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出版于1990年《性自由主义者对女权主义的攻击》一书中收录的演讲稿《男权主义反扑的多重面貌》。作者弗洛伦斯·拉什(1918.1.23-2008.12.9)是美国社会工作者、女权主义理论家和活动家，也是第二轮女权主义参与者之一。拉什以在1971年纽约激进女权主义者强奸会议上发表的题为《弗洛伊德式掩盖》关于儿童性虐待和乱伦问题的演讲闻名。拉什认为，弗洛伊德等人将精神病学理论和引诱儿童、性幻想、乱伦和性虐待联系起来，目的是要制造一个压迫女性的政治和心理氛围。拉什致力于反对对妇女儿童性虐待在许多妇女儿童组织担任重要职务。她的著作有《最佳保密者：儿童性虐待》、《弗洛伊德与儿童性虐待》等。
只要让受压迫的女人和你们平等一次，她们就会立刻成为上位者。
—— 老加图，罗马执政官，195 B.C.
第二轮女性解放运动于短暂的二十二年前拉开帷幕。这场运动大部分由左翼女性发起，因为她们失望地发现，她们的男同志们认为比起阶级主义、种族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等「宏大议题」，女性斗争无关紧要。男性无法或不想明白：作为一种生理性别，女性遭受性别歧视、强奸和虐待和她们身处郊区的奢华鸟笼或市中心的平民窟无关。在经历几场激烈交锋后，这些女性开始明白，无论什么政治立场的男性都不会主动放弃男性特权。因此她们决意自行组织行动，女性解放运动激进派应运而生。
当静坐示威、街头戏剧、反战游行，和学生叛乱在保守氛围中消散时，他们的活动也不再受到关注，于是六十末至七十年代初革命者们逐渐抛弃马克思、毛泽东和切·格瓦拉的理论指导，转而追随沃纳·埃尔哈特(EST 创始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和人类潜力运动。他们从追求集体自由转向追求个体精神自由；从主张被压迫者拥有权利到主张纳粹和色情行业从业者的个人权利；从渴望激进变革转向肤浅改造。六十年代的激进派成为七八十年代的自由派，这一转变极大削弱女性运动的成果。
「女性解放」的概念一度家喻户晓，然而同时期出现的「性革命(sexual revolution)」却成为女权主义运动有误导性的同义词。性革命的提出给自由派思想家们带来美好幻觉，即在不剥夺男性性特权遗产的同时允许女权主义存在。他们支持女性有避孕和堕胎权，因为这能确保男性在和女性性接触后不必为意外怀孕负责。他们还能毫无歉疚地将《花花公子》和《阁楼》等色情杂志当作爱女的女权主义刊物阅读，继续将女性当作可用的性玩物。其他想要加入当时引人注目的女性运动的人，决定利用女权主义理念来强化男性利益。例如，仿照「女性特质神秘感」炮制「男性特质神秘感」；女性作为「性对象(sex object)」被用来和男性作为「取得成就的对象(achiever object)」进行对应；僵化的生理性别角色把女性社会化成被动和依赖的，将男性社会化成勇敢、强健、支配和独立的。和女人试图摆脱生理性别角色的束缚一样，男人也想打破男性至上主义的束缚。于是男性解放运动从女性解放运动的肋骨中诞生了。
男性权利运动©thesecuritydistillery
照搬第二轮女权运动组织形式的男性会议和意识提升小组开始成立，宣称男性情感生活被压抑的书籍和文章也陆续发表。成为主人是种负担——男人们开始拒绝继续承担竞争压力，停止扮演强大、成功和有性能力的男性角色。这场男性解放运动的发起人沃伦·法雷尔在《被解放的男人》中写道：「这是一场独一无二的(女性)革命，革命中被压迫者和压迫者相爱并共同养育子女……这使一个人的成长得以从另一个人的成长中获益」(Warren Farrell,1975:p.5)。这句话引起许多女性的共鸣。法雷尔对此进解释道，这些新近出现的敏感的男人开始了解女性困境，并希望通过接纳和整合女权主义原则实现改变和自我成长。
沃伦·法雷尔及其著作《被解放男性》©网络
表面上看，男性解放主义者的呼吁十分具有吸引力；但随着研究深入并结合女权主义斗争经验分析就会发现，男性解放运动实际是一个用来消解我们的运动给男性霸权造成威胁的狡猾策略。男性解放主义者们忽略了这个事实：无论女性怎样努力，她们和「女权男(feminist men)」的关系都被投机地滥用在工作场所、家庭生活、家庭成员和床上。这种疏忽是将女性解放运动错误理解为对男性利好的逻辑结果。
法雷尔说的变化是什么？法雷尔及其追随者未能注意到的是，职业女性一直以来都在分担养家责任，而在当今标准的双收入家庭中，她们分担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男性解放主义者们忽视一个事实，即男性一直都在利用女性的收入和劳动力，因为这对他们的自身安全同样重要；男性一直以来比女性更需要控制经济依赖还或经济独立的另一半；男性很少花时间陪伴子女，很少履行支付赡养费和抚养费的义务；并且居于支配地位的男性更经常在性和其他方面羞辱和拒绝女性。
法雷尔提出的运动纲领，在伯克利男性中心宣言(Berkeley Men’s Center Manifesto)中进一步得到实现。这份宣言提出，「人类解放」是唯一终极目标，因为「所有解放运动都同样重要，在压迫中不存在等级之分」(Joseph Pleck & Jack Sawyer,1974:p.174)。显然，这些男性对女性运动的内容一无所知。但凡他们费心了解就会知道，加入女性解放运动的女性从未试图用奖励诱惑男性加入，更不会为争取男性支持而向男性妥协。如果他们肯去研究性别歧视的历史就会知道，男性和女性之间始终存在压迫的等级结构，即便是最受压迫、最被奴役的男性，也始终让女性处于从属地位。
一旦你习惯了特权，平等对你而言就像是压迫。——富兰克林·莱纳德
男性解放运动毫无历史依据，因为男性，作为一个生理性别，在古老的父权制意识形态中从未受到过压迫，时至今日这种意识形态依旧控制着我们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因此，男性解放主义者制定自己的议程，是要确保他们能继续以女性从属地位为代价享受自身优势地位。至于解放全人类的目标——与其说是互利联盟，不如说是收编——只是在削钝性别歧视政治的锋芒，使其看起来毫无威胁且无效。他们的政治纲领只是进一步强化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现状。当女性对他们的纲领不买账、不把他们视为我们的恩人，也不允许他们依靠我们的运动捞取好处时，男性解放主义者没有体面退让，反而变得更愤怒、更无耻。
法雷尔热衷实现男女团结，他是全国妇女组织的积极成员，曾三次担任纽约市全国妇女组织(NOW-NYC)董事会成员。但他心中不满的种子以及即将到来的反击已经悄然种下。当他在女性运动中徘徊时，他发现……
『意识提升活动帮助女性从处于屈从地位的安全感中脱身，并为她们提供自我安全感。这无疑造成不安全感真空。在这段缺乏安全感的时期，我曾察觉到一些女性试图贬低男性，甚至超出合理程度……而通过这样做，她们是在建立自己的力量。』
——Warren Farrell, 1975:p.223
我还未来得及拜读法雷尔的新书《男人为何如此(Why Men Are The Way They Are)》，但他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社会性别：著名作家警告反向性别歧视(Gender: A Noted Author Warns of Reverse Sexism)》足以总结他的立场。法雷尔在文章中问道：「为什么越是主张独立的女性杂志对男性的攻击就越强？」通过电影《致命吸引力(Fatal Attraction)》，他发现，
『数百万女性观众对格伦·克洛斯试图杀死那个只想和她发生性关系但不愿为她离开家庭的已婚男人产生共鸣。这与让数百万影迷为查尔斯·布朗森杀死抢劫者而喝彩的《死亡愿望(Death Wish)》如出一辙……这种「新性别歧视 (new sexism) 」就是新的死亡愿望。』
——Warren Farrell, 1987
法雷尔重申他对「感情受伤」的男性的关切，并补充道，女性的性拒绝迫使他们「将女性当作性对象」，从而转向色情制品，因为色情制品「为男性提性接触女性且不会遭拒的途径」。法雷尔还参与对谢尔·海特的《女性和爱(Women and Love)》一书的多轮攻击。攻击理由是，海特在书中指出女性对生活中的男性普遍感到不满，「却对女性对男性的虐待闭口不谈」。简而言之，死缠烂打的女性对男性动了杀心；女性迫使男性用色情制品满足性接触的渴望；女性在自己发行的刊物中贬低男性，并拒绝承认女性在虐待男性，女性是反向性别歧视的罪魁祸首。
法雷尔发现的「新性别歧视」和雨后春笋般出现的「男性权利」团体发起的更广泛的反女性攻击不谋而合。国家男性组织的领导者西德尼·希勒每月都在其《花花公子》 的「男性权利」专栏中发表反向性别歧视的观点。他认为，在婚姻和子女抚养争议中存在对男性的歧视。他坚持认为，在性骚扰、强奸和性侵儿童案件中，男性是心怀不满的女性诬告的受害者，而女性为争取同工同酬发起的斗争，以及她们的平权行动项目，实则剥夺男性的就业机会和生计。反向性别歧视被理解为：不仅是个别女性，连同我们的制度、司法体系以及为保护女性公民权利而艰难争取的有限立法，都在歧视和压迫男性。法雷尔一家和西勒一家如今经常出现在纸媒和电子媒体上，他们的厌女反向性别歧视被呈现为一种合法的、真正的抗议行为。
大约两年前，我收到男性强奸幸存委员会的成立通知。其成立目的是提高公众对男性强奸问题的认识。通知中指出，男性被强奸比人们想象的要普遍得多，并引用的统计数据表明，纽约市四分之一或更多的强奸受害者是男性。该委员会希望不被单一社会性别(gender)主导。这似乎是在邀请女性加入，因为强奸问题关系到男性和女性。委员会声明的目标是推动「社会性别中立」的侵犯法案。
这个团体究竟在寻求法律的平等保护，还是在告诉我们，因为女性也会强奸男性，所以男性强奸不是性别歧视问题？当然，我们知道，他们也知道，现实中是同性恋和异性恋男性，而非女性，在强奸男性。然而，这一事实并不会让男性强奸变成社会性别中立的行为。男性强奸其他男性，是因为他们在异性恋的支配和从属模式下将受害者女性化。当男人用对待女人的方式对待其他男性，对他们进行羞辱和侮辱时，男性强奸确实植根于性别歧视。如果男同性恋者能够理解这一点，他们无疑会和女权主义者产生共鸣；但由于许多男同性恋者选择异性恋模式作为其性表达偏好，他们的问题几乎不可能是社会性别中立的。社会性别中立的核心理念，即男女两性同样受到压迫，任何试图追究男性和男权制度对侵害女性的责任的努力，都不再被视为主流和可接受的。
社会性别中立已然成为一种试图证明「女性在男性被指控的罪行上同样有罪」的有效工具。专家和学者告诉我们，女性会强奸和威胁儿童，殴打和和性骚扰男性，同时她们还是色情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男性将女性性物化，女性也有男脱衣舞者，《花花女郎(Playgirl)》杂志(实际主要消费群体为男同性恋者)，以及健美男模和英俊小伙。如果有人因此得出结论，认为只有女性困顿于对青春的痴迷，那么该死的，男性同样也在进行面部拉皮和腹部整形，用抗衰配方和化妆品、节食、甚至患上厌食症。
《花花女郎》杂志©PLAYGIRL
确实，只有极少数女性会性侵儿童或性骚扰男性，但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如果施害者都是女性，那么性侵问题几乎不会存在。如果色情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仅限女性，那么产业讲很快破产。如果男性是唯一支持整形外科和化妆品产业的人，这两个行业也会迅速倒闭。至于偶尔跳出的新词「肌肉男模(beefcake)」和「英俊小伙(hunk)」，把女性定义为「荡妇(cunt)」「性器(a piece of ass)」和「妓女(whore)」的文化从圣经时代延续至今。现行的《韦氏大学词典》仍将「男人」定义为人类、丈夫、情人、主人，而「女人」则是妻子、累赘、荡妇、女佣，情妇和姘头。女性持续被作为低等性对象对待，绝非社会性别中立。
后女权主义时代人们普遍深信不疑的谬见是，女性已全然实现她们的理想目标。我们被告知，女性现在能和男性在地位、权力和物质回报上平等竞争，曾经压迫她们全面发展的条件已不复存在。我不打算一一列出那些仍然存在、阻碍女性获得平等地位并继续压制女性全面发展的现状。不过，我们可以推测，如果女性没有利用现在向她们开放的选择和机会，那就是她们自己的错。这种假设已经成为流行心理学、人类潜能运动、个人和团体治疗项目，和女性为女性撰写的女性「自助」类自我提升书籍争相探讨的主题。
这些自助书籍是畅销书中的佼佼者。它们打着提高女性自主性的幌子，实际属于「都是你的错」范畴，并成功地让我们相信女性的不足是女性受压迫的原因。这类书籍的作者们自称是女权主义者和共同受苦的姐妹，她们发现，随着「婚姻紧缩」期到来，女性不满的根源在于她们无法找到并留住男性。她们认为，尽管我们的男性沙文主义文化确实造就了一些非常糟糕的男人，但一个情感健康的女性仍然可以在既定男性标准的范围内作出调整。任何试图通过外部或社会措施来缓解她们的痛苦的尝试都是徒劳的。她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挖掘并摒弃神经质的自我毁灭倾向。
撰写这类书籍的女性通常是治疗师，她们将男性沙文主义的制度问题缩小到一个已经自我怀疑的女性能够应付的范围。我家附近的书店里有无数书籍告诉女性她们的问题在哪，以及如何克服阻止她们找到并留住伴侣的情感障碍。过去十年间《灰姑娘情结》塑造恐惧独立的女性，她们因过于依赖而令男性望而却步。《她聪明过头了》刻画过度独立的职业女性，她们因优越错觉而挑剔苛刻，难以找到合适的男性。而《太爱多的女人》则提到沉迷爱情、有受虐倾向的女性，她们自虐式地和虐待她们的男性纠缠不休。这些书籍和其众多姊妹篇，如《恨女人的男人和爱他们的女人》、《如何在别人之前与丈夫偷情》、《如何嫁给你心仪的男性》、《男人爱的女人，男人离开的女人》，都忽视了一个事实：当下女性面临的根本问题并非缺乏男性伴侣，而是长期存在的男权社会制度普遍将单身女性置于贫困中，再将其污名化为社会和经济负担。专栏作家艾伦·古德曼恰如其分地指出：
『我担忧那些提供心理「辅导」专业人士，他们将每个公共问题都洗成私人问题。我也担忧那些不断把每一种社会疾病都甩干到看起来像情绪疾病的普通人。我同样担忧我们其余的人，把每一种恐惧都扭曲为恐惧症。』
—— Ellen Goodman, 1981:p.13
最近同类著作中最典型的是托尼·格兰特博士的《做一个女人》，副标题是「实现你的女性特质并找到爱情」。托尼·格兰特博士是位临床心理学家，她将问题的根源从女性心理直接指向女权运动的有害影响，用她的话说是「女性解放运动的巨大谎言」。这些巨大的谎言是什么呢？她认为，事业女性能「兼顾事业和家庭」、「成就和教育」有优势，以及女性「未发挥的潜能」这类「宏大」理念都是有价值的。在格兰特的世界里，这些神话打造了一群误入歧途的、以贬低和支配男性为乐的「亚马逊女战士」。她进一步指出，女性力量必须由母亲、圣母，和交际花这三种原型的特质调和而成。母亲的特质是关爱和养育，圣母的特质是美德和道德，而交际花特质在于性吸引力。她建议，「女性只有将所有这些特质融入进自身个性中，才能体验到作为完整的女性的感受」。然而，对于男性来说，他们原本的样子就已经很好，因此有资格在和女性的关系中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父权制和自由女权主义的对比 ©Medium
在我看来，任何接受这种双重标准，并试图将这些相互矛盾的特质整合于一身的女性，最终都会成为性格极度失衡、支离破碎、割裂，精神分裂的人格。如果说之前提到的自我提升类书籍，其进化轨迹是让女人从「被束缚在家庭和生育角色中」到让女性 「神经质和痛苦」。那么托尼·格兰特的《做一个女人》无疑是最具毒性和恶意的，它试图将我们拉回屈从地位并接受社会强加的劣势的黑暗时代。
右翼势力对女性运动的报复既非偶然，也不令人惊讶。它是把女性当作下等人的传统的延续，也是不断宣称女性的从属地位是由上帝和生物学决定的结果。这是一种毫不掩饰的厌女情结，显而易见，也在意料之中，我们有能力对其进行反击。而自由主义者的反应，表面以朋友身份提供支持，实则具有欺骗性、报复手段更隐蔽阴险，给我们的运动造成极大伤害。例如，许多女性很难拒绝和一个富有同情心、承诺平等相待的男性建立关系的承诺；还有一些女性或许被「男性同样受生理性别角色束缚」的可能性打动；甚至有人开始相信，男性和女性在侵犯和受害上是平等的。
在所谓的后女权主义时代，机会平等的谬见对年轻女性尤为有害，她们被误导相信自己生于自由社会，并在现实中遭遇性别偏见时主动将责任归咎于自己。此外，我们每天都被各种媒体信息淹没，从脱口秀演员、记者、广告商、主流心理学家到社会学家，他们都把女权主义当作一时的潮流而忽视。然而，我们依然存在，我们依旧坚持。
但是在这个国家的各个城市中，在强奸、乱伦、儿童性虐待和家暴受害者中心都能找到的女权主义者的活动据点。女性们组织起来，处理避孕、堕胎、未成年怀孕、儿童照护、性教育、色情制品、媒体、立法、女性贫困和女性健康等问题。她们反抗针对女同性恋和女性运动员的歧视；她们在工作场所、法庭、监狱、学校和大学中进行斗争。仅仅因为媒体大肆宣传男权反扑的意识形态，不意味着我们已被打败；仅仅因为他们选择忽视女权主义活动，也不意味着我们已经被抹除。我们需要从防御性反应角度来解释这场反扑，它是针对女性力量和决心的反应。同时，我们需要一个更积极的定义来确认我们未被击败的存在。
根据《罗杰特同义词词典》，反扑(backlash)的同义词包括 「对抗(counteraction)」和 「反冲(recoil)」。对抗的部分的替代用法，包括对立行动和反应、反感、对抗、防御、抵消、压制和镇压。反冲的同义词是指因厌恶而反弹，收缩和畏缩，同时也列有反扑和报复(Robert Dutch,1962)。
冯克和瓦格纳的《现代同义词指南》指出，「反冲」意味着 「主体已经尽可能长时间地顺从某种形势或状况，但在……愤怒中停止，踩下刹车」(S. Hayakawa,1968:p.152)。没错：主体(男性解放主义者)在面对女性运动时，曾尽量顺从，但当坚定的女权主义者不配合主体(男性解放主义者)削弱我们运动成果的计划时，主体(男性解放主义者)愤怒地停下。《兰登书屋英语词典》表示，反冲意味着「因力量和冲击而飞回」(Jess Stern and Lawrence Urdang,1973)。没错，毫不妥协的女性触发了男性解放主义者对女性运动坚定力量和冲击的猛烈反击。
那么，为什么不结合这些用法来形成属于我们自己的定义呢？例如：
(a) 自由派反扑：试图抵消女性激进团体或运动的力量和影响失败后产生的敌对性反作用；
(b) 反应：当女权主义者拒绝将男性解放主义者作为盟友时，他们不会退却反而公开报复；
(c) 行动：男性解放主义者试图削弱女性对激进变革要求失败后，对女性运动进行的激烈反扑。
女性运动的生存建立在数百年来女性的周期性反抗的基础之上。前辈坚持不懈地追求解放，为我们提供了历史、作为完整人的身份认同，以及对消除偏见的未来的希冀。我们的历史、身份和希望，将我们巩固为一股前赴后继的战斗力量。男权反扑的多种面貌证实了一个事实，女权主义并未消亡，不容忽视，具有实际效力，持续产生影响，并且无论以何种方式，它终将胜利。
发表回复