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作为女性,我们需要直接了当地发声并无需为此感到抱歉。我们需要保持敏锐的批判性思维,拒绝将大规模强势推广的社会性别/酷儿/跨性别理论视为不容置疑的绝对真理。我们需要明确自己的信念,坚定捍卫自身表达异议的权利。如果我们变得过于安于现状,允许男性继续重新定义有关女性的语言(以及随之而来的女性生活现实),允许他人告诉我们有理有据的异议是「仇恨言论」,或者选择相信那些基于我们自身经历的观点是种暴力,那么全体女性都将面临被抹除的风险。而这种抹除并非由语言本身造成,而是由于我们未能察觉我们的语言正在被用来抹除我们。
本文作者 Hypotax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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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希望任何读到这些文字的人「认为」我是愤怒的:我要你们明白我是愤怒的。
你们即将读到的内容是思想犯罪:我所熟知并使用的语言是异端的(heretical)。我和许多其他女人一样,只能在笔名掩护下撰稿,避免因道出真相而遭受公众「处决」,尽管这种「处决」是象征性的,但它带来的后果却是真实且严重的。许多女人选择戴上匿名的面纱躲在幕后说话,因为她们言论和「男性福音)Gospel According to Man)」不一致。
几年前,在我教授的一门课程中需要涉及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在这本书中亚里士多德的目标之一是为人们提供一种如何「如何过上最好的生活」的科学范式(如果你问我,我会说这是相当傲慢的尝试)。于是我向学生们,一群千禧一代的大一新生,介绍这本《伦理学》并问他们:过上「美好生活」意味着什么?「美好生活」包括哪些要素?我们该如何定义它?
我的学生们,和他们那一代的绝大多数一样,对这些问题避而不答,因为他们害怕表明自身立场或会「否定」其他同学的观点。所有学生在这样一种极端相对主义文化中长大(a culture of such impossible relativism)1,因此他们相信采取任何立场,提出任何观点或理论都在彻底消除可能持不同意见的同学的立场,观点或理论。
为了激发他们思考,鼓励他们谈点什么,无论是什么,我提出以下问题:『 如果有人选择一生都住在黑暗发霉的地下室,用桶解决生理需求,只吃奇多,唯一的娱乐是看色情片直到生命终点,这算不算是「美好」生活?』
即便如此学生们依旧不愿回答。最终几位勇敢的学生勉强给出不冷不热的回应,例如:「如果他喜欢那样,那我想这算是一种美好生活」,还有人说:「我不想过那样的生活,但如果他想那我又有什么资格评判他呢?」
我进一步追问,难掩不可思议:「但这真的是度过自己短暂人生的好方法吗?」
他们说,一切都是主观的。
那天课后我感到有些不适。诚然,「各人有各人的生活方式(live and let live)」是个美好而高尚的格言,可学生们甚至无法对一个不太可能的假设场景形成确切立场。对组成社会的我们而言,当我们因为基于事实/知识/研究形成的观点会彻底「抹除」那些可能与我们意见相左的人的视角而害怕坚持信念,表达立场或阐明观点,这意味着什么?
有趣的是,尽管并不出乎意料,后现代主义思想曾是人文学科中引人入胜的理论前哨,如今却给理性讨论造成迅猛而毁灭性的打击,后现代主义已经成为我们被要求使用看待一切的滤镜 —— 从歌德到性器官2。
后现代主义的野火不再局限于现代诗学,飞速蔓延到政治,流行文化和法律领域。主流文化敦促我们不要评判任何事物(甚至不能评判试图将恋童癖正常化这一微妙但极具阴谋的动作)。我们被告知想做好人就必须接受绝对的道德相对主义,必须将所有事物视作对多样化解读开放的文本,且所有解读都是正当和正确的 —— 除了那些挑战父权制最钟爱的资本主义制度解读:色情、卖淫和社会性别(gender)。
同样的,在相对主义的泥沼中所有立场都是正当的,除了那些坚持拒绝按照男性需求重塑女权主义信念的女性所持的立场。这些拒不妥协的女性的信念是如此危险,以至于它们被归入暴力范畴。相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想共同打造了一个不存在绝对,语言变得毫无意义,而提出其他观点等同于思想犯罪的社会环境。相对主义最有力的执法者,决定哪些词语能够表达哪些含义的严厉独裁者通常是那些决定将社会性别作为其人生核心议题的人(其中男性占绝大多数)。
对许多男性人类而言,理所当然地,社会性别既令人着迷又与生俱来:它是他们渴望成为的存在,追求的目标,和定义自我的事物。
你瞧,尽管社会性别确实(如许多自由派热衷指出的那样)同时影响着女孩和男孩,但方式各不相同。毕竟按照社会性别规范男孩并不是个「糟糕」的存在,因为男孩生在一个赋予他定义「男孩」和「女孩」含义权力的世界,也是这个世界许诺他规定语言应如何围绕他的经验构建的权力。我们如此坚信社会性别的天然性使一个男孩从出生起就被培养坚信这个世界 ——包括其财富,女性和语言 —— 是他与生俱来的权利。
女孩对社会性别的体验截然不同。事实上,致使女性持续受到系统性压迫的最大因素就是对社会性别坚定不移的信念:认为社会性别是由难以捉摸,无法感知但却真实存在的「女性大脑」的部分决定的,先天嵌入我们 DNA 的某种特质。父权制毫不动摇地捍卫社会性别的先天性使得我那极其聪明的祖母无法接受正规教育,也让无数和我一样拒绝被「女人味」的刻板印象束缚的女性无法相信自己是正常的人类女性。
我偏爱工装靴、短发和啤酒、不化妆、对女性感到性/浪漫吸引,这些都使部分自由派把我当作没出柜的「跨性别男性」。我的个人偏好被「解读」(用后现代术语来说)成对我无比重要的「社会性别表现」。如果对社会文化潜台词进行解读,那我显然被认为拥有「男性大脑」或「男性灵魂」—— 但事实是我有女性生殖器官,体内充满雌激素,甚至或会因雌激素患癌,无论我的「社会性别表现」如何都无法改变这些现实。有些事物,事实上,并不是主观的。
我被塑造成条件反射般地对男性恭敬顺从和我的「身份认同」,个人喜好,或生理特征无关,却和社会性别,和我生而为女却生活在一个厌女世界有关 —— 其中男人痴迷于将我们的次等地位和我们的生理性别牢牢绑定。
社会性别并不值得庆祝。相反,社会性别是一种破坏性的父权制资本主义力量,强行剥夺女性作为人类的尊严,其最恶劣的表现是助长如童婚,强奸和荣誉谋杀这些暴行。对于全世界的女人和女孩来说,社会性别正是压迫所在,女权主义者过去能够直言不讳地指出这点。
由于我拒绝接受我所知的非真实事物,一些自由派便在我的博客上谴责我对那些将社会性别视为一场幻想,一种可玩弄/可尝试的事物,一个赋予他们生命意义的计划的人们实施真实暴力。
对女人和女孩而言「社会性别」是个动词;对男人而言「社会性别」是一个名词。对女人和女孩而言,社会性别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遭遇;对男人而言,社会性别则是他们可以拥有的东西。
由于排斥男性,如今女人甚至无法宣称自己属于「女性」这一生理性别阶级。我们对这个词的使用权已经被压迫者剥夺。
社会性别教条构建在如下信念之上:诸如「女性」「女人」和「女孩」这些词可是是任何人(通常是男性)解释的任何含意(因此,除非某个男性用它们描述自己,否则它毫无意义)。
我们被告知「女性」与其说是「现实」,不如说是男人脑中产生的某种感受和直觉。
我们被告知不得使用任何排斥男性人类的术语 —— 如怀孕,月经,阴道。然而我们却被允许尽情使用女性本质,女性灵魂这种难以捉摸又无法验证的超自然术语。尽管没有任何女人亲眼见过或体验过这些幽灵般的存在,我们必须绝对相信它们存在。
这些术语是那些继承女人衣钵的男人们慷慨赐予给我们的。
我们这些女性,女权主义者,通常是女同性恋者,如果对这种认知命令心存异议,或对那些坚定信念如「女性灵魂」进行批判,就会被指责在消除跨性别者,或不希望跨性别者存在。如果我们迎合这样的时代思潮,语言将有能力从字面和实际上消除部分人类,异见在这种环境下当然会被视为威胁。当我们相信异见和理性批判的语言是「危及生命的」,我们在为所有知识性分歧打开针对它们的真实暴力镇压的大门:我们招致了野蛮到来。
语言的确能够暗示暴力,成为暴力的抽象表现形式,甚至能够煽动暴力,但语言本身无法成为真实暴力。真实暴力具有一种实体性(女人和女孩对此深有体会),尽管语言拥有众多力量,唯独缺乏这种实体性。倘若语言能成为真实暴力,那男人们早就在诗歌的韵脚中发动他们的战役了。
事实上,与他人意见相左既不是企图使用暴力,也不是「抹除」行为,更不是否认他人的存在。意识形态和哲学冲突 ——仅表现为语言时 —— 不是暴力。(是的,我意识到当语言被写入法律时会对群体产生某种抹除性影响,但我并不是在讨论法律问题 —— 相反,我指的是「思想集市」中仅存的公共话语。)
每日女权主义网(Everydayfeminism.com)告诉我,阴茎是种假设,阴道是种「构造」,而我的女性灵魂却是个「现实」,然而这无法抹除我那个真的不能再真的阴道,也无法抹去这一事实:只有男性才知道他爹的「女性灵魂」究竟是什么。那些「自我认同为女性」的男性无时无刻告知我要如何称呼自己:顺性别者(cis)。此外我还被告知,作为一名女同性恋者,我只是被某种社会性别吸引,因此我拒绝和有男性身体且「感觉自己是女性」的个体约会是种歧视性行为。在大众文化和学术界,我的性取向本身由男人定义和管辖,对他们而言社会性别是行为艺术,是温暖的感受,是一切。我被告知在讨论我的生活时哪些词汇能被使用,哪些不能。
我很幸运成长在一个父母没有将我们的「社会性别展示」病理化的家庭里,我哥哥想涂指甲油戴发卷,而我妹妹坚持要穿她所说的「男孩衣服」如安全帽和不合身的POLO衫,我们都没被送去看社会性别治疗师、心理咨询师、或外科医生。尽管我的父母在政治上并不活跃,但他们在潜意识里明白这些渴望只是偏好的一部分,并不是编入我们 DNA 的「问题」。事实是,尽管社会文化暗示和条件反射训练存在,他们的孩子们中注定有一些无法严格遵循社会性别为他们框定狭窄边界。儿子会想要粉色指甲油,女儿会想要牛仔帽和假纹身,谁在乎呢?更大的麻烦是对数学作业的强烈抵触,和无法保持整洁的卧室。
作为一名抵抗多数社会性别规范的女同性恋者,我很庆幸自己成长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时男人们尚未绑架并主导女权主义哲学。我能够将自己不愿遵循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看作从中逐渐解放的证据。社会没有告诉我,拒绝脱毛或对法兰绒的喜爱是我细胞层面的一部分,相反,我可以把这些小小的自由归功于六七十年代女权主义姐妹们为我创造的机会:做我自己。那时从来没人真的认为我的外表传达了某种固有的男性特质,更没人告诉我,我的个人喜好意味着某种本质的,不可改变的基本事实,需要立即得到确认治疗和药物干预。
然而,社会性别表达只是社会性别灾难的一小部分。更为有害的部分涉及社会化,荒谬但广泛存在的观念和偏见,它们深深根植于文化结构,影响着从医疗到住房等方方面面。社会性别这些更为微妙,然而却更具潜在危害性的层面远比其他重要,并且无法通过「身份认同」的方式解决或摆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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