意味着进行跨性别的男人能够成为女人。酷儿政治的出现削弱了女权主义理论，也削弱了受这一现象影响最深的人群——女性和女权主义者——对跨性别主义的批评。酷儿政治的影响将在下一章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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