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卡萝尔·多纳
译者 | KK Burns
本文共计 7115 字 ，预计需要 23 分钟。
在当今美国政府的政策推动和性别酷儿(genderqueer)社群的施压下，「仅限女性」的公共和半公共空间可能很快彻底消失，下面列举一系列近期发生的事件：
剥夺女性拥有专属空间的权利会严重打击女性自我认同和群体团结，因为这意味着女人们要被迫生活在一个连基本隐私权都得不到尊重的社会中。生活在父权制世界的我们切实需要在明确无男性在场的情况下集会，讨论和组织行动。女性无法拥有专属空间会直阻碍女权主义意识的形成，特别是集体女权主义意识的觉醒。
奥巴马政府的强势举措无疑是场令人瞠目的压倒性的男性权力展示。我预计，多数学龄女孩会毫无不满地接受男孩出现在她们的卫生间和更衣室中，她们很可能像接受其男性行使其他特权一样被动接受这一切，同时这也意味着：她们在校园里唯一一个没有男性存在的私密空间也将被剥夺。
美国主流的女权主义组织将跨性别议题纳入工作议程令我感到始料未及。虽然毫无准备但并不震惊，因为我早已习惯多数女性认为帮助弱势群体是我们的群体责任，而跨性别者，无论其生理性别，都是男性暴力和歧视的受害者。然而真正令我震惊和愤怒的是：跨性别运动领导者针对女性展现出强烈攻击性。他们会因女性谈论自身性器官，或将月经、怀孕和分娩界定为女性事务感到不满，进而强迫女性改变用语来达到「包容性」要求。因为对他们而言，谈论女性经验天然地将跨性别女性排除在外 —— 毕竟跨性别女性并非生物学意义的女性。此外，这些跨性别活动人士甚至称讨论女性接受堕胎是厌女的，理由是部分自我认同为男性的女性可能会怀孕，生产或堕胎。
跨性别社区的诉求建立在酷儿理论(queer theory)的基本原则之上，酷儿理论从被统称为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的哲学理论中萌芽，并逐渐在女权主义内部发展出独立分支。酷儿理论倡导者称，其目的是要彻底颠覆并重新定义「人类」概念本身。为实现这一目标，酷儿理论试图颠覆和解构传统社会性别规范(gender norm)，通过把非异性恋的性取向纳入现有的社会性别类目中，并通过(社会)性别表演拓展其光谱。
原则上所有流派的女权主义都致力于此，但所有激进女权主义者都拒绝将「女性(woman)」这个社会性别范畴扩展到跨性别女性。 通过对作为主流酷儿理论家兼活动家之一的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著作仔细研读就不难发现，她实际上并不希望女权主义运动在反抗女性生理性别压迫的议题上继续投入努力。她主张女权主义应转向关注酷儿性取向，和各种混合性社会正义团体合作共同推进一系列社会议题。不过巴特勒并未明确指出应采取何种具体形式推进合作。我怀疑，不论是女权主义者们还是酷儿社群都未必真正意识到：上述内容才是酷儿理论的立场。
跨性别权利运动本质上是酷儿运动的一部分，如今已被纳入LGBTQI 联盟，即女同性恋(Lesbian)、男同性恋(Gay)、双性恋(Bisexual)、跨性别(Transgender)、社会性别酷儿(Queer)与间性者(Intersex)形成的联盟。这个联盟在很大程度上由男同性恋者，以及一些在艾滋病流行初期为拯救一代男同性恋者而战的女同性恋者和性别酷儿老兵领导的。该联盟后来成功推动同性婚姻合法化，并获得广泛社会支持，他们活动资金充足，背后既有个人和企业捐助者，也有基金会支持，同时拥有政治经验丰富的律师和媒体专家，在高层政治圈也有人脉资源。看上去他们已经说服美国行政部门，通过从后结构主义及酷儿理论中发展出的语义策略(semantic tactics)绕过立法和司法两个权力分支以推进组织议程。
如今LGBTQI 领导者在争取跨性别权利的过程中使用大量后结构主义术语，例如：包容性(inclusivity)、特权(privilege)、压迫(oppression)、和主体性(subjectivity)。然而这些术语的含义在酷儿理论和民权运动中存在明显出入，这或能解释他们在争取支持，进而在对女性权利发起攻击上所取得成功的原因。
我的女权主义的意识觉醒于亲身参与妇女运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女性也有相似经历。我们参与的大规模女性运动完全依靠自筹资金发展壮大，最终改变整个社会。通过开展见面会，我们交流各自的生活经验，共同实践无数大大小小的行动，由此培育出我们的女权主义意识。
期间我们创建了女性专属空间：意识觉醒小组(consciousness-raising groups)，女性中心，强暴危机援助中心，以及用来躲避施暴者的安全屋。当我和其他女性共同在位于洛杉矶的女权主义女性健康中心(Feminist Women’s Health Center,FWHC)工作时，我们发展出一种特别的意识觉醒活动形式，并将其命名为自助活动(Self-Help)，在这些活动中我们会一起对各自的阴道进行探查。这一自助式女性健康运动后来衍生出避孕和堕胎转介服务，并逐步成为堕胎服务提供者运动(abortion provider movement)的领导者。随着我们逐渐意识到自身的消费力量，女权主义书店，女性出版社，女性信用合作社，以及女性音乐出版机构等也纷纷涌现并蓬勃发展。
葛达·勒纳(Gerda Lerner)1对西方女权主义意识形成历史进行严谨系统的研究，就女权主义意识产生过程的定义勒纳曾明确指出：女权主义意识基础是身为女性这一共通经历。
当女性意识到经历某种不公是她们的共同遭遇时，这种对不公的认识就开始变得具有政治性。为了纠正这种集体不公，女性开始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组织起来。在组织运动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遭遇阻力迫使女性调动自身的资源和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她们建立起姐妹情谊，同时催生全新的女性文化范式，可以说这些文化范式被迫诞生于女性们遭遇的阻力和反对，例如生理性别隔离/分离主义机构，以及对应的生活方式。基于上述经验，女性开始提出自身诉求并发展相应理论。运动推进到一定阶段，女性便会完成从被规训的男性中心(androcentricity)世界观到以女性为中心(woman-centeredness)的世界观的转变。
然而，即使这种基于共通压迫经验形成的意识也不足以始终维持大众层面女权主义意识的团结。由于某些女性群体经历着非群体共通压迫，例如因种族、年龄或阶级不同带来的额外不公，结果就是贫困或有色人种女性的意见经常未被纳入女权主义团体的意识建构，这导致她们选择退出女性运动，或被迫接受这些以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为主的政策与视角。近年来新起的交叉性理论(intersectionality)中的范畴内部复杂性(intracategorical complexity)路径为我们提供一种分析方法：在帮助女性识别共通压迫的同时，也能将工人阶级和有色女性遭受的额外压迫纳入视野，避免忽视边缘群体的诉求。
许多性别酷儿个体也是女权主义者。然而，作为女权主义者并不等同于拥有女权主义意识。女权主义者是指主张女性在社会、政治及其他方面应与男性享有平等权利的人。女权主义意识则远不止生而为女，它包括：
在不同文化和历史背景中曾出现一轮又一轮大规模女权主义意识觉醒浪潮，这些浪潮推动女性前进，但随后又退到低谷。至今没有哪位历史学家能对女权意识的起伏规律作出解释，或帮助我们预测下一轮女权主义浪潮将在何时何地以何种形式到来。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苦难与屈辱不会自动催生女权主义意识。正如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指出的：「压迫只会压迫(Oppression oppresses)」，也就是说即便是温和改革，只要能增强女性对自身生活的掌控权，就能成为她们进一步争取更多权利的起点。当女性开始通过实践为自己争取权利（例如为子女，家庭争取福利），她们就有可能发展出更高层次的政治意识。
我们也知道，不是每位女性都需达到女权主义意识水平才能形成群众性的女权主义觉醒。即便在第二轮女权主义浪潮的高峰期，仍有很多女性与其他女性保持疏离状态。因此女权主义者们不用等到代表所有女性后才采取行动—— 只要她们为自身权利发声的同时敞开大门欢迎更多女性加入斗争就已经足够了。第二轮女权主义浪潮历经十年发展才积聚起足够力量，使我和成千上万女性最终投身其中，下一轮浪潮或许也要这么久，不过考虑到如今互联网迅速发展，全球化趋势以及前几轮运动留下的扎实基础，新浪潮可能会更迅速地到来。
激进女性主义者们认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父权制下的社会性别关系 —— 这与自由女权主义者只专注法律平等完全相反。有色人种女权主义的不同流派也认为：社会性别等级关系对女性构成压迫，尽管她们希望将范畴内交叉性作为方法论，将种族和经济等阶级关系纳入考量来理解和反抗这种压迫。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说明：以朱迪斯·巴特勒为代表的酷儿理论和所有其他形式的女权主义—— 那些以反对女性因性与生殖差异受剥削为出发点的女权主义—— 在策略层面是对立的。
有些人会认为，我把对女性权利的攻击归咎于某种哲学理论有十分强，特别是这种哲学理论激励LGBTQI 运动的发展壮大：象牙塔中的理论怎会产生这样的影响呢？性别酷儿反文化潮流已经激发了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想象力。它「包容性」的民主话语，以及它对跨性别者痛苦的同情诉求，和它所描绘的一个更加自由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可以探索作为人的全部潜力，这一切必须建立在一个不只批判我们在政治工作中使用的分类的理论基础之上2。第二轮女权主义浪潮常因白人中产女性不够包容贫困和有色人种女性受到批评，这些批评我们接受了，也记住了。然而除了提醒女权主义者警惕过度概括的危险，并且强调需要代表所有年龄，种族和经济背景的女性之外，我在酷儿理论的著作中并未找到连贯的行动计划。
在不赞成酷儿理论的声音中，有许多人遭受严重后果：声誉被毁，被解雇、发声平台被剥夺，大学相关系所被迫更名。如今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正被迫放弃隐私权来迁就那些自我认同性别与其生理性别不符的人提出的「合理需求」。
或许我对酷儿理论和跨性别运动领导者的批评过于严厉，但他们的确通过将酷儿理论的哲学术语曲解为符合传统观念的内容，成功说服奥巴马政府支持他们的破坏性计划。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说服时任美国司法部长洛蕾塔·林奇将反对跨性别女性进入女性洗手间的立场和种族歧视划等号。林奇称这种反对是「排斥」和「歧视」，就像过去在洗手间、水龙头或公共设施上贴上禁止某类人群进入的标语一样，这是基于「一种无实质区别」的排斥行为。后结构主义学者使用「包容(inclusion)」这个术语，仅指通过将相似的事物归类在一起，通过排除不相似的事物创造某一类别，这么做本身并无好坏之分。
林奇对那些反对跨性别者进入女性洗手间的群体表达的担忧不予理睬，认为这种担忧缺乏事实依据。但林奇显然并不知道来自瑞典的一项大规模长期研究：该研究追踪的一项内容就是1973-2003的三十年间跨性别女性在进行性别转变前后的犯罪模式，作者在结论中指出：这些担忧并并非空穴来风。研究发现，和普通大众相比，跨性别女性的犯罪率并未降低。众所周知，男性犯罪率显著高于女性，尤其是在针对女性的性相关犯罪上，而接受性别转变的男性的性相关犯罪率依然与普通男性持平。因此，反对跨性别女性进入女性专属空间是基于安全的合理考量，不应被草率地当作对跨性别群体的敌意或非理性恐惧。
种族或阶级歧视的排它行为通常基于无关紧要的差异，比如肤色，因此是不可接受的。与此相反，女权主义者主张将跨性别女性排除在「女性」范畴外是基于生理性别的实质差异和社会性别角色这一社会建构的客观存在。「女性」的定义并非来自公众对社会性别(gender)含义的投票表决；相反，它在传达一种基于生理性别差异的等级结构，这一结构经由法律制度确立，并被男性主导的机构日复一日地加以巩固。女权主义者拒绝将跨性别女性纳入女性范畴的目的不是要剥夺其特权；实际上，男性在我们的社会中有着高于女性的特权，因此对这一主张缺乏「包容性」的指控是错误的，将包容性用在这种语境下会在憎恶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人群中制造分歧。
早在 1990 年就有学术研讨会就「谁属于女性，谁不属于」这一核心议题进行探讨，同年朱迪斯·巴特勒发表著作《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书中她就这一问题进行广泛论述。其他与会者在研讨会上对巴特勒的主张提出质疑：她是否认为排他过程本质具备好坏的道德判断？巴特勒的回答在我看来模棱两可，琳达·尼科尔森对巴特勒的回应做出总结，认为她的大意是：对一个排他过程的道德判断取决于某种特定主体，例如女性，的政治性建构机制，以及在这种建构过程中具体排斥了哪些内容和哪些人。
巴特勒闪烁其词的回答恰好体现其薄弱的理论依据在实践层面站不住脚，而美国司法部长林奇却依赖这种薄弱的理论质疑任何拒绝接受「将自我认同的社会性别(gender)视为法律定义的生理性别(sex)」的人，甚至指责他们人格不正直和立场不道德。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联邦法律是以生理性别歧视(sex discrimination)而非以社会性别认同歧视(gender discrimination)为基础。
一个人试图在没有正当动机和理由的情况下，通过排斥他人来维护自身特权，这种行为会对被排斥者带来压迫和伤害。但女性——所有生理女性 —— 谈论自己的女性性器官算不算排他行为呢？这种情形能和洛杉矶加州俱乐部门口张贴的「禁止狗与女性进入」的标语等量齐观吗？后者体现的是赤裸裸的男性至上主义。
当语言学家使用「排他」一词时，指的是在构建某一范畴时根据事物或对象共同特征进行归类，同时排除不具该特征的事物或对象。在「女性」语境中，男性没有卵巢、子宫和女性外生殖器官，更不具备女性性别 DNA。药物和手术只能改变第二性征，即外科层面的拟态。如果我们的社会判定个体就是ta自己认同的任何社会性别，那么我们就必须创造全新类别来指代生理性别的实质差异以及社会赋予它们的建构性差异。
首先，语言学家，至少是后结构主义语言学家使用的「排他」与「包容性」这两个术语，是任何构建类别的过程中都会出现的语言实践。当我们使用「女性」一词时，是指拥有女性身体的人。女性有外阴、阴道、子宫、卵巢，以及全身带有女性性别染色体的细胞。这个类别不会排斥那些天生没有子宫或因手术而切除子宫的女性。但这个类别会排斥拥有男性身体的人。通过药物和手术来模仿女性或男性身体是近年出现的新现象，社会将如何为这些个体分类尚未可知。
尽管部分社会存在不止两种社会性别的文化传统，但所有人类社会在生物学上都具备两性异形(sexual dimorphism)，即雄性和雌性。确实存在极少数人，其外生殖器无法明确归入某一生理性别，或者其内部器官或染色体出现足以影响生殖能力的变异，例如间性。上世纪七十年代当我们在女性健康护理中心撰写《女性身体新观((A New View of a Woman’s Body)》一书时，我们也对这些健康的差异感到惊讶（这里健康的定义是指无疾病状态）。但由于这些差异并未显著影响性生活或生殖功能，因此我们未将其纳入书中。
我们从未将生育能力视为健康的标准，至今仍不认为。尽管我们的研究表明人类具有生理性别二态性，但我们仍对医学界为使间性婴儿的生殖器严格符合两性规范而滥用药物与手术的行为感到震惊。在最初的手稿中我们对这种做法提出抗议，但在被允许出版的简化版本中这一章被删除了。作为女权主义者，我们希望庆祝多样的健康身体，同时反对社会或医学界对与不同于常规的身体特征贴上「异常」或「不健康」的标签。
我们从未将生育能力视为健康的标准，至今仍不认为。尽管我们的研究表明人类具有生理性别二态性，但我们仍对医学界为使间性婴儿的生殖器严格符合两性规范而滥用药物与手术的行为感到震惊。在最初的手稿中我们对这种做法提出抗议，但在被允许出版的简化版本中这一章被删除了。作为女权主义者，我们希望庆祝多样的健康身体，同时反对社会或医学界对与不同于常规的身体特征贴上「异常」或「不健康」的标签。
我们从未将生育能力视为健康的标准，至今仍不认为。尽管我们的研究表明人类具有生理性别二态性，但我们仍对医学界为使间性婴儿的生殖器严格符合两性规范而滥用药物与手术的行为感到震惊。在最初的手稿中我们对这种做法提出抗议，但在被允许出版的简化版本中这一章被删除了。作为女权主义者，我们希望庆祝多样的健康身体，同时反对社会或医学界对与不同于常规的身体特征贴上「异常」或「不健康」的标签。
- 葛达·勒纳(Gerda Lerner,1920–2013)奥地利裔美国历史学家，女权主义者，被誉为女性史研究奠基人之一，她是首批将女性经验系统纳入历史学科体系的学者，推动女性史从边缘走向学术主流。研究内容涉及女性史，女性生理性别与权力结构的历史重建，以及女性集体行动和女权主义意识的形成，著有：《父权制的建立》《黑奴制中的姐妹情谊》《女权意识的形成： 从中世纪到18世纪70年代》等。 ↩︎
- 作者认为仅批判和解构性别、性取向等社会分类的合法性（正是后结构主义和酷儿理论的做法）并不能构成扎实的政治理论基础。换句话说，没有一个可以实际推进女性解放的理论构架，那么即使诉诸包容与自由的语言这样的理论也无法为女性权利提供切实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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