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玛丽·凯莱
译者 | KK Burns
全文共计5169字，预计需要16分钟。
致我的姐妹们
当你们为今日和明日寻觅答案时
愿你们驻足，探寻先行女性们的智慧——并铭记。
致我的前辈们
当你们活出最精彩的人生时
愿你们用这些文字点燃更多女性的心灵——并祝福我们的前路。
将女性发展和社会解放历程称为一场「英雌之旅(Heroine’s Journey)」绝非夸大其词，特别是我们面临的是瓦解一个延续八千至一万年之久父权帝国的艰难任务，而父权制旨在确保作为一个阶级女性集体遗忘——我们人类雌性不仅是自身身体的源头和归宿，更是世界神话的源头和归宿，而这些神话和女性自身一样，蕴含着变革的力量。这种「遗忘」绝非偶然，它切断了女性与自身身体的联结，剥夺了她们自我主宰的力量，也斩断了她们与生生不息的大地和自然法则的紧密关系。父权制把以男性为中心的支配文化深深地植入女性身体和土地，并掩盖了一个事实：人类历史百分之九十的时间都是以大地为基础、崇敬母亲、且更趋于平等。「智人(Homo sapiens)」（拉丁文意为「有智慧的人」）在这样一个滥用且掠夺一切、企图控制和操纵所有脆弱者命运的帝国里，几乎称不上智慧。在当今工业化世界中，遍布家庭到法律、教育和医疗体系的男性至上主义社会权力结构热衷将人类与大地和共同起源，即人类女性的身体，的分离仪式化并以此为荣。这类反女性的信息传播，甚至早在女性出生前就开始渗透，并在女性出生时、出生后以及在将社会性别等级(gender hierarchy)及其生理性别角色(sex-role)刻板印象内化为「常态」 的过程中，深深地烙印在我们身上。
父权制制造的苦难，连同它对自然世界和最脆弱生命的压迫，正无时无刻、借由内外两种方式自我复制。系统性压迫，如性别歧视、种族主义以和「生物恐惧症(biophobia)」，与被内化的压迫和集体性遗忘交织在一起，不仅阻碍女性主义运动，更使情况恶化。这种仇恨生命本源、仇恨女性的文化已经导致北极冰川融化，加速社会崩溃。如今地球上所有水道都被污染，同样被污染的还有文化的生命之河，它将以男性为中心、迎合男性的色情文化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输送到每一部联网设备，并渗透在日常生活的角落和社会互动中，使文明世界对女性和女性的尊崇愈发冷漠。在这种环境下，剩下的只有工业文明对身体和地球的憎恶与否定，和建立在这种愚蠢之上的潮流和父权制赛博格想象。讽刺的是，这些后后现代主义的「人工未来」构想被吹捧成激进进步与变革的先声。但在生物学和一个有生命的星球的现实中，它们更像深夜电视节目，和当下地球正在经历的终极而内在的嬗变过程几乎毫无关联。而这些嬗变源于疯狂的核时代灾难和一场科学家称之为六千六百万年来史无前例的全球气候灾难。目前格陵兰每天每秒流失约8300吨冰——包括陆地上融化的和被排入巴芬湾的冰山。这种快速大规模的流失只是预示一场全球性紧急状态的众多信号中的一个。北极冰川的融化速度快到甚至改变地球引力场，这一点从卫星上都能观测到。
我们已然进入一个史无前例的时代。
有一点非常清晰：那些寻求解释最彻底的解放和可持续的自我主宰来应对这个时代的女性拥有一张地图，而这张地图就深藏于女性的具身性(enbodiment)中，它能再现对社会与生态不公的抵抗并制造强大韧性。事实上，正如我们的女性先辈们曾说过、唱过、写过的那样，对女性而言没有比这更伟大的使命：让女性全然身处我们身体所蕴含的力量之中，这力量由大地的引力支撑，更由我们自身的尊严赋予。它让我们变得极具策略、极富战术，并且异常勇猛，去捍卫无助者，去瓦解压迫者。
从生物圈到人类文化层，生—死—生的循环正在地球上引发一场巨大变革，同时伴随着令人悲痛的生态和社会崩溃。然而，许多自诩激进派的活动人士非但视而不见，更转向聚焦社会性别主义／跨性别主义、人类至上理论，以及一种将虚幻和不可持续之物奉为圭臬的数字文化中的个人主义。我们这颗独一无二、生机富饶的星球正深遭受地缘政治和工业统治的摧残。令人痛心的是，2016年一项报告显示，太平洋西北部的虎鲸数量已不足一百头；陆地标志性动物墨西哥灰狼也所剩无几。每天约有一百至两百个物种走向灭绝。大堡礁那片壮丽的珊瑚海正在白化且永远无法恢复。
随着高科技催生出无数幻想，女性文化正以惊人速度被遗忘，而那些根植于大地的智慧传承也几乎被彻底抹除。因此在父权制下，尤其在其成熟阶段，女性再生产极易沦为父权制再生产。当我们思考如何增进女性力量和身体主权时，必须进行现实且战略性的评估：我们为什么要延续抵抗，以及这种抵抗由何构成。这将引导我们重新回忆母系社会对我们自身及我们的母职力量的看法，但在此之前，必须解构和辨明我们身处何处，以及我们曾被灌输了哪些信念。
无论作为个体还是阶级，女性都必须经常自问一个有时令人不适、但总能带来启发的问题：我们再生产的究竟是什么？对那些有幸拥有选择权的女性而言，她们有时只因随心所欲、觉得理所当然、或认为自己有能力，便心甘情愿地怀孕生子。其中最有特权的女性(即有白人特权、受过良好教育、富裕且高度自主的女性)甚至相信，在文明和生物圈衰败的当下孕育新生命是道德和且合乎伦理的，因为她们将家庭看作个人的「帝国」。
然而这些理由没有一个能在阶级压迫的现实下构成令人信服的、将生育视为女权主义行为的论据。对于我们这些有条件去思考的人来说，在地球遭受苦难的当下，站在女权主义角度，我们应该倾听女性口述、被压制的私语、以及我们受压迫背后的生残酷真相，并追问：我们再生产的究竟是什么？我们在为谁的权力结构服务？我们如何以更有策略的方式、用更强大的力量有效对抗这个权力结构？我们当中那些极度享有特权的人对此进行反思，而这种反思本身就是一种特权形式，能使我们跳出被压迫的女性社会化模式并激发巨大的洞察力和远见。尽管这种反思并不受欢迎(事实上在某些女性社群中，这种反思几乎从未发生)，但如果我们要提升女性反击性暴力和结构性压迫的能力，这种反思力至关重要。
《国家(The Nation)》杂志近期刊登一篇题为《当气候变化重塑地球生命时，你如何决定要不要生孩子？(How Do You Decide to Have a Baby When Climate Change Is Remaking Life on Earth)》的文章，提出一个几十年前便困扰不少对环境恶化共情的女性的问题。她们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知悉气候科学家的报告后，便开始为臭氧层不断消失、父权剥削的梦魇、种族灭绝和生态灭绝而悲痛。
对我们这些有足够特权、或有足够洞察力讨论这些问题的人而言，这可能是一个令人感到不适或触发创伤反应的问题，个人主义、身份政治，和物质主义已然提供否认现实和生物的立场，因此不去思考和发问容易得多。然而，只是我们从对地球困境的元分析中得知的事实就足以说明：许多物种的幼崽的未来已经被偷走。今天的人类儿童正面临全球粮食危机(由工业化农业造成的荒地，和工业化加速的全球变暖导致的极端气候共同造成的)，他们将目睹巨大风暴淹没沿海城市，美国大平原也将化为尘土。
在这个把野性囚禁的帝国中，男性暴力、核心家庭灾难、社会异化以及和自然世界的情感隔绝正不断生产痛苦。正如葛达·勒纳精辟阐述的，女性再生产如今已和资本主义密不可分。对女性潜在生育和性(行为)能力的控制，已经在全球新父权秩序中被商品化和政治化。若我们真心关切女性——无论是我们自身，还是作为一个群体的所有女性——那么从父权制及其内在压迫(即女性间的背叛，阻碍女性共同语言、共享权力，和女性主义伦理心理学的发展)中夺回我们生产资料，即我们的身体，将具有全新价值。
「别动」，男人们说。她继续咆哮。「她为什么咆哮？」他们问。他们得出结论，咆哮一定在她体内。他们决定必须看看她体内的咆哮。一群人靠近她，六个人拉住她的两条前腿，六个人抓住她的后腿。他们试图让她昏睡。她向其中一个男人挥了一爪。他的血流遍全身。「她为什么那样做？」男人们质问。他们得出结论，她没有灵魂，她不懂是非。「别动」，他们对她大喊。「要顺从，相信我们」他们命令道。「我们有灵魂」，他们宣称，「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他们带着药物靠近她，「这是为你好」，她听不懂这种语言。她将他们吞噬。
——苏珊·格里芬，《先知之穴中的狮子》
近几十年来，许多生态女权主义和女权主义灵性著作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女权主义运动高潮播下的种子。这种有机的敏感性是在对「具身的个人」或「身体政治」的探索中出现的，并且和革命机制高度相关。生态学，就像身体一样，为女权主义提供了一个有机维度，使其能探索女性生存问题——不是作为抽象的「父权制下的姐妹」，而是作为直面社会和生态不公的的女性。真正的女权主义身体政治内涵一种潜在的生态敏感性，这种敏感性又反过来唤起社会生活的「生物学」维度——一个与政治、社会世界直接相关的生态身体。认识到身体与政治的相互联系，并将我们的政治讨论转向涵盖那些被认为是有机或具身性问题，反映出一种内在生态冲动、一种和野性，或至少和女性中的野性的亲近。
格洛丽亚·斯坦姆在被问及为何拒绝结婚时，给出一个著名的、一针见血的回答，她在圈养环境下「繁殖得不好」——这是对一个碎片化的、竭力阻碍女性自我主宰的文化的直接回应。事实上，哺乳动物在圈养环境中的繁殖功能高度失调，这在动物园的哺乳动物身上可以清楚看到。而我们的文化同样将人类月经周期、受孕能力与分娩病态化，并对母亲和婴儿进行各种分离仪式，让我们从小被烙上解离印记。随后通过社会性别限制人类儿童来维持父权制的生理性别角色刻板印象。我认为，无论我们是否生育过子女，带着清醒与共情认识到这一现实，对构建更完整身体的女权主义伦理至关重要。
要谈论我们自身的阴影、以及通过女性血脉传承的代际创伤和可能阻碍新的解放故事发展的受害者叙事，需要高度的情感具身性(emotional embodiment)。然而，通过了解有远见的先驱女性和采用各种方式反抗结构性压迫的当代女战士，我们得以评估现实，打破父权对我们命运的支配。这包括尽最大努力不在「圈养中」生育子女，将解放的力量传递到下一代。这些同样是我们的故事，也是女性创造非传统叙事的丰富素材。然而，无子女女性的创造力却常在父权制隐喻中被侮辱性地病理化，比如她们被形容为「贫瘠、荒芜的土地或不育」，这是因为，界定和操控女性生育能力，是支配文化、神圣不可侵犯的男性「专家」，以及他们的女性帮凶被共同赋予的一项神圣权利。在父权体系中，无子女女性的私人生活经历被认为是神职人员的讨论事务，这些男性假设没有女性想要或能接受没有基因繁殖的生活。在过去十年中，这种情况已经进化为高科技子宫贩卖(即代孕)的兴盛生意。有多少被贩卖的代孕母亲最终在贫困中度过余生或面对各种其他困境，而她们所赋予生命的、被商品化的孩子却拥有信托基金或走在常春藤盟校的路上？我们永远不得而知，但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和更多原因，女性主义者们正为将代孕需求定为犯罪而奋斗。
从绝对层面看，没有女性是不育的，没有女性是贫瘠的：女性时刻孕育着自身力量。我们不仅孕育并诞生人类，也孕育和催生洞见、疗愈、智慧与领导力。无论我们是否有「基因后代」，无论我们的孩子以何种形式出现(例如，花园、学生、商业企业、艺术表达、社区组织、突破性发明，以及任何我们能想到的事物)，我们集体性的自我关怀和女性团结(我们最强大的武器)都是一种实践，从内到外地瓦解父权制。女性越是愿意深入、细致地反思父权制下的母职(motherhood)制度，就越能实现强大而真实的「母育(mothering)」：面向我们的孩子、面向所有孩子、所有生灵、支撑我们的这片土地，并组织反抗困扰我们生活的等级支配。我们远不止是父权权力结构的生理再生产者，但父权制不希望我们知道这点。
大母神的形象不只局限于生育者；作为三相女神，她是青春、野性、自主的女神，是亚马逊女战士，也是年长智慧的女神——艺术、哲学与一切发明的宗师。
——海德·戈特纳-阿本德罗特博士
最近我正式成为一名五十岁的半百女性，一直在反思大学时期开始的自我疗愈之旅。可以说，这段旅程始于将社会与政治女权主义的激进分析实验化并将其融入到终身实践、重新连接身心并重拾长期被西方工业文明遗弃的月经健康与周期智慧。在我二十至三十岁期间的助产学徒生涯中，我曾协助三位无子女助产士，她们帮助其他女性完成分娩、哺乳及新生儿护理的蜕变之旅。这些助产士在「男人的世界」中作为流血的女孩幸存下来，曾寻求并学习女性传统，并以一种「女性身体的」的同情与激情投入到工作中。她们还能以一种不受个人分娩模式或故事限制的临在感见证女性现实，而这些个人模式往往会极大限制一些护理者对分娩女性的服务。这为我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让我观察社会建构的母职与生理性母育间的差异，以及不同生育状态的健康女性共有的生物学女性特质：子宫—心脏的连接(即使在子宫切除手术后，这种连接仍以神经通路的形式「幻影」般地存在）、腺体健康的直觉指导系统(垂体—下丘脑—卵巢轴)、当婴儿急切啼哭求食时，无论是无子女的女性还是祖母，乳腺都会产生的刺痛感；以及当我们为自己或关怀对象进入到灵魂之歌的流动中时，从我们内心深处涌现的祖先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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