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卡萝尔·多纳
译者 | EINFachFEMINISMUS
本文共计7327字 ，预计需要18分钟。
在通读《性别麻烦(Gender Trouble)》后，我无法找到对朱迪斯·巴特勒立场的清晰陈述。我认为，对她的观点最恰当的概括是：不只社会性别(gender)，生理性别(sex)也是语言建构的。巴特勒批判了过去女权主义将生理性别和社会建构的社会性别进行区分。她主张，女人(woman)这一范畴必须被理解为一个潜在的斗争场域，因为它受到阶级、族裔、性取向以及身份的其他方面的复杂影响。女性居于从属地位既不存在单一原因，也不存在单一解决路径。
我对巴特勒关于社会转型构想的解读是：巴特勒提出了她关于社会变革需要发生什么的论点。
• 「我们的基本范畴」(「男人(man)」和「女人(woman)」)
• 「变得更具包容性」(将跨性别者纳入其自我认同的生理性别范畴)
• 「现有关于什么是人类、什么是普遍性、什么是国际政治的意义等既定观念已不足够（第二轮女权主义者错误地将「女人」视为一个普遍范畴）
• 这是在回应后殖民女权主义者的批评，她们指出非西方社会在被殖民之前并不一定存在社会性别规范(gender norms)；即便存在其它社会性别规范也与西方迥异。
巴特勒写道：
『现有的关于什么是人类、什么是普遍性，以及国际政治的意义与实质是什么的既定规范都已不再足够。为实现激进民主转型，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赖以理解世界的基本范畴必须且可以被扩展，以变得更包容、更能回应多样文化群体。』
我对巴特勒在女权主义议的立场理解如下：
在接下来的段落中(见下方引用)，巴特勒以非常委婉但清楚无误的方式表明她希望女权主义运动停止做什么，以及转而去做什么。
• 她含混地指责第二轮女权主义者大多是白人，一方面追求中产阶级目标，另一方面又自诩代表所有女性发声。
• 她以迂回的方式提出明确且强烈的主张：女权主义者应停止以生理性别差异为基础主张其政治诉求，即生育自主权和异性恋解放的诉求不应被视为与其他社会正义主张等同。她认为，生育或性自主权主的观念在当下多元的社会正义诉求中，如性取向差异、种族主义，以及文化研究中提出的各种主张，难以作为一种优先的正义主张获得支持(作者注:根据维基百科，文化研究包括意识形态、阶级结构、国家构成、族裔、性取向、社会性别、人权、第三世界议题、去殖民性及城市文化等内容)
巴特勒写道：
对我们很多人而言，现在是女权主义的悲痛时刻，或许甚至是失败时刻。一个朋友问我，如果现在去教授一门女权主义理论课我会讲什么。我的建议是：女权主义理论的唯一任务，是对那些向女权主义提出挑战的地方作出回应。我所说的回应并不是对既有术语和政治承诺的防御性巩固，也不是反复提示那些我们早已知晓的内容，而是某种全然不同的事物，一种对已有概念「重新阐述」的要求的臣服，而这种诉求正是在危机中逐渐显现的。
我想说的是，固守既有理论范式和偏好的术语，继续以生理性别差异作为女权主义立论基础，或试图以此来抵抗来自社会性别、性取向、种族，以及文化研究所涵盖的各种主张的挑战，都毫无意义。
1990年一次研讨会中，参会者对朱迪斯·巴特勒的提问：
当女性正逐步获得主体性时，「后现代主义」(即后结构主义)是否对女性主体性构成威胁？而女性获得主体性的过程对「女人」这一范畴以及女权主义提出的「我们」这一集体身份又意味着什么？
(作者注：主体(Subject)是指能进行有意义的社会实践的存在，因此具备能动性与选择能力，主体性(subjectivity) 即女性具备行动能力或选择权。）
我对巴特勒回答的理解：
巴特勒在回答中再次对有色人种女性被错误地排除在女权主义运动之外提出批评。她从未提及跨性别者被排除在外的问题。她承认，女权主义者在政治上确实有必要以女性身份为女性发声。但她同时认为「女人」这个范畴始终作为一个可被持续质疑和争论的开放结构是有益的。她指出，生理性别的物质性在围绕生育权和性权展开斗争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地强化异性恋规范的危险。
我对这段回答的理解是：巴特勒承认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在于她们的生理性别，因此必须以此基础进行辩护，尽管这样做存在强化异性恋既定假设的风险。
在《女权主义争论(Feminist Contentions)》一书的导言中，琳达·尼克尔森(Linda Nicholson)引用巴特勒的回应，并给出她对巴特勒试图传递的观点的理解：
正如巴特勒所问：女权主义的主体是通过何种排除机制被建构出来？那些被排除的领域又是如何反过来纠缠并侵扰「我们」声称具备的「完整性(integrity)」与「统一性(unity)」的？在不否认女权主义者以女性身份代表女性发声的政治必要性前提下，巴特勒主张，如果不想牺牲女权政治的激进民主动力，那么「女人」这一范畴必须被理解为一个具有开放性和潜在争议场域。
在面对诸如「女性身体物质性」与「生理性别物质性」是用来定义「女人」的基础的论述时，巴特勒再次探究这类论述被使用时产生的政治效果。借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与莫妮克·维蒂格(Monique Wittig)的观点，巴特勒指出，接受生理性别具备物质性的后果之一是接受生理性别强加给我们的事物：身体二元性与统一性，其目的是维持生育导向的强制秩序。
在讨论何为「女性」的问题时，朱迪斯·巴特勒明确否定以女性生育能力为基础界定女性核心特质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她指出，这样做会造成派系分裂，因为「并非所有女性都是母亲；有些无法成为母亲，有些年龄太小或太大不能做母亲，有些选择不成为母亲，并且对于部分作母亲的女性而言，母亲身份也不一定是她们身为女权主义者进行政治动员的集结点」。
我们把生育能力视为自我定义核心的原因，远不止于我们是否真的有孩子。而是因为这种能力，连同我们作为女性的身体，尤其是我们的阴道，同时关系到男性的个人与集体需要。
令人惊讶的是，像巴特勒这样一位毕生致力于批判性分析语言学重要性的思想成熟的哲学家，却未能充分理解她自己分析的全部含义。她曾正确指出，掌权者利用建构和定义分类的权力规范和控制不同人群阶层。但她未能认识到，那些试图组织反抗支配的人，必须首先明确谁掌握权力。我们必须明确他们如何定义、控制我们，然后和他们斗争。
恩格斯和马克思从父亲需要确认父子关系的个体角度看待女性生育问题，而统治阶级男性则从国家角度看待这一问题。女性是否选择生育以及如何生育直接影响军事和经济政策。中世纪欧洲小冰期带来的廉价劳动力，发动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猎巫行动，旨在摧毁女性的节育知识(即女性的秘密)。古代的统治阶级男性为控制女性制定政策，历史上通过宗教谕令、迫害和法律实施控制。到了十八世纪，欧洲统治者开始利用人口统计数据制定生育政策，以鼓励或抑制出生率，从而满足经济和军事需求。人口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在他的《人口原理(Principle of Population)》中预测人口将过度增长，这也激发了现代的人口控制运动。
1970年，我们在女权主义女性健康中心(FWHC)工作时就意识到，男性统治阶级中的重要部分对人口过度增长感到担忧；因此当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的裁决公布时，我们已经准备好开设自己的诊所。此外，我们还预见到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生活方式的表达限制将得到松绑，跨性别主义也将受到鼓励，因为我们知晓了上层阶级主流观点的计划。
缺乏女权主义意识导致酷儿理论追求个体化解决方案，例如改变你的生活方式、着装打扮，甚至改造你的身体，来帮助你过上巴特勒称为「可过的生活」，同时带来社会变革。这或许源自一种对真正改变社会的无力感；诚然，这种绝望有充分理由。或许后结构主义和酷儿理论的吸引力之一就在于，它帮助我们理解语言是如何操控我们的，并提供了一些工具来反抗这种操控。而女权主义意识使我们能够战略性的运用我们的集体力量。我们作为女性拥有生育能力(不论我们能否/是否成为母亲)，对许多人而言，是我们拥有的最奇妙的能力——但对一个资本主义父权制国家而言，我们所有人，无论是异性恋、同性恋、跨性别者还是社会性别酷儿，都只是若干个子宫，而国家通过规范避孕、堕胎和分娩的法律，以及无数塑造我们选择的政策来控制这种生物能力。事实上，我这一代女性「决定」多生孩子，而当代女性「决定」不生或晚生、少生，这些事实生动展示了父权规范力量的强大，以及我们多大程度上将自己做的「选择」当作「自然的」而全盘接受。
巴特勒毕生致力于探索和倡导那些被当前男性和女性定义压迫的个体「解构社会性别(undoing of gender)」。虽然我理解他们的愤怒，并支持他们在个体层面进行反抗的权利，但我不认为我们能通过这些个体性的微型反抗瓦解压迫结构本身。
后结构主义者计划实现按需堕胎。
后结构主义者为美国女性争取按需堕胎权的策略首先是：摒弃律师们曾用来说服美国最高法院、认定女性在美国宪法下有堕胎权的权利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预设人分为两类，一类是生理女性的女人，因此能怀孕，并依据开国元勋所起草的宪法拥有寻求堕胎的某些权利：包括隐私权，或法律下的平等保护权。1992年，玛丽·普维，时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英语教授、后结构主义理论家对这种论点提出反对，因为她认为，这种话语体系包含歧视性法律概念，包括它将生殖能力定义为所有女性的决定性特征，将许多非异性恋女性排除在外；并使贫困女性或有色人种女性在现实中遭受不平等对待。她进一步批评道，这种话语体系建立在十八世纪的人权理念上，这一理念源于个人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将母亲身份视为女性身体本质。总之，普维希望重新阐述堕胎辩论，她认为这一辩论实际关于我们如何理解这样一种观念：个人身份存在一个「自然的」基础，因此个人权利和性身份也有一个「自然的」基础。
当然，女权主义活动家，特别是激进女权主义者们，从未将她们的分析建立在这种法律话语体系上。她们认为，1973年最高法院在罗诉韦德案作出允许堕胎的裁决，是法院在衡量相互对立的社会力量的诉求后作出的政治性决定：一方是利用宗教主张支持自身商业利益的保守派实业家，另一方是需要美国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并降低出生率的自由派实业家。法院的裁决也回应了公众日益增强的意识，即全球人口增长已经失控，亟需通过堕胎改革来阻止女性被迫寻求危险的地下堕胎的社会丑闻。日益壮大的女性运动毫无疑问地影响了法院的判决，其中包括那些掌握了月经抽取技术1的女权主义者们；毕竟大法官们和普通人一样，也会读报、看电视。事实上，大法官哈里·布莱克门在判词中提到月经抽取术的发展是他们作出判决时考量的因素之一。
普维的策略是在重构公共话语体系后，提出她对这一话语体系的重新概念化。除了明确拒绝将「女性」视为一个统一类别外，她的重构实际上和女权主义活动家一直以来的做法大致相同：例如，将堕胎置于避孕，而非谋杀的语境中，并将堕胎和其他旨在满足社会需求的服务并列。普维竟然认为把每个女性置于其社会语境中来看是一种新女权主义思想，这不禁让我怀疑，她除了阅读所评论的最高法院判决和其他学术论著之外，是否做过更多研究。不过，与多数草根女权主义者采取的策略相比，普维的策略的缺陷在于：无法提升支持按需堕胎的男性与女性数量。而女权主义堕胎倡导者深知，唯有当有相当数量的女性发展出女权主义意识，认识到所有非意愿妊娠的女性——所有年龄、所有收入水平、所有族裔、无论出于任何原因、处于任何妊娠阶段——都必须能够获得堕胎医疗服务，按需堕胎才能真正实现。我们已经拥有公众对堕胎改革的支持。过去五十年的民调显示，80%的美国人赞成女性在部分限制条件下可以进行堕胎。
激进女权主义者明白，掌握生育控制权并不取决于说服公众相信女性有能力为自己的生育作决定。当足够多的女性具备女权主义意识时，她们将不再乞求改革，而是会大规模地提出要求。她们会发现，普通女性也能获得直接掌控自身身体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并真正付诸实践。届时，没有任何法院能作出相反裁决。
我认为，酷儿理论家提倡在社会性别前加上「顺(cis)」这一前缀源于他们对语言力量的深刻理解。后后结构主义关注的是人类、世界以及用语言传递构成一种文化的知识和价值观的实践的关系。后结构主义者认为，意义(即语言)支配着我们，并向我们灌输对铭刻其中的规范的服从观念。
作为一位第二轮女权主义者，我亲眼见证了语言力量的强大。第二轮女权主义者们将这些语言原则用作实现社会变革的一种方式。『她们意识到「女人」涵盖的意义：家庭性、养育性、依附性，以及反女权主义笑话如何不断塑造无助小女孩或老泼妇的刻板印象』。女权主义者『着手改变语言，发明诸如「主席人(chairperson)」和「他/她(he/she)」2等新词惹恼保守派』。
凯瑟琳·贝尔西(Catherine Belsey)指出，语言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个人的或私有的。个体可以修改语言，前提是他人同样采纳这种改变。我们可以选择介入语言过程，以改变其意义。例如，「literally」这个词不再总是意味着「非比喻或非象征性的」，现在它可能恰恰表达相反含义。社会性别酷儿群体将「cis」这一前缀加在「woman」前合成「ciswoman(顺性别女人)」，用来指代一个生而为女「且她的个人认同与社会性别与出生时的生理性别一致的女人」。他们向《牛津英语词典》出版方成功请愿，将这一新词收入词典。如果足够多的人用这个词指代那些出作为女性出生的女人(几乎是百分之百)，那么「女人」这一范畴就对包含跨性别女性的可能性开放。「cis」的原始含义是某人或某物相对于一个位置的方位。例如，Cisalpine (阿尔卑斯山南侧的)指罗马与阿尔卑斯山之间的地区；Cislunar (地月之间)指地球与月球之间的区域。而「trans」最恰当的含义是「变化」如「transition(转变)」。西蒙娜·德·波伏娃曾说，男人以其自身为基准界定女人；女人则是「他者」。
如今，一群认同为女性的男性正试图在「女人」这一术语内部制造一个等级体系，并将女性置于更低的位置。目前，这种情况正随着奥巴马的指令发生；一小部分男性的权利正在凌驾在这个国家一半人口的权利之上。
我们绝不能接受这种改变。如果有足够多的人，特别是在科学界与知识界，接受这一术语，那么我们将被迫使用「cis(顺性别)」这个词。
后女权主义(Postfeminism)并不是一个女权主义思想流派。而是当今数以百万计美国女性所持有的一种虚假意识形态，即认为女性已经获得比实际更多的平等权利，并据此行事，结果好坏参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性别研究教授，朱丽叶·威廉姆斯(Juliet Williams)，在2016年的一次工作坊中发表演讲。她说：
我们一致认为性别歧视是坏的，是错误的。我们被允许拥有生活在一个没有性别歧视的景观的感受，可这种感觉本身难道不是一种对性别歧视现状的否认吗？通过在当下揭示那些实践、结构和信念的存在，你实际上面对的是如何处理性别歧视已不存在的否认文化。当你打破否认文化，迫使我们正视性别歧视的持续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下的性别歧视与我们母辈经历的完全相同。
后女权主义者需要意识到，第二轮女权主义在实现真正平等方面还差得很远。尽管在女性运动的施压下，堕胎在有限的情况下得以合法化，但第二轮女权主义运动未能成功促使《平等权利修正案(ERA)》通过。若该修正案通过，所有限制堕胎的法律都将被废除，因为宪法律师们认为，这种仅适用于女性的法律是歧视性的，侵犯了她们的平等权利。《平等权利修正案(ERA)》将为美国女性带来平等机会、带薪产假、带薪育儿假、免费托儿服务、政府儿童补助和适足住房的政策。这些措施将确保女性选择生育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得到妥善的营养和照料，并享有直至大学的平等教育机会。届时，任何年龄的女性都将能真正地自主选择是否生育。而如今，「支持选择(pro-choice)」 这个词听起来苍白无力，因为女性若想经济独立，就不得不借助危险的避孕手段和堕胎避免生育超过自己能力范围的孩子。
如果大量女性能接触并参与到女权主义的意识提升活动和项目中，并由此形成女权主义意识，她们就能以不同方式解决问题。在大学，女性群体会直接对抗校园强奸问题：她们会公开强奸犯身份、制定集体自我保护策略以确保社交饮酒的安全，并监督校方执行相关政策。这类策略依赖于大众意识的觉醒。没有这样的意识，个体女性甚至女性群体能做到的事情都非常有限。在我们做到这一点之前，若不警惕后女权主义思维，将会面临诸多恶劣的意外，例如发现高校管理层更关心如何劝退强奸投诉，而不是采取任何实质行动来制止强奸。
我冒着被视为杞人忧天者的风险，发出由社会性别酷儿群体发起的所谓「社会性别革命」可能正中父权制下怀的警告。这场「革命」会转变所有人对女性困境与痛苦根源的看法，从源于性别歧视，变为源于几乎所有其他事物：社会性别规范、强制异性恋、种族主义、贫困、女性普遍的脆弱性、个别男性的虐待行为，以及最终，她自己。除了限制性社会性别规范，巴特勒或其他酷儿理论家还指出了哪些导致女性屈从的原因？
巴特勒写道：「如果身份不再作为政治三段论的前提，如果政治也不再被理解为一套源于现成主体固有利益的实践，那么一种新的政治构架必将在旧有废墟中出现。」
按社会性别而非生理性别划分人类，是在抹除女性经验。我就是在这样一个抹除女性经验的社会中长大的。我和其他人一样，都曾有过前女权主义意识，所以我深知男性的优越性看起来是多么自然和不可避免。
我希望这种倒退能够被阻止并扭转。女性在家中、校园或职场中自发组织小型、女性专属的意识提升聚会，会是一个绝佳起点。如果女性通过交流分享个人及工作生活的细节，认识到她们作为女性共同遭受着深层不公时，往往会激发她们纠正这些不公的行动意愿。在她们努力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她们开始理解这个性别歧视社会用来压制女性的机制和制度，以及应如何有效地对抗。这个过程是构建大众女权主义意识的先决条件，而这种意识必须扎根于对女性物质处境的理解、对阻碍她们解放障碍本质的认知，及对最有效的对抗策略的掌握。
- 月经抽取技术(menstrual extraction)是一种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由女性健康自助运动发展出来的技术。它的核心目标是让女性掌握一种低成本、可控、安全的方式在月经初期清空子宫，既能缩短月经周期，也能在怀孕极早期终止妊娠。具体操作是使用一个简单的抽吸装置，通常由手动负压泵、塑料导管和集液瓶组成，在月经刚开始或预计月经来潮时，将子宫内膜和血液抽出。如果在受孕后1-2周左右进行，通常能清除受精卵着床的子宫内膜，达到早期终止妊娠的效果。整个过程不依赖药物，也不需要在医院手术，通常由经过培训的女性互助小组成员操作。 ↩︎
- 这里列举he/she作为新发明，是因为在英语传统上指代不确定性别的人时通常只用he，即男性化泛指代。第二轮女权主义者为了挑战语言中的性别偏见，创造了he/she的表达方式来让语言中性化，让女性在语言表达中现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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