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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凯瑟琳·曼迪戈(Dr. Katherine Mandigo)是加拿大温哥华的全科医生，从事医学工作超三十年。她拥有流行病学硕士学位，并在公共卫生和私人诊所工作过，曾任职于加拿大HIV/AIDS网络，不列颠省艾滋病卓越中心以及加拿大卫生部。这篇文章是她于2015年发布在女权主义博客 Radfem Repost 上的一篇回忆的随笔，记录她从行医初期到现在对跨性别主义的立场转变。
原文法语版于 2019 年被重新刊登在法语版 Radfem Repost 论坛上（英文版已被封禁）访问链接：https://tradfem.wordpress.com/2019/06/12/comment-jai-desservi-ma-clientele-trangenre/
在我打包搬家时，一个工作相关的文件夹忽然映入眼帘，里面夹着张卡片，我已然忘记它的存在，但在打开它的瞬间，我瞬间想起寄卡片的人。这是一张跨性别患者寄来的感谢卡，一位从女同性恋转变为男性的患者，感谢我在她成为自我认同的男性过程中给予的帮助和支持。虽然过去我会尊重患者意愿使用他们希望被称呼的人称代词，但现在我选择使用生理性别的对应代词。
我是在一家青年诊所(接待26岁以下患者)工作时见到这位患者，她通常在女友陪同下就诊。在此之前，她曾在当地医院的社会性别焦虑诊所(Gender Dysphoria Clinic)接受检查和治疗。我没有开出任何检查和诊断，只是给她注射他们开具的睾酮。
我亲眼目睹这位患者的身体变化：她体重增加、肌肉增多、声音变低、长出胡须、自述性欲，和攻击性的增加。记得初次见到这位患者时，她看起来很稳重又自信，我在和她的互动中没有感到被操控，这让我在给她进行注射睾酮时感到心安。
我大约是在九十年代中后期接诊这位患者的，具体时间记不得了，只记得她是我接诊的第一位跨性别患者。那时我从医尚不满十年，医学院也没教授任何有关跨性别主义的知识。那时我年轻天真、相信科学，可跨性别主义科学在当时尚未存在。我该怎么办呢？
随着人们对医学和医生的家长作风批评得越来越多，我们被要求更耐心地倾听患者主诉，尊重他们表达的个人经历和感受。医学院虽没要求我们宣誓希波克拉底誓言，我们仍在遵循不伤害原则，但那时我不知道如何权衡进行转变尝试的风险和收益。那时的我对跨性别主义也没有任何个人立场 ，专业上我觉得有责任试着迎合患者的需求，而非我的需求。我不想出具任何跨性别诊断，但如果社会性别焦虑诊所的专业团队已经进行评估，我愿意作为家庭医生提供后续服务。
几年后，我所在城市的一家社区健康中心开设试点项目诊所，专为酷儿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我们尽可能多地聘用酷儿医生，因为预计会有大量被传统医疗系统疏远甚至排斥的酷儿患者前来就诊；不过从实际来看，我们遇到的大多是被排斥的跨性别患者，他们要么无法被社会性别焦虑诊所接受进行转变(通常因为心理原因），要么无法忍受社会性别焦虑诊所漫长的评估过程(同样通常是因为心理原因）。
这些患者都是想要转变为女性的男性，并且他们的种种行为都表现出心理不健康的迹象。我依稀记得当时在诊所工作人员头上笼罩着强迫氛围，因为质疑患者表达的社会性别认同和欲望的有效性是极其不合时宜的。任何心理困扰都被归因为患者在「错误」的生理性别中生活带来的痛苦。
这些患者经常试图用恐吓迫使我满足他们的要求，如果我提出疑问，他们会表露出被侮辱的愤怒(大概是认为我在质疑他们），如果我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会暴跳如雷，愤然离开。和他们相处令我感到非常不安，在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同时不招致他们暴怒实在是个挑战。
这个试点项目并未持续很久，因为除了这些被排斥的跨性别患者外，几乎没有其他人来就诊。或许因为诊所在周一下午营业，更多适应良好的酷儿患者大概还在工作，无法前来就诊。亦或许那时大多数酷儿患者已经感到他们可以轻松获得所需的医疗服务，不再感到到被排斥。究竟是因为医疗服务供给不足还是缺乏需求，这些问题从未得到回答。
在随后几年里我并没有接待很多跨性别患者，直到最近，他们中的大多数以异常高的比例出现在我们城市的精神疾病患者和成瘾人群中。
一位患者来到我的私人诊所，这是一位从女同性恋过渡为男性的患者，正在接受某个社会性别专家的治疗。那时社会性别焦虑诊所已经关停，具体原因尚不清楚。我判断在所有医生都应提供这种护理，不应将其推给专科诊所的说辞掩护下还有其他政治因素。令人不安的是，省儿童医院开设了一家附属跨性别诊所。
她来到我的诊所，说她听说我是个很好的医生并且专门研究跨性别问题。
我立刻觉得自己被捧得过高受到操控，于是赶忙解释这不是真的，我既不是技艺精湛的医生更不是跨性别专家。她的话让我提高警惕。我猜测这位患者可能我当成Dykes(展现男特质的女同性恋者)，虽然我从未透露过这一信息。在后续的几次就诊中，这个患者继续尝试和我成为朋友，她经常表现得过分友好，言行举止都透露着我俩是Dykes好友，就像她忘记自己的性别身份认同是男性一样。
随着时间推移，我发现这个患者一直隐瞒一些不利的信息，这些信息本可以加快对她其他问题的诊断。我越来越频繁地觉察到，她试图通过过度友好的行为操控我，接着利用她对医生指责的理解对我施压。例如，她认为我应该为她提供一封支持信来更改出生证明的生理性别，事实上这是她的治疗专家作为诊断医生的责任，并且他已经履行到位，可这位患者依旧对我提出同样的要求。
我努力保持专业、注意边界，例如不透露个人信息，不在友谊的伎俩里同流合污，并按照她的专家开的处方为她注射睾酮，直到患者的女友感到可以接手为止。我坚持这一立场，最终患者对我的坚持感到厌烦，无疑是失望和贬低的，选择离开我的私人诊所。
另一位患者是在我其他公共卫生工作中见到的，是位正在转变为女性的男性。我从一位护士那里了解到他的情况，他就诊的诊所和主治医生的情况零散无章，这让我对他阐述的「事实」产生怀疑，出于医生职责我必须核实他说过的每句话。
初次见到他时，他开始表现得像是和我关系亲密的女性朋友一样，仿佛我们两个女孩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一起探险，经历一切。我猜他是目睹了并模仿女性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方式，但他完全误解了我！他在模仿女性行为却没有女性多年生活经验，（如果她们有意的话）能在合适的时机使用这种策略。
当我询问他的医疗史时，他对此感到不安，因为我的问题揭露他主诉的前后不一致（这暗示我他或许有心理问题），他变得愤怒，向前倾身威胁性地逼近我，并给我一个「你这个该死的贱人」的眼神。
所有女人都知道那个眼神。这和我在试点项目诊接待的患者给我的眼神如出一辙，但那时我不知怎么称呼它，或者分辨出它是什么。现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行医经验，我完全知道那是什么了：那是男性给女性的眼神，用来贬低，蔑视和恐吓；那不是女性给女性的眼神（女性会通过其他方式贬低、蔑视和恐吓，通常是被动攻击的傲慢）。
有了多年执业经验，我更加坚定自己的立场，我冷静地一字一句地告诉这位患者，他的愤怒语气和动作让我感到不舒服，如果他无法冷静，这次就诊到此结束。他立刻否认自己的愤怒，但依旧保持那种愤怒的语气和与之相伴的威胁性身体语言，这就是男权策略的一部分。
我坚持立场，重复说他让我感到不舒服。最终他平静下来，我开具了他要的非社会性别治疗相关的处方随即结束面诊。几周后我再见到他，他没再发怒，我不知道是他那天心情变好，还是学会了更好地伪装和控制自己。
这些经历，包括接待更多想要转变为女性的男性患者，也包括目睹几乎所有过渡的患者无不再重复的社会性别刻板行为（他们生理性别对应的社会性别行为会在其假设的性别行为中忽然闪现），并试图通过这些行为操控我，而非公开诚实地讨论自身状况。目睹越来越多进行转变换的男性选择居住在社会和经济条件最差的、心理健康状况不佳的社区的情况，尤其是看到跨性别的男性继续表现出男性攻击行为，使我坚信大多数跨性别患者，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并非所谓的生在错误的身体，而是受到心理健康问题困扰，他们固执地认为这些问题能够通过进入「正确」的身体消除。
在我开始执业那几年，年轻和缺乏经验使我自认为有义务顺从患者的意愿。现在我认为自己辜负了这些患者，作为医生，更重要的责任是对我的患者道出真相。我后悔每一次操作的睾酮注射，每一张续签的雌激素处方，以及每一次在患者的社会性别幻觉中与他们同流合污。我后悔未对同事和患者直言不讳，而是屈从于胁迫，随波逐流不敢质疑。我后悔没有勇气提出心底的疑问，探究社会性别焦虑背后的故事，找到我的患者为什么会一开始就觉得自己有问题的答案。我想告诉女性患者，我们需要她们作为女性，特别是作为女同性恋；我想告诉男性患者，任何程度的医学手段都不会让他们成为女性。女人或能更容易伪装成男人，但只要每个男人内心都有那个「你这个该死的贱人」的眼神，没有男人能够假扮女人。
第一位患者的从容态度在我随后与跨性别患者的相处中显得格外突出。她的从容无疑帮助她顺利通过社会性别焦虑诊所的治疗。她是否真的天性不同，还是因为她相对年轻尚未积累过多的委屈怨恨？在发现那张卡片后我尝试联系她，我想问她是否仍然对性别转换感到感激，是否仍然以她「自我认同」的男人身份幸福生活，是否依然认为自己是个男人。我找不到她，至少用他的名字没能找到她。
转载自 Radfem Repost，2015年8月11日，经许可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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